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88年易字第55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1月10日
裁判案由：誣告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五五四號
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三○四八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票號七七三四三九號、帳號一四三五之二號，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下稱花蓮二信），面額新台幣二萬八千元、由甲○○開立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並未遺失，仍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向警方申報遺失而誣告不特定人犯罪，嗣該張支票之合法持有人丙○○提示付款遭退票，始循線查獲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
三、訊據被告則堅決否認其涉前0公訴人所指之罪嫌，辯稱：其曾保管甲○○簽發之系爭支票，但其不能確知該支票是否已返還甲○○，且甲○○也無法聯絡受款人詢問支票流向，又因該紙支票無受款人之記載，其與甲○○唯恐支票遺失遭人盜領，因而由其出面申報遺失，其於該期間恰有遺失皮包，乃以皮包遺失為由申請掛失，並無誣告故意等語。經查：㈠被告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系爭支票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於花蓮市遺失為由，向警方申報遺失，惟該支票實際上並未遺失，而由甲○○交付予承隆公司（設台中市）業務員 任世偉 以支付其積欠該公司之貨款，經承隆公司負責人之妻丙○○屆期提示遭退票，始得知上情，嗣後甲○○已清償該筆貨款等情，為被告供述在卷可參，並有證人任世偉於警訊時、丙○○於警訊、偵查中證稱綦詳，復有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支票、退票理由單、遺失票據申報書各一份附卷可稽，則上開事實應堪信為真實。㈡再查：系爭支票由甲○○簽發後，交由被告保管，其後甲○○不知是否已向被告取回，又無法聯絡執票人，經向付款人花蓮二信查詢，告知須由發票人以外之人辦理掛失止付，甲○○乃聯絡被告，被告因曾幫甲○○保管系爭支票，亦不知有無歸還甲○○，遂出面申報遺失等情，為被告陳稱足參，且與證人甲○○於本院訊問時所述情節相符，足見被告所辯係因曾幫甲○○保管系爭支票，且雙方均不知該支票流向，恐遭盜領，始申報遺失乙節，應可採信，是被告並無誣告犯意甚明，自不能以系爭支票嗣後經執票人提示付款遭拒，推認被告有誣告之故意。而本案綜合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此外，再經本院依職權調查結果後，亦無其他確切之證據足認被告涉有本件犯行，揆諸首揭規定，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楊碧惠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法院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