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88年上易字第538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1月13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五三八六號
上訴人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選任辯護人陳文元律師
林美倫律師右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二三三○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二九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甲○○與綽號「陳經理」及另一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概括之犯意，自民國（下同）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起，先以「水牛城俱樂部」為名，於報上刊登應徵男伴遊之廣告，並以(00)00000000作為聯絡電話，繼之假藉錄取須先繳交新台幣（下同）二萬元為由，連續詐騙前來求職之被害人 陳培鋒 、乙○○，使之陷於錯誤而在台北市世貿中心等處交付一萬五千元等財物，嗣於同年月十六日二十時許，甲○○著手向陳培鋒、乙○○騙取陳培鋒之機車典當時，經陳培鋒、乙○○報警後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罪嫌。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告訴人指訴被告詐欺，被告既經由中國時報刊登「水牛城俱樂部」之徵人廣告，而至自稱「陳經理」人處工作，必應對工作性質有所了解，八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當天，被告稱受「陳經理」指示前往臺北市○○○路、南京東路口麥當勞速食店前向告訴人等收取押金，惟告訴人等無錢給付，被告又聯絡「陳經理」後，仍堅向告訴人收取，實難謂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本件詐欺之事實，共犯「陳經理」，其若到案陳述，始為被告甲○○是否涉有詐欺罪嫌之最重要關鍵，原審也未 傳訊渠 等到案訊明，有無以上述詐欺主謀透過被告詐財，被告若與上述主謀不熟，何以願意代收告訴人之押金交付上述主謀？是原審認定事實容有未洽云云。
三、惟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欲帶被害人陳培鋒、乙○○前往板橋典當機車，惟堅詞否認有詐欺之犯行，仍辯稱：其係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因見中國時報刊登「水牛城俱樂部」之徵人廣告，才打電話向自稱「陳經理」之人應徵工作，於電話中「陳經理」非但未安排面談，且旋即允諾其擔任經理助理一職，職務係帶男伴遊去見女客人，每次事成後可收交易費之十分之一作為報酬，有事則藉呼叫器聯絡，同年月十六日所以出面要求被害人典當機車，係「陳經理」以呼叫器聯絡其前往台北市○○○路、南京東路口麥當勞速食店前，向被害人收取積欠「水牛城俱樂部」之押金，其基於受僱員工之立場不疑有他，才依指示行事，自始至終其未曾與「陳經理」謀面，亦從未至「水牛城俱樂部」，更不知「水牛城俱樂部」係詐欺集團等語。
四、經查：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再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二六０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二)檢察官雖認本件告訴人指訴被告詐欺，被告既經由中國時報刊登「水牛城俱樂部」之徵人廣告，而至自稱「陳經理」人處工作，必應對工作性質有所了解，八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當天，被告稱受「陳經理」指示前往臺北市○○○路、南京東路口麥當勞速食店前向告訴人等收取押金，惟告訴人等無錢給付，被告又聯絡「陳經理」後，仍堅向告訴人收取，實難謂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云云。然查以上陳述，無非推測之詞，況查，本件被害人陳培鋒、乙○○於警訊時均曾供稱：「在被告甲○○遭警察逮捕之前，伊等二人即曾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打電話向「水牛城俱樂部」應徵男伴遊一職，電話係由自稱「陳經理」之人接聽，翌日晚上「陳經理」則主動以電話向伊等二人佯稱：工作期間因需使用公司車輛，故需先付押金二萬元，但由於伊等二人表示身上並無那麼多錢，經討價還價後，才降價為一萬五千元，並約定至台北市○○○路、南京東路口麥當勞速食店前碰面，繳付上開款項（陳培鋒五千元、乙○○一萬元），當日向伊二人接洽及收受錢財之人並非甲○○」等語（見偵查卷第七至第十頁）。另陳培鋒於檢察官偵訊時又稱：「伊與被告前後共見過二次面，第一次係於同年月十五日，由伊主動打電話予「陳經理」，約定在上開地點，與被告見面，被告見到伊後，即先打電話給「陳經理」，接通後旋將電話交與伊，由伊直接與「陳經理」對話，「陳經理」於電話中要求伊典當機車，嗣再由被告接聽，掛斷電話後，被告便提出要前往板橋當車之要求，因伊不同意，被告便離去；第二次即同年月十六日，亦由伊主動打電話予「陳經理」，「陳經理」以相同手法約定在上開地點，與被告見面，被告至上開地點，即遭警察逮捕」等語（見偵查卷第二十七至第二十九頁）。由上面陳培鋒、乙○○二人所陳述之內容觀之，於八十八年一月十四日向被害人陳培鋒、乙○○二人訛稱需先付押金二萬元之人，係「水牛城俱樂部」內自稱「陳經理」之人，而於同日向被害人陳培鋒、乙○○分別收取五千元、一萬元者，係另一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而非被告至明。被告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五、十六日所出現之行為僅有與陳培鋒見面後，再打電話予「陳經理」、接通電話後由「陳經理」與陳培鋒親自洽談，及受「陳經理」指示欲帶陳培鋒至板橋典當機車，則被告顯係傳遞「陳經理」之指令而奉命行事而已。檢察官上述指摘，尚非可採。
(三)至於證人即當場查獲之警員 紀晉祺 雖曾於檢察官偵訊時到庭證述：被害人報案後，伊隨即趕到台北市○○○路、南京東路口麥當勞速食店前逮捕被告等語（見偵查卷第三十三頁背面），然此充其量僅足以證明被告確曾出面與被害人接洽，尚難憑此遽認被告在與被害人接觸斯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依此推論，被告所辯：其完全係依「陳經理」之指示行事等情，與常情不悖，堪可採信。
(四)至檢察官上訴雖以共犯「陳經理」，其若到案陳述，始為被告甲○○是否涉有詐欺罪嫌之最重要關鍵，原審未傳訊渠等到案訊明，被告有無以上述詐欺主謀透過被告詐財，且被告若與上述主謀不熟，何以願意代收告訴人之押金交付上述主謀云云，指摘原判未洽。惟查，所謂「陳經理」，卷內並無其年籍資料，檢察官亦未傳訊，則原審因無從傳訊而未傳訊到案訊明，並無何不妥，而被害人陳培鋒、乙○○二人，原審多次傳訊到案訊明亦未到案，況案重初供，原判決以陳培鋒、乙○○二人之警訊、偵查中供述，為判斷依據，要無不當，檢察官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允當而不可採。
(五)既然被告完全係依「陳經理」之指示行事，則對上開違法之犯罪事實自毫無所悉，其主觀上即無詐欺之犯意及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參以倘被告真屬「水牛城俱樂部」詐欺集團之成員，而與「陳經理」等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徵之經驗法則，其焉有不於出面與被害人接洽時，竭盡所能慫恿被害人交付財物，甚或於被害人拒絕典當機車時，進而遊說或誑騙被害人就計之理？況被告於同年月十五日被害人不從當車之要求離去後，隔日又於同一地點與被害人碰面，苟被告真與「陳經理」等人共犯本案，應早有戒心，當無輕易再度現身、不加掩蔽、自曝犯行，而甘冒遭警逮獲之理。從而，本案應係自稱「陳經理」之男子，藉被告與被害人互不認識，且彼此皆有好逸惡勞之心態，在幕後以電話操控二方行為，而遂行詐財之目的，被告僅係遭犯罪集團利用之犯罪工具。是被告所辯上開各情，應非虛言，堪以採信。此外，原審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甲○○犯罪，予以諭知無罪之判決，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猶執陳詞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英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李文成
法官周盈文法官官有明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顧哲瑜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