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89年自緝字第51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12月12日
裁判案由：詐欺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自緝字第五一四號
自訴人甲○○被告乙○○右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本件自訴意旨略稱：被告乙○○明知其已無付款能力，竟於民國（下同）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起至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止，分四次向自訴人借款計達新台幣（下同）九十萬三千元，並交付由其母 吳秀蓮 （被訴詐欺部分業經本案裁定駁回確定）任負責人之艾普登工業有限公司（下簡稱艾普登公司）所有支票四張，供自訴人向第三人借款後轉借現金與乙○○，嗣後其中一紙面額二十萬元支票遭退票，乙○○另開立本票交付自訴人，但屆期提示均未兌現，因認被告涉犯刑法詐欺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自訴案件亦在準用之列，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又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抑或被害人根本未有實際上財物之交付，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六○號判例參照。
三、本件自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詐欺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交付以為調現之支票、本票屆期提示均未獲兌現，且迄未出面解決等節為其論據，並提出支票、本票及匯款單據等件為證，然訊據被告則堅詞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自訴人為伊公司業務之下包，自八十六年起伊即與自訴人有業務上往來，屢請其幫忙調現（首次調現為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面額十萬元），均用艾普登公司所有支票，因為公司實際負責人為伊，並非伊母親，且曾有伊持艾普登公司所有支票委託自訴人向他人調現後，由伊與自訴人共同使用所調得現款，況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與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伊亦曾分別支付自訴人七萬元及十二萬九千元貨款，伊實非有意詐欺，僅係無力還款等詞，並提出存摺影本一份、現金支出傳票二份為證。經查，自訴人對於被告所述先前曾有持票委託伊調現等情均不爭執，且陳稱：八十七年底或八十八年初，被告即持艾普登公司所有支票委託伊調現約三、四次，每次面額各為十五萬元、二十萬元左右，事後均有兌現，他均告稱因為公司需進貨物，但工程款尚未進來，要趕三點半，所以向伊借款，都是被告到工地來，伊向人借得款項後，被告再用機車載伊前往匯款或領取現款等情，且對於八十七年底、八十八年中曾前往領取被告貨款七萬元、十二萬九千元，及所自訴被告詐欺之其中一紙發票日為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面額二十二萬元支票，所調得之現款由伊取用七萬元，另十五萬元由被告使用一節復不爭執，均與被告前開所辯情節大致相符。查被告委託自訴人借款並非第一次經驗，先前已有委託調現達
三、四次之多，金額各為十五萬元、二十萬元，均非小數目，被告均能一一兌現，僅於八十八年五月間至同年八月間止所調現之款項始無法兌現，足見其等事前即有金錢往來記錄，而被告於短短不到半年期間，即委託自訴人調現三、四次，自訴人對於被告需款孔急之經濟狀況自不能諉為不知，再者，被告除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支付自訴人七萬元貨款外，甚於簽發如附表所示支票期間，在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支付一筆十二萬九千元貨款，如果被告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又何需給付自訴人該筆貨款；再又，被告持支票委託自訴人調現，及事後開具本票亦均無法兌現，均屬民事上債權債務關係，自訴人無法證明被告借貸之初有何施用詐術手段，自不能以事後被告無法還款一節即遽行認定其有何詐欺犯行，此由被告與自訴人於本院審理期間達成民事上和解，有和解筆錄一紙在卷可按，益足徵此乃民事訟爭問題，應循民事途徑解決方屬正途。此外，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詐欺犯行，本件犯罪不能證明，爰依法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賴妙雲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