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37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93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2月14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九三七號上訴人甲○○選任辯護人 王錦昌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更㈠字第一○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七九五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行為時牽連犯從一重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甲○○以共同連續行使偽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罪刑，係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共犯 張宗貴 、 謝惠文 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 林添加 、 涂琇莉 、 賴秀珠 、 張桂禎 、 王國清 、 吳得田 、 張再忠 等人之證供，以及扣案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一至八、十至十四等證（文）件、真正之「Ｙ五─二六○七號汽車行車執照、新領牌照登記書、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Ｙ二─五二○三號汽車行車執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新領牌照登記書、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王國清國民身分證」、贓物認領保管單、查獲車輛照片、原審勘驗筆錄（扣案偽造之「王國清」身分證，其上貼有張宗貴照片，並有「內政部印」字樣之公印文、上有「省政府」字樣冒充政府機關之圓形鋼印公印文、背面載有「、３選」字樣之戳記各一枚；扣案偽造之「張桂禎」身分證，其上貼有謝惠文之照片，並有「內政部印」字樣之公印文、上有「省政府」字樣冒充政府機關之圓形鋼印公印文、背面載有「、３選」字樣之戳記各一枚）、彰化縣彰化市戶政事務所及彰化縣田中鎮戶政事務所函（證明扣案之「王國清」、「張桂禎」身分證上記載之資料，與戶政事務所登錄之戶政資料不符）、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刑鑑字第○九五○一一二八六五號鑑定書（扣案二張身分證上之「內政部印」，經鑑定均屬偽造）等證據資料而為論斷，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而以上訴人所辯：不知證件係為造、未去當舖及分到錢云云，及證人張宗貴、謝惠文事後翻異前供，係卸責、迴護之詞，如何不足採信，於理由內依其調查所得之證據，詳加指駁綦詳。並說明：（一）依張宗貴、謝惠文之供述，謝惠文所以參與本件犯行，是由與年籍、姓名不詳之成年男子「 阿文 」熟識之上訴人所安排，並於先期作業由上訴人將謝惠文之照片交付「阿文」以偽造身分證，復於典當前載同謝惠文南下與張宗貴及「阿文」會合住進旅館，並於典當車輛當日由張宗貴、謝惠文負責出面典當，上訴人則與「阿文」在當鋪附近等候接應，事成後，四人搭乘接應車輛回旅館分取贓款等情，暨綜合上訴人供認知悉典當之二部車輛係贓車、第二部車輛資料係偽造，以及典當之前，張宗貴、謝惠文在背誦身分證號碼，然後由張宗貴、謝惠文進入當舖，上訴人與「阿文」在車上等候等語。足見上訴人就本案犯行之各個階段均有參與。而上訴人與張宗貴並無仇恨；謝惠文於案發時與上訴人係男女朋友，均據渠等供認屬實。依此，張宗貴、謝惠文當無故為攀誣構陷之理，渠等先前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供述，應無不實。（二）上開「圓形鋼印」印文、「、３選」印文，因無同時期、同梯次發證之樣張可供比對，因而難以鑑定認定其真偽，此固據上揭鑑定書載明。但依該「圓形鋼印」載有「省政府」字樣，而省政府並非身分證之發證單位，其印文顯非發證單位之鋼印，足認該鋼印係屬偽造；又上訴人與張宗貴、謝惠文係於八十九年十月初，始將照片交付「阿文」用以偽造上開身分證，其身分證上之資料均屬虛構杜撰，並蓋用偽造之「內政部印」，可見該等身分證係在交付照片後，始偽造完成；而偽造之身分證上所蓋之「、３選」戳記，係用以表示已參與投票用意之證明，亦見上訴人及其共犯在八十九年十月初交付照片前，尚無可能有人持該身分證參與投票，亦即並無可能係有權機關蓋用真正之戳記，堪認該「、３選」戳記同屬偽造。（三）偽造之「賴秀珠」身分證，其上貼有謝惠文照片。雖其身分證正本未扣案，惟經警起自留存於吳得田處之影本，其正、背面分別有「內政部印」公印文、載有「、３選」字樣戳記各一枚；該影本正面照片部分因影印顏色較深，固無從清晰辨別偽造之身分證正本上是否有圓形鋼印公印文，然衡以張宗貴、謝惠文均供稱上開偽造之身分證均係交由「阿文」偽造等語，可徵「賴秀珠」身分證亦係經同一手法偽造。且偽造之「賴秀珠」身分證正本，經謝惠文出示與金寶當舖負責人吳得田觀覽後，並未查覺有異，此據證人吳得田證述在卷。是附表編號九偽造之「賴秀珠」身分證正本，其上應亦有偽造之「內政部印」、上開圓形鋼印公印文、「、３選」戳記，至堪認定。又附表編號一至八、十所示證件，均無塗改痕跡，應非以真正證件加以變造，堪認附表編號一至十所示證件均係偽造無訛等情。核其論述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均無違誤。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關於偽造公印文、偽造準公文書、行使偽造公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意旨略稱：（一）原審九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準備程序筆錄記載：受命法官當庭勘驗扣案之「王國清」、「張桂禎」身分證，並記載其勘驗結果等語。然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規定，得實施勘驗者為「法院」，受命法官並無得於準備程序為勘驗之權限，其所踐行之勘驗程序自屬違法。（二）上訴人為謝惠文男友，僅以車輛搭載謝女因而參與本案，情節最輕，素行良好，無如張宗貴前科累累，乃竟與之同樣科刑一年六月，明顯過重，原判決未說明理由，自屬違背法令。（三）原判決認定附表編號八、九、十之身分證係由「阿文」所偽造、再交由張宗貴、謝惠文持以行使，上訴人既非行使之人，亦不知偽造之事，是犯意聯絡應僅止於身分證之特種文書，就公印文及準公文書之偽造及行使，已超出上訴人之犯意聯絡範圍。原判決論處上訴人共犯偽造公印文、準公文書等罪，自有違誤。（四）原判決認定附表一、二、三之文件係「阿文」所偽造，並交由張宗貴、謝惠文行使，就偽造部分，上訴人及張宗貴、謝惠文與「阿文」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無證據可認上訴人必知悉該等偽造證件之存在，或對該等證件之偽造行使有認識，原判決遽行判決，有調查未盡之違法。（五）原判決事實欄記載「阿文」將附表編號一至三偽造文件，連同編號八、九之身分證交由張宗貴、謝惠文……由其進入當舖出示該證件典當贓車，上訴人及「阿文」在外等候接應等情。如果無訛，則上訴人是否有接觸或看過上述文書？張宗貴、謝惠文背誦車籍、身分資料，與上訴人是否知悉該文書係屬偽造，究有何關連？原判決未調查釐清，有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六）原判決並無證據，亦無理由說明，逕謂張宗貴、謝惠文將典當得款交付予「阿文」及上訴人，又認分款於張、謝二人後，餘款由上訴人及「阿文」共同取得，亦有理由不備。（七）原判決認偽造之「賴秀珠」身分證雖未扣案，惟有自吳得田處影印其留存之影本一件，衡以張宗貴、謝惠文供稱均係交由「阿文」偽造，可見此亦係經同一手法偽造，該身分證上亦應有偽造之「內政部印」、圓形鋼印公印文、「、３選」戳記，顯有比附援引、臆測之失，其證據理由不備。（八）謝惠文於附表編號十一、十二、十四之典當借據、收據上各偽造「賴秀珠」之署押，張宗貴於編號十三當票上偽造「王國清」署押，皆屬超出上訴人共同犯意聯絡之範圍，原判決逕認上訴人與之有此犯意聯絡，尚嫌理由不備。（九）本件究係先偽造好身分證，始有失竊車輛，而後才有偽造失竊車輛之證件資料；或應先有失竊車輛，而後才偽造失竊車輛之證件資料，後再偽造與「所欲持以典當車輛之偽造來源證件相符」之身分證，及上訴人如何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如何知道係偽造，原審未予以調查或說明，為理由不備。（十）偽造之「王國清」、「張桂禎」身分證上之圓形鋼印，經刑事警察局鑑定既未發現「省政府」字樣，何以印文內有「省政府」字樣，原判決未予說明，有理由不備等語。惟查：（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憑其感官知覺之運用，觀察現時存在之物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狀，就其接觸觀察所得，而依其心意，藉以發見證據，而為判斷犯罪情形之調查證據方法。在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下，證據調查已為整個審判之核心，關於證人、鑑定人或通譯之證據調查，除有法定例外之情形，應留待審判程序中再行為之，以落實直接審理原則，並強化法庭活動。從而，行合議審判之案件，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即不再從事實質之證據調查。惟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之「調取或命提出證據」、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之「命為鑑定及通譯」、第二百七十七條之「為搜索、扣押及勘驗」、第二百七十八條之「就必要之事項，請求該管機關報告」等關於調查證據之規定，常有助於審判之進行，且有其必要。因此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一項乃規定亦為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得處理之事項。原審依此規定，於準備程序期日由受命法官實施勘驗扣案之「王國清」、「張桂禎」身分證，所踐行之訴訟程序，並無不合。（二）量刑輕重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本件原判決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非濫用其權限，不容任意指摘，而執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指原判決量刑過重，自非合法。（三）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原判決已調查相關事證，說明上訴人除偽造車牌、印章（張桂禎）、偽造附表編號一至七等證件部分，未與「阿文」有犯意聯絡外、其餘就本案各階段犯行均有參與，應負共同正犯之理由。乃原審取捨證據及證據證明力判斷之合法行使，並不悖乎一般經驗法則，要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情形。而扣案之身分證，其中謝惠文之照片既係上訴人持交「阿文」以偽造，其上所偽造之公印文等，自亦在上訴人認識範圍之內。至於究係由「阿文」先偽造上開證件，再與上訴人及謝惠文、張宗貴等人偽造身分證，抑或渠等先偽造身分證，再由「阿文」偽造證件，均無礙於原判決所載犯罪事實之認定。上訴意旨（三）至（十）係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徒憑己意為爭辯，或任意指摘，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關於上開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對於上開重罪部分所提起之第三審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輕罪即收受贓物、詐欺取財、偽造署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部分，自無從併予實體上審判，亦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呂潮澤
法官吳昆仁法官孫增同法官趙文淵法官吳燦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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