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78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12月16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七八０號上訴人 賴美云 原名 賴玉英 .選任辯護人 林松虎 律師
王炳輝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三０五四號，起訴案號：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七七三二、七七三三、七七三四、七七三五、七七三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賴美云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偽造 李丕湖 印文簽發中國農民銀行員林分行第59317號上訴人帳號，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期、面額新台幣（下同）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十元之支票乙張，係偽造有價證券等語，上開帳戶係上訴人之甲存帳戶，用其帳戶領出之空白支票填入日期及金額，何以發票人欄蓋用李丕湖之印文？所用印章是否真正？如非偽造究由何人保管？如何加蓋？未經釐清。原判決事實又記載：附表一票據借款情形總表中，編號（七）及編號（八）1至6號部分之偽造發票人之偽造有價證券、偽造背書人之偽造私文書，係上訴人個別起意而為等語，詞義含混不明。原判決理由欄則載：上訴人假冒李丕湖為發票人，偽造如上開支票，持向 賴淵源 行使，用以借支金錢，應論以詐欺取財罪等語，惟上訴人持上開支票，向賴淵源「詐騙」以前，已以八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三十八萬五千元之支票一張向該賴淵源「詐騙」一次；其後另簽發六張支票，均交賴淵源。計上訴人持各該支票向賴淵源詐（借）款八次之多，金額共三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元，依經驗法則，若指其中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十元之乙張係其偽造，尚非無疑竇。參以李丕湖係上訴人之妹婿，上訴人所辯無偽造有價證券之故意，當可置信。原判決此部分認定，有違經驗法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法。㈡上訴人從事蜜餞之製造及販賣，而 林清池 販賣砂糖，彼此合作往來長達數十年。借貸之模式為：上訴人開期票向林清池借款，支票到期，林清池如打算兌領票款，即先告知上訴人，如不急於兌現，則由上訴人換給另張延期加算利息之支票。上訴人所述：部分支票係另開延期之支票換回原支票等語，如屬實情，其延期清償支票，既無使林清池陷於錯誤而另交付財物，殊無詐欺取財可言。又向賴淵源詐（借）款部分，原判決記載均由 賴酒瓶 背書，上訴人辯稱僅於八十八年三月間向賴淵源傳達借款之意思。上訴人對借給賴酒瓶等週轉之款項，賴酒瓶有無詐財之意？是否知情？此於上訴人是否應負共犯之責，或欠缺詐欺取財罪之意圖，至有關係，自應查明真相。另 李金澤 為賴酒瓶之往來客戶，其雖否認有在上開支票之背面蓋章，但稱：現在跟賴酒瓶買蜜餞，都由伊兒子在處理，如何付款伊不清楚等語。李金澤之子為誰？有無授權使用其印文（直條章）之情事？李金澤之直條章究為何人所刻存使用？原審未向李金澤之子查證。以上為發見真實暨上訴人之利益，原審未依職權調查證據，有判決不適用法則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情形。㈢依卷存證據，可知告訴人賴淵源與上訴人有親戚關係，林清池與上訴人有生意往來，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支票多用以換回以前簽交之支票，亦即借款在前，後來所給支票，自與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之交付有別。被指為偽造之有價證券，係上訴人使用其本人在銀行甲存戶頭領用之空白支票，填入金額後，未蓋章即交其妹使用。李丕湖係上訴人之妹婿，不願作證，支票上之印文是否以李丕湖之真印所加蓋？迄未釐清。原審未查明真相，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又倘若李丕湖之印文為使用真印章所加蓋，自非偽造，不在刑法第二百十九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原判決引用該條即有疏誤，如係偽造之印章所蓋印文，其未將偽造之印章一併沒收，亦非適法，此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云云。惟查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於警詢、偵查時之部分自白，證人賴淵源、林清池、 賴秀鳳 、 姚淑真 、 胡雪珠 、李金澤、 周俊宏 之證言，林清池陳報之收取支票貸與金錢之資金往來一覽表，原審法院九十一年度上易字第二０六一號案件判決，支票等證據，資以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修正前刑法牽連犯之規定，論處上訴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處有期徒刑四年十月，並為相關從刑之諭知），已詳述其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伊無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之行為云云。上訴人第一審、原審之選任辯護人為其辯稱：①上訴人持客票向林清池借貸金錢，屬一般民事借貸關係。上訴人多年來亦時常向林清池調借資金，借貸模式是上訴人就借貸之款項開立支票，嗣支票到期後，林清池會先告知上訴人將兌現或與上訴人換另張票期延後之支票。當時上訴人營業獲利狀況甚佳，林清池對此甚為瞭解，故上訴人並不需要就此對林清池詐騙。②上訴人所經營之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並擴及大陸地區，上訴人向林清池調借資金，有用在其他各類營業支出上，尚非單純用於大陸設廠，即便上訴人確有向林清池告知前情，亦非屬詐欺。況林清池亦經商數十年，豈可能無實據而僅憑他人片面告知即同意為高額借款？林清池亦自行查證相關票據債務人之信用情形，是其同意借款予上訴人，並非上訴人有何詐術之施用，乃是林清池為圖重利及上訴人與其多年合作資金融通關係良好之故。③上訴人嗣受他人跳票拖累，影響財務狀況，後賴酒瓶或 順溢行 所開立予上訴人後轉交林清池之貨款支票陸續跳票，上訴人每日忙於資金周轉，當時林清池尚寬允上訴人還款，自八十八年三月間已有數張給付與林清池之支票無法履行，林清池亦知悉上訴人之難處，乃要求上訴人另換他票期之支票並計入之前利息，故上訴人於首次支票跳票後再與林清池換票亦係為雙方協商之結果，非屬詐欺行為。上訴人無力清償借款乃因客觀環境之事後變更，非借款當時所得預料，自無詐騙之行為與意思。④嗣上訴人於另案賴淵源向賴酒瓶提告詐欺之案件中到庭作證，因上訴人之證詞對其父賴酒瓶有所維護，而為賴淵源追加上訴人為債務人。林清池因恐賴淵源先受清償，故亦加入對上訴人提告詐欺之列，尚非上訴人確有詐騙行為。否則豈有可能於支票跳票後，皆未對上訴人提告且繼續與上訴人換票？⑤上訴人於八十八年三月間僅係為賴酒瓶向賴淵源傳達借款之意思，並非向賴淵源借款，否則何以賴淵源於借款之當時，要求所給付之客票應經賴酒瓶背書？又何以賴淵源於支票跳票後，係馬上去找賴酒瓶要求清償？又何以賴酒瓶於順溢行破產後所列之債務清償表，係將賴淵源本件起訴書所列之債務列入債權人名單？凡此皆足證賴淵源與賴酒瓶明知票款債權係存在於其二人之間。賴酒瓶所借得之款項亦未交付予上訴人，僅因上訴人所經營之公司與賴酒瓶之順溢行，亦有資金融通，故而於他案中稱賴酒瓶所商借之款項，亦為自己公司所用。惟兩者借貸關係互不相涉，且上訴人取得款項亦係基於有償之行為，自不能因貸款來源可能為賴酒瓶所借之款項，即稱上訴人就其等間債之關係亦屬債務人或享有利益之人。⑥上訴人並不認識李金澤，又李丕湖雖為上訴人之妹婿，但因鮮少見面不知姓名，上訴人亦係到庭時始知悉「李丕湖」為其妹婿。上訴人與李金澤、李丕湖既非熟識，自無將其印章置於公司之可能。上訴人於賴酒瓶向賴淵源借款時，因賴酒瓶向上訴人借票，上訴人於工作繁忙中乃隨手將自己中國農民銀行員林分行之空白支票及向 林玉玲 商借之客票交付之。上訴人如確有偽造有價證券之故意，豈會使用自己之支票而易遭追查。反而於支票背面蓋背書章之人，應發現發票人與支票所有人不同之情形。又李丕湖為 賴秀清 之夫，而賴秀清係於順溢行工作，順溢行即留存有李丕湖之印章，故上訴人於忙碌中誤用李丕湖之印章即為可能。⑦依林清池陳報之資金往來一覽表所示之支票「發票日」、「取款日期」（即支票交付日期），該三十六張支票最早之發票日為八十八年三月二日，林清池於該發票日到期後，始收受其餘十三張支票，可見林清池係於支票陸續到期後，又繼續收受支票。又林清池交付款項及上訴人所開立支票之發票日，明顯與該三十六張支票之票面發票日並不相同。再者，依前揭附表及告訴狀所附系爭支票退票理由單，可知林清池係於上訴人交付之支票陸續到期後，又繼續收受其他支票，甚或收受已到期之支票，且於支票到期後數月甚至一年多後始提示支票而遭到退票，其情乃係因換票延後清償所致，足見並無任何陷於錯誤之情形。以此類推，起訴書所列載之支票皆為相同之原因云云。經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認不可採，已在判決內詳予指駁，並說明其理由。就公訴人所指上訴人與 蕭大勝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於八十八年九月底，隱瞞業已陷於無資力之事實，持不知情之 黃勝香 所提供之華南商業銀行員林分行、戶名為「 黃勸 」、帳號為00000000號、票號ＳＢ0000000號、面額為六萬三千一百四十七元之支票一紙，持向 張世鴻 以小孩大學註冊費為由調現而詐借金錢，其後 張世軒 （原名張世鴻）屆期提示前揭支票遭退票，始知受騙云云，經審理結果認為犯罪不能證明。惟公訴人既認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為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亦在判決內加以說明。原判決所為論述，核與卷證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按認事採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無違背證據法則，自不能指為違法。且：（一）、原判決依憑證人賴淵源於原審另案九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一八七七號案件審理、本案第一審審理時，證人姚淑真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以及上訴人於第一審之供述，說明：犯罪事實欄一、㈦偽造「李丕湖」印文為發票人之支票，其付款人及帳號係上訴人在中國農民銀行員林分行所開設之五九三一七號支票帳戶帳號，該支票為上訴人平常所使用，上訴人亦自承該支票為其所簽發並交給其妹賴秀鳳，賴秀鳳亦表示該支票係上訴人交予伊，並要伊持該票向賴淵源借款，而賴淵源亦表示上訴人要借款，伊要求必須是客票，上訴人亦告訴伊該支票係客票，再徵諸該支票背後復經由賴酒瓶、「李金澤」之背書，則上訴人使用自己支票，自不可能不知其上之發票人為與自己支票帳戶無關之第三人「李丕湖」，自無所謂蓋錯章之情事，顯係上訴人欲偽以外觀上為「李丕湖」所發票，使賴淵源誤信為客票而同意借款，堪信該支票上發票人「李丕湖」印文為上訴人所偽造而簽發支票。又因李丕湖及其妻賴秀清於第一審及原審依法拒絕作證，無從查證上揭支票上「李丕湖」印文是否係上訴人偽造「李丕湖」印章所蓋，復未扣得該印章，自僅足認上訴人偽造「李丕湖」印文等情。經核所為論敘均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或有何採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違法情形存在。上訴意旨㈠㈢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對原判決究竟如何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為具體之指摘，徒憑己見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質疑原判決未釐清支票上李丕湖印章是否真正、由何人保管、加蓋等，任意指摘原判決有違經驗法則、適用法則不當或證據調查未盡等違法云云，自不得據為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又原判決既未認定上訴人偽造「李丕湖」之印章，則未宣告沒收該印章，並不違法，另支票上偽造之「李丕湖」印文，原判決理由已說明：上訴人偽造之之支票，雖未扣案，而在賴淵源持有中，仍應依法宣告沒收，其上偽造「李丕湖」發票人之印文，則已因偽造有價證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不應重為沒收之諭知等語（見原判決理由肆之八），上訴意旨㈢所指，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指摘。（二）、如附表一編號㈦及編號㈧1至6號所示支票背書「李金澤」印文如何係上訴人所偽造，原判決依憑證人即同案被告胡雪珠於原審證稱附表一編號㈧1至6號支票係伊借給上訴人使用等語，證人李金澤於原審證稱伊不認識上訴人，支票背面「李金澤」的印章不是 伊蓋 的等語，以及證人賴秀鳳於第一審法院另案八十九年度訴字第八五二號案件審理時之證述，認賴秀鳳既僅係應上訴人之指示填寫支票金額，而其供述與偽造「李金澤」背書有關之上開支票其背面均並有「賴玉英」（書寫）及「李金澤」之背書，「賴玉英」之簽署復係上訴人所自為，且除附表一編號㈦支票外，均係上訴人向胡雪珠所借用，其中表一編號㈧之1、2、3、4、5、6號等有偽造「李金澤」背書之支票並均係上訴人用以向林清池調現借款，如附表一編號㈦號之支票，則係上訴人交由賴秀鳳持向賴淵源調現借款，上訴人又無法清楚交代「李金澤」印文何來，原判決因認該等支票上之「李金澤」背書均係上訴人自為背書之同時所偽造等情，所為論述均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按之通常經驗，既非事理之所無，從形式上觀察亦無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或有何採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違法情形存在。並無上訴意旨㈡所指判決不適用法則之情形，又上開事證已臻明確，原審未再傳李金澤之子作證，為無益之調查，並無違法可言。上訴人上訴意旨，核係對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理由已經說明之事項，或就與犯罪構成事實無關之枝節問題，或就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辯，徒以自己之說詞，泛指其為違法，並為單純事實上之爭執，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原判決認上訴人尚牽連犯詐欺取財罪部分，係不得上訴第三審，因得上訴之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重罪部分，上訴不合法，則詐欺取財罪輕罪部分，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併為實體上之審判，亦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莊登照
法官徐昌錦法官許錦印法官蔡國在法官陳春秋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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