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146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3月22日
裁判案由：貪污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六二號
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右上訴人因被告貪污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七年度重上更㈦字第一三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八年度偵字第七八四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被告甲○○於民國七十四年任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會計室主任職務，已判刑確定之 阮美琨 為該室專員，均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二人共同基於概括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明知文建會與中國書法學會共同舉辦之「紀念 顏真卿 逝世一千二百週年活動」，預算新台幣（下同）一百五十四萬元，已於七十三年六月廿九日支付，且於七十三年十一月間之該會計年度報銷，却利用主辦單位人員 蕭宗煌 檢送單據呈送核銷時，利用職務上審核之機會，自七十四年四月十五日起至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止，先後八次由被告囑阮美琨抽取其中部分「翻譯酬勞、晚宴、稿酬、機票、其他費用等）憑證計十五筆，共計三十八萬六千五百十三元，交由不知情之 楊志玉 開立支付憑單經被告核章後由阮美琨向出納人員陸續詐領入己之事實，業據阮美琨於 台北市 調查處調查、檢察官偵查中及第一審迭次審理中自白不諱，並經證人蕭宗煌證述無訛，復有重覆報銷用以詐取財物之憑證、帳冊校銷明細表可稽，阮美琨亦因自白及上開證據，經原審法院依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科處罪刑確定。又阮美琨欲支領前揭款項，因每筆均逾四千元，故承辦之出納人員必須向會計室主任之被告確認之情節，亦據證人 馬以新 、 楊式昭 證述明確，而卷附重覆核銷之各筆憑證資料上亦均經被告核章，被告自犯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原審竟以阮美琨之自白，與事實不符者甚多，且查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被告自阮美琨處取得本件相關任一款項，或指使阮美琨重複報銷云云而判處被告無罪，自有不適用法則之違法。㈡、阮美琨曾供稱：「我個人主動在七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到主任秘書 陳以超 辦公室，向他說明甲○○授意我利用蕭宗煌製作之支出憑證部分重覆核銷之經過」，又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其與阮美琨至 王清幹 律師處求教有關本件之法律問題，阮美琨因見情勢對伊不利，竟當場失控，指係受其授意而為，雙方為此爭吵不休等語，則被告是否確有授意阮美琨詐領現金之行為，亦有傳訊證人王清幹等之必要，原審對於上開證據未予調查，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㈢、原審認阮美琨之自白，與事實不符者甚多而認上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惟查阮美琨非惟於偵查中、第一審及原審審理中為前揭與被告共同犯罪之不利於己之自白，即使於其自己涉嫌犯罪部分業經科處罪刑確定後，於被告部分更審時及本件歷次更審時仍一再指陳係受被告之指使而為重覆報銷之犯行，並將詐得部份款項交付被告及案發後被告要求阮美琨一人承擔責任等情，斯時阮美琨部分已判決確定，縱使一口承擔責任而為迴護被告之供述，亦不致對其自己有任何不利之影響。反之，縱將責任完全推予被告，亦已無刑責可推，故阮美琨實無再誣攀被告之任何藉口與理由，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供述，應與事實相符，原審竟以無證據證明被告指使阮美琨重複報銷及其自白與事實不符者甚多而判處被告無罪，非但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相違，而且何以與事實不符亦未敍明，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㈣、紀念顏真卿逝世一千二百週年活動固在七十三年十一月即已舉辦完畢，但有關人員並非在同時立即將全部收據單據送會計室核銷，依被告所供，蕭宗煌係在七十四年五月始將單據送會計室存查，而依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八年度偵字第七七○○、一一五七四號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蕭宗煌係在七十四年初始將相關單據送會計室核銷，而此處所謂之七十四年初，可能為一月或二月，則其時距被提出重複核銷冒領現金之四月至六月，並非甚久。原審疏未注意及此，致未調取上開偵查卷查明蕭宗煌正確之送單據予會計室核銷保管之日期，或傳訊蕭宗煌問明，即逕以紀念活動辦完之日期，即為單據送會計室核銷保管之日期，而謂與事實不符，自有未依卷內資料審判之違法。㈤、證人馬以新於原審法院上更㈣審理時證稱：「對於大筆即每筆超過四千元之付款程序為：申請人拿原始憑證粘貼在憑證用紙上，經有關人員及長官核章後，送會計室製作付款憑單，經會計主任及機關長官核章後，交給出納轉財政部領支票，領回後（兌換現金）發給申請人」等語觀之，阮美琨所言係簡略請款之流程，應難認其所言係與事實不符而不予採信。依馬以新之證詞：「零用金在我手上的話，只要她（即阮美琨）拿付款憑單即可領款」「阮美琨一般是用粘貼憑證向我領款，但也有可能用付款憑單領款」「 阮女 若來領款，是以付款憑單來向我領」，原審未斟酌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詞，又未說明何以此等證詞不足採之理由，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㈥、零用金開支清單雖不必被告核章，但查此一清單之製作過程，依馬以新證稱：「零用金之支付程序，也是要有原始憑證，粘貼在憑證單上，經有關人員及機關長官核章後支付，支付到一定比例，賈太平再製作零用金開支清單，經會計室製作付款憑單，經會計主任，機關長官核章」，則被告在付款憑單上蓋審核章時，必應先審核零用金開支清單是否與憑證相符，是該清單亦在被告審核之範圍內，自難以被告未在該清單上蓋章，即可執為有利被告之證據。本件重複冒領之十五筆款項，大半均在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紀念活動期間即已支出，乃竟分別在七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七日、五月一日、十一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二十一日始重複提出請款，距實際支出日已分別長達五月至七月，已嚴重違反在支出當月或次月即提出請款之慣例，乃被告身為機關之會計主管，為何均未能察覺此一違反常例之舉，並向請款人追問原因，仍多次在付款憑單上蓋審核章，同意付款，對此問題，被告供承在付款憑單上蓋章，又重複報銷之八次十五筆之請款應均附有收據云云；被告另坦承在審閱清單上確有疏失。被告又在其答辯狀上自承阮美琨持向馬以新重複領款之憑證上仍有若干瑕疵。阮美琨在其答辯狀上即指出「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及原始憑證均經甲○○（即被告）審核蓋章，若謂偶因疏失，未能發現重複報銷，或不無可能，但本件重複報銷八次，仍謂（被告）毫不知情，其誰能信？」，是上開事項為何不能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未見敍明，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本件重複核銷之三十八萬六千五百十三元共有十五筆，分八次重複核銷，各筆之編號、金額、原支出日期、用途說明及所憑之單據名稱，有十五筆重複報銷款項明細表存放於第一審卷第一六二頁公文封內。其中於七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五月一日等三次製作之付款憑單係由楊志玉製單，未經阮美琨複核，即由被告以主辦會計名義蓋章後提交機關首長核章，尤其於七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之付款憑單則未經楊志玉製單，亦未經阮美琨複核，而由被告逕以主辦會計名義製單，僅於七十四年四月十九日、五月十一日、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製作之付款憑單，係由阮美琨複核，再經由被告蓋章後提交機關首長核章。依上述付款憑單之製作流程觀之，阮美琨之自白與卷附證據相符合，原判決之認定，自與經驗法則有違等語。
惟查證據之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有無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取捨判斷與認定，並不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第三審適法之上訴理由。本件原判決以被告始終否認有貪污犯行，辯稱：申請單位請領零用金之程序，伊雖為會計主任，但僅有審核單據之權，並無處理金錢之領取與支付之職責，系爭一百五十四萬元經費，業於七十三年十一月間支付，該項支出憑證即粘貼憑證用紙亦經各主辦單位簽單核銷，存放於阮美琨處，阮女利用保管之便，抽取部分支出憑證，混在其他未經核銷之粘貼憑證用紙中，而以零用金之會計科目向事務科支領現金，伊不知阮女有重複報銷之情事，更未收取該重複報銷領得之任一筆款項等語。而經查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貪污罪，係以阮美琨之陳述、證人蕭宗煌之證詞及文建會七十四會計年度重複報銷之憑證、原經費核銷明細表為其論據。然查本件重複報銷款項，均由阮美琨領取，業據阮美琨供明在卷，並有文建會出納馬以新製作之筆記本可稽，馬以新亦為相同之證言。倘阮美琨係代被告領款，應在領款人阮美琨下方加一「代」字，但上開筆記本並無代領之註記，足見純係阮美琨個人所為。阮美琨為正式之公務員，非臨時僱員，被告無權左右其去留，亦無任何好處予阮美琨，衡情阮美琨實無配合被告之指示，作非法行為之理，阮美琨所述被告指示其抽取已報銷之支出憑證，重複報領款項云云，與經驗法則有違，且阮美琨亦無法提出確切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受系爭重複報銷之款。又「紀念顏真卿逝世一千二百年週年活動」之一百五十四萬元預算報銷後，有關報銷之粘貼憑證用紙及所粘貼之收據，均由主辦單位交阮美琨保管，已據阮美琨於偵查中供明，且有文建會會計室主辦會計人員移交清冊可參，則阮美琨所稱其將憑證送給被告，被告抽出其中部分憑證，交伊持向出納人員冒領云云，亦與事實不符。關於起訴書所引蕭宗煌之證言部分，蕭宗煌在台北市調查處係稱：「七十四年這十筆……支出憑證，我認為是在七十三年會計年度核銷，會計室他們用何科目在七十四年度重複報銷，我不清楚。（這）要問會計專員阮美琨才清楚。」等語；其於檢察官偵訊時復稱：「我不曉得定何名目，收據給我，我就將收據粘貼上去，蓋章、付錢」等語。是蕭宗煌之證言，全未提及被告涉案，自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公訴意旨以上開資料及證言，臆測被告犯罪，自有未合。案發當時，文建會支出，係由出納馬以新及書記賈太平二人負責，其中賈太平係負責支付零用金，其餘大筆金額之支付則由馬以新負責，而賈太平所負責之零用金支付流程，係由請款人持原始憑證粘貼在「粘貼憑證用紙」上，經有關人員及機關首長核章後，持向賈太平領取，賈太平按該憑證金額付款後，俟其所保管之零用金支付一定比例須歸墊時，即按已支付款項之「粘貼憑證用紙」所粘貼之收據憑證，製作「零用金開支清單」，送至會計室審查據以開立「付款憑單」，經會計室有關人員及機關首長核章後，由賈太平送至財政部台北區支付處請領撥款歸墊以循環使用。至於馬以新之支付大筆金額手續，則係由請款人持原始憑證粘貼在「粘貼憑證用紙」上，經有關人員及機關首長核章後，直接送至會計室，由會計室據以製作「付款憑單」，經會計室有關人員及機關首長核章後，再交給馬以新轉送財政部台北區支付處，由該處據以開立國庫支票，並依付款憑單上所記載之受款人，開立抬頭，由馬以新代為領回國庫支票交付請款人，交付時並由馬以新在其所保管之筆記簿上加以記載領款項目、金額讓請款人在其上簽名表示領訖，其間並無需製作「零用金開支清單」各等情，迭據被告供明在卷，並經證人馬以新、楊式昭證述屬實。馬以新復結證：賈太平係專管四千元以下零用金之支出，單筆超過四千元之零用金，需經過伊支領，但多筆不超過四千元而合計超過四千元零用金之支領，仍由賈太平處理，而本件重復核銷之十五筆款項，其中二萬四千元（粘貼憑證用紙編號為三九八－一）、四萬六千零四十六元（粘貼憑證用紙編號為四○七）及三萬一千八百七十元（粘貼憑證用紙編號為四○八）三筆，阮美琨乃係利用編號一○○
八五九、一○○九一○號二張「付款憑單」（無另外製作零用金開支清單）向馬以新直接所領取外，其餘十二筆則係向賈太平所領取，嗣由賈太平製作「零用金開支清單」送至會計室審查據以開立其餘六張「付款憑單」（編號分別為一○一○七三、一○○八二五、一○○八三三、一○○八一一、一○○七九三、一○一○○八），交由賈太平持向財政部台北區支付處請領撥款歸墊等語。並有付款憑單八張、零用金開支清單六張及馬以新保管登記之筆記簿一本在卷可憑。足證阮美琨所稱：本件十五筆重複核銷款項，均係向馬以新領取云云，顯非實在。本件重複核銷之有關付款憑單共八張，均係由楊志玉開立，或由其拜託其他同事（非被告及阮美琨）幫忙開立，已據楊志玉結證明確，並有該八張付款憑單可按。是阮美琨所述重複核銷之支付憑單係其開立云云，亦與事實不符。上開八張付款憑單，有二憑單因楊志玉忙碌，漏未在「製單」人欄簽名，已據楊志玉供明，又其中編號「一○○八三三、一○○七九三、一○○八
二五、一○一○七三」等四張付款憑單，固未經阮美琨複核，即由被告蓋章後提交機關首長核章，但「零用金開支清單」，不必經被告核單，該清單係由賈太平製作，阮美琨向賈太平領取零用金時，必須持原始憑證粘貼在「粘貼憑證用紙」上，經有關人員及機關首長核章後，持向賈太平領款，再由賈太平彙總整理製作「零用金開支清單」，送會計室審查製作「付款憑單」，再由賈太平持向財政部台北區支付處請領撥款歸墊。依此手續，阮美琨既持先前已報銷過之憑證向賈太平重複冒領在先，則其事後是否在楊志玉製作之「付款憑單」上複核欄蓋章，即無關重要，且按財政部支付處只認會計主任及機關首長印鑑付款，至於楊志玉、阮美琨二人縱有漏未簽章，無礙付款憑單內容，亦不變易受款人，未命該二人補章即判行，只屬行政疏失，難以此作為被告犯罪之證據。又有關「原經費核銷明細表」為檢調單位事後彙整製作用以說明有重複報銷之情事，並不足為被告有貪污犯行之憑據。至於馬以新於第一審雖稱：如阮美琨拿單據來說是會計主任先墊付要領錢時，應會問會計主任是否確有其事，阮美琨拿單據來說是會計主任墊的，亦向主任確認云云。惟馬以新於原審法院更四審中到庭結證：因第一審法官訊問，如果阮美琨拿單據來說是會計主任先墊付要領錢時，會怎麼處理﹖ 渠才 說是應該會問會計主任是否確有其事，至阮美琨曾向渠領過錢，當時如何說，因至第一審時已事隔久遠，記不清楚，故第一審筆錄記載問：「阮美琨拿單據來說是會計主任墊的﹖」應該是問：「（如果）阮美琨會單據來說是會計主任墊的﹖」之假設性問題， 馬以新方 表示：「亦（會）向主任確認過」等語，是馬以新在第一審所為之上述證言，乃純係針對法官假設性之問題，所為假設性之回答。況第一審法官問：「為何你可領到錢﹖」阮美琨答稱：「我說是主任交待，單據在會計室，大家都很信任，就給我現金」等語，足徵馬以新等人，係基於對阮美琨之信賴而發放各款項，非全然依憑據或依徵信求證而付款。再觀馬以新所制作之零用金筆記本，其記載領款人為阮美琨本人，非由阮女「代領」，苟請款人為被告，馬以新查證後，依通常作業程序，必在領款筆記本上，請阮美琨記明「代領」字樣，今相關領款人欄，俱由阮美琨親領，無替代被告領款之記載，益見馬以新上述證言，係就假設性問題所作之回答。其難作被告不利之認定。又案發時文建會主任秘書陳以超證稱不記得阮美琨有無說被告要她承擔重複核銷之責，並未主動調查此案情等語；證人即當時文建會人二室主任 王國城 復證稱並無聽見被告要阮美琨承担責任之語。且衡情被告亦不可能在掌管政風之王國城面前坦承犯行，故阮美琨於偵查中所述七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被告在陳以超面前，要渠為他承擔責任，在場之王國城有聽到云云，亦不足取。綜上事證，阮美琨所為不利被告之供述，與事實並不相符，此外，復查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縱被告之審核憑證有行政疏失，亦不能科以貪污刑責。因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於判決內詳予論述其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查阮美琨於其被判刑確定後，是否仍繼續為不利被告之供述，攸關重複報銷之款項何人應負返還責任，故其仍為不利於被告之供述，難謂立場公正必可採信，原審綜合各項證據，認阮美琨之供述與事實不符，乃原審認事採證職權之合法行使，尚難遽謂為違法。又被告於原審之前審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訊問時稱：「依一疊清單中依總數來審核，在審閱上確有部分疏失」等語，乃稱自己有行政疏失，並非供承犯罪；被告於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向第一審所提之辯護意旨狀一之㈩係記載「馬以新可能因與阮美琨在當時已有二、三年之同事情誼，故信任阮美琨之片面之詞，又見粘貼憑證用紙鈐印齊全，雖有若干瑕疵（如會計室不可能墊款；單據所載時間久遠，又未蓋『零用金』戳章或缺乏簽呈），仍然疏未注意而支付零用金。但馬以新若據實承認，即有圖利他人之嫌，……，編織向被告詢問之謊言。」，亦非承認自己犯罪，原判決對上開非不利被告之證據，未予說明，並無理由不備之違誤，上訴意旨謂上開證據均為不利被告之證據，進而指摘原判決理由不備，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阮美琨重複報領之十五筆款項，僅其中三筆，以二張「付款憑單」向馬以新領款時，被告係領款前審核付款憑證，其餘十二筆則係阮美琨直接向賈太平領款，賈太平付款及製作「零用金開支清單」時，並未經被告審核，被告係於賈太平向財政部台北區支付處請領撥款歸墊時，始審核「付款憑單」，並非十五筆款項均係付款前審核。原審因而採信被告前述所稱依一疊零用金開支清單之總數審核之行政疏失，未確實審核之辯解，認尚難以此科被告貪凟刑責，此亦係事實審認事採證職權之合法行使，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被告於偵查中係稱其與阮美琨至王清幹律師處求教本件之法律問題時，阮美琨因見情勢對伊不利，竟當場失控，指係受其授意而為，雙方為此爭吵不休等語，其所述縱令屬實，王清幹所見者亦僅係被告與阮美琨就被告是否涉案一事爭吵之情事，並不能證明被告是否確有授意阮美琨為前揭詐領現金之犯行，故王清幹並無傳訊之必要。又阮美琨何時將應繳銷保管之單據送被告核閱，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判決認係七十三年十一月間送被告核閱，縱屬不實，於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原審未調查上開事項，亦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據為第三審上訴理由。阮美琨不利被告之供述何以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採；蕭宗煌之證言未提及被告犯罪，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系爭文建會之款項支付流程為何；馬以新於第一審所述如阮美琨拿單據向被告領錢時，說是被告先付，應會向被告確認云云，乃純係針對法官假設性之問題所為假設性之回答，難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阮美琨、楊志玉漏未在付款憑單上蓋章，何以無礙該付款憑單內容及效力，不得以此行政之疏失作為被告犯罪之證據。凡此事項，原判決均已詳敍其論斷之理由。上訴意旨就原審綜合證據論斷事實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理由已敍明之事項，漫指為違法，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是上訴意旨所指原判決違法情事，衡以前開說明，顯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張信雄
法官賴忠星法官張清埤法官林永茂法官蕭仰歸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