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89年自字第8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8月15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自字第八七號
自訴人連大立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連林錦碧 住同右代理人 林玉蘭
梁美莉 李秀慧 被告 苑瀚陽 右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苑瀚陽無罪。
理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查被告苑瀚陽係前台北市○○路○○○號五樓「春盛商行」之實際負責人（登記名義負責人係其父 苑林 ），民國（下同）八十八年六月間，被告明知所實際經營之春盛商行，業已瀕臨倒閉，且先前與自訴人間毫無任何業務往來，惟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概括犯意，以春盛商行為幌，自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起至同年七月十日止，連續向自訴人詐購洋酒等多批，價款合計新台幣（下同）二十四萬六千三百四十元，自訴人欲向被告收款時，被告竟避不見面，迄未給付分文，顯見被告於購貨之初，即係惡意詐騙，致使自訴人遭受重大損失，因認被告涉有詐欺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事實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序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
三、訊據被告苑瀚陽堅決否認有前揭被訴詐欺犯行，辯稱：伊不是老闆，股東是何先生、 宋忠孝 。宋忠孝說他要當負責人，伊只拿出六十萬資金，設立時只有伊出資，所以用伊父親作負責人，集資後，七月份宋忠孝變更為負責人，宋忠孝才是該商行之實際負責經營之人，自訴人所謂之貨物並非伊所訂購，應是宋忠孝所訂購的，因為他與自訴人間有認識等語。本件自訴人所以認為被告涉有詐欺罪嫌，無非係因春盛商行之名義負責人苑林為被告之父，而在自訴人自訴苑林詐欺一案（即本院八十八年自字第九四六號案件）中，被告出庭證稱春盛商行為其所經營為主要依據。經查，自訴人聲請本院傳訊證人 樊振文 （即自訴人之業務人員，負責經銷事務）到庭作證，惟證人屢傳不到，嗣經本院調閱本院八十八年自字九四六號案卷，該證人樊振文曾於該案到庭作證：「（問：是否將煙酒送去春盛商行？）有，當時苑林、苑瀚陽都在場，以後都是電話連絡。」（見該案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訊問筆錄記載），既然以電話聯絡，是否確為被告親自向自訴人訂購貨品，並非無疑，此其一也。又查，本件自訴人提出之證物即銷售單十七紙，其上之客戶簽收處不是「 林正昇 」就是「 楊國勝 」所簽收，被告從未在銷售單上簽收，是被告辯稱並無收受自訴人貨品一節，尚非不足採，此其二也。再查，自訴人自稱與春盛商行間毫無業務往來，與被告亦不熟識，在無任何人保、物保之情形下，自訴人竟同意以月結方式給付價款，亦違常情，是被告辯稱應是與自訴人熟識之人向自訴人訂購貨品一節，尚非無據。綜上所述，以現有之證據顯示，尚不得確切證明被告有向自訴人詐欺酒品之犯行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詐欺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六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業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爰依前揭條文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零六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七庭
法官陶亞琴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陳圓圓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