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 分院94年上訴字第79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2月27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4年度上訴字第799號上訴人即自訴人己○○自訴代理人 王進佳 律師被告乙○○被告丁○○選任辯護人 郭憲彰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年度自字第322號中華民國94年5月12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本件自訴人向原審自訴意旨略以：自訴人己○○與妻 羅蘇金寶 本在高雄市○○區○○街○○號共同開設 龍德 鐘錶眼鏡行，曾於民國（下同）82年5月11日以新台幣（下同）35萬元向某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買受一只百達斐麗（PATEKPHILPPE）金鷹型金錶（型號3800/103），詎被告乙○○知悉此情，竟出於侵占該錶之意，明知其根本未遭竊賊竊取百達斐麗金錶或其他貴重物品之事，竟於同年5月11日之後向員警謊稱於同年4月30日失竊一只型號相同之手錶，使員警誤信而製作內容不實之報案紀錄，並教唆員警將該紀錄倒填於4月30日之員警工作紀錄簿上，藉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警戊○○提呈法院，使自訴人之上開金錶以贓物發還被告乙○○，以遂侵占前開金錶之實。被告乙○○又夥同被告丁○○，由被告丁○○偽造一紙內容不實之百達斐麗金錶保證書，交由被告乙○○持以向員警行使，使員警誤認該手錶確係被告乙○○所有，而任由被告乙○○以該錶係其失竊之贓物取走。嗣被告乙○○又夥同被告丁○○，由被告丁○○書具一紙內容不實之「證明書」，指上開手錶確係被告乙○○於80年3月間向被告丁○○經營之 武祥 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武祥公司）購買等語，並由被告丁○○持向法院行使，被告乙○○則同時將前開偽造之保證書向檢察官及法院行使，使法院誤認上開手錶係被告乙○○失竊之物、自訴人確有收受贓物情事，而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83年9月14日判處自訴人夫妻共同故買贓物有罪確定，致生損害於自訴人，因認被告乙○○涉犯有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同法第169條第2項之使用偽造證據誣告罪；被告丁○○則涉犯同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罪，及同法第169條第2項之使用偽造證據誣告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之規定，此規定於自訴案件準用之。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參照）。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再告訴人（自訴）之告訴（自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531號判決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
三、訊據被告乙○○、丁○○均堅決否認有上揭偽造文書及使用偽造證據誣告等犯行，被告乙○○辯稱：伊有一只向武祥公司購買之上揭百達斐麗金鷹型金錶（型號0000-000流水號碼0000000）於82年4月30日遭竊，伊妻 王雅梅 有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報案，伊亦有請經營當舖之朋友 林金嵩 通知當舖同業留意，嗣林金嵩告訴伊該錶在自訴人那裡，伊接獲警局通知，才持該錶之保證書前往警局，經警局核對保證書無誤後，才將自訴人向不詳姓名人購買之上開手錶發還給伊，伊不可能接獲警局通知，為領取該手錶而臨時偽造保證書，丁○○亦不可能配合伊而偽造保證書等語。被告丁○○辯稱：伊經營之武祥公司是百達斐麗錶在台灣地區之代理商，乙○○原向高雄市正泰鐘錶眼鏡公司購買一只百達斐麗錶，因買後發現該錶係上發條的錶，而非自動錶，經與伊連繫，由伊攜數種錶前來高雄讓其挑選，乙○○即選購上開金鷹型金錶，並補付差價，伊因確有出售上開金錶予乙○○，才會出具證明書；又乙○○向警局提出之百達斐麗金錶保證書亦係真正，並非偽造的，伊於檢察官偵查時出庭作證，乃是證明上開手錶是否為伊出售予乙○○之事實；至於有關該手錶衍生之爭議，均與伊無關云云。
四、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除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外，不得做為證據。另雖不符前開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案當事人即自訴人及被告等所提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書面文件或言詞陳述，因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同意作為證據，或未聲明異議，依前揭說明，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合先說明。
五、經查：自訴人雖指陳被告乙○○根本無失竊所謂百達斐麗金錶之情事，係因知悉自訴人於82年5月11日向他人購入一只百達斐麗型號0000-000號金錶，乃起意侵占，向警員謊報其於同年4月30日失竊上開型號之金錶，唆使警員倒填報案紀錄於工作紀錄簿上云云。但查被告乙○○確曾於82年4月30日凌晨，在其位於高雄市○○街○○號8樓之2住處失竊一只型號3800/103、流水號0000000號之百達斐麗金鷹型金錶，即於同日早上向派出所報案，而由員警 陳紹全 前往被告乙○○家中處理，該金錶之流水號碼無法更改，而被告乙○○報案時亦已向員警表明失竊金錶之型號及流水號，嗣員警製作之失竊報告表及於新興分局派出所82年4月30日員警工作紀錄簿上所記載之失竊物品內容，亦均與被告乙○○報案當時陳報之失竊物品項目吻合，被告乙○○又於翌日（5月1日）透過高雄市當鋪工會，表明失竊手錶之型號、流水號等特徵請求協尋，其當時提供之金錶特徵即係「百達斐麗金鷹錶、款是3800/103，流水號0000000號」，亦與上開員警工作紀錄簿之記載內容相符。而82年5月11日因某姓名年籍不詳男子持上開被告乙○○失竊之百達斐麗金錶至自訴人開設之龍德鐘錶行兜售，自訴人及其妻明知該金錶係無來源證件之贓物，竟仍於同日8時許以35萬元之代價收購，渠2人因而被檢察官依故買贓物罪提起公訴，雖經原審法院以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自訴人與其妻有知贓故買之行為，而諭知無罪，惟經檢察官上訴後，經本院撤銷原判決，將渠2人改依故買贓物罪判處罪刑確定，凡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82年度偵字第11756號、原審法院82年度易字第6535號、本院83年度上易字第203號判決在卷可考（見原審卷㈠第11-21頁）。而被告乙○○係於82年4月30日失竊手錶後，除向警方報案外，並於翌日即同年5月1日透過經營順元鐘錶、順元當舖之朋友林金嵩向高雄市當舖商業同業公會報備該金錶之型號及流水號碼，請該會轉通知各會員協助查尋失竊之金錶，嗣自訴人於同年5月11日中午，持該被告乙○○失竊之手錶前往「六六當舖」詢問該手錶之價格，該當舖負責人 王大銘 （已死亡）乃向當舖商業同業公會報告有己○○之人持乙○○失竊之手錶欲前來典當之情，業據證人王大銘於上開贓物案檢察官偵查中及證人林金嵩於上開贓物案本院審理時證述屬實，並有高雄市當舖商業同業公會82年5月
31日高市當總字第33號函及通報各會員電話紀錄影本附卷可查，此為上開本院贓物案判決所明確認定。是被告乙○○確有於82年4月30日失竊一只百達斐麗金錶，應無可疑。自訴人片面指陳被告乙○○並未失竊手錶，係知悉其購入一只百達斐麗金錶後，始起意侵占，謊報失竊手錶乙節，即屬無據。
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82年4月30日之員警工作紀錄（見原審卷㈡第43頁），警員陳紹全就該日8時處理乙○○失竊報案之紀錄，係記載於警員甲○○16時勤查事項之後，且甲○○之簽名有塗掉後往前挪移再簽之情形；自訴人遂質疑該失竊報案紀錄係陳紹全事後補登，並無失竊報案而竟為虛偽不實之登載，經本院訊諸證人甲○○雖結證稱：員警工作紀錄之登載，通常是按時間順序為之，陳紹全係在伊之後補登，且非當日登載有補登之情事，通常應在登記載上記明等語；但查員警工作紀錄簿係供員警於執行各項勤務（值班、巡邏、備勤、臨檢）結束後將執行、處理情形或受理報案等依序紀錄於其上，以備上級長官督導或爾後查考之用，至於未依日期、時間記載，其可能發生之情形如㈠因勤務忙或業務多，一時忙碌、疏忽而忘記填寫，事後想起補記。㈢備勤勤務接受報案外出處理，因案情重大或複雜或調解糾紛，延誤返回駐地，於處理完畢後已無法填寫而補記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89年1月20日高市新分刑字第0830號复原審法院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83頁）。嗣後自訴人自訴陳紹全公務員業務登載不實罪，業經本院以89年度上訴字第752號判決無罪確定，有該判決存卷可證；是陳紹全縱有事後補登而未記明事由之情形，雖有瑕疵，然不能因此即認其登載不實，並進而推論被告乙○○並無失竊金錶之情事，係其教唆警員陳紹全為不實之登載。
七、自訴人又以警員發還其所購入之金錶予被告乙○○時，並未核對流水號碼即行發還，被告嗣後提出附有保證書之百達斐麗金錶與自訴人購入之金錶並非同一個手錶等語。但查被告乙○○於向警方報案及嗣後領回金錶時，均曾提出該手錶之保證書，該保證書之圖案與自訴人購入之手錶圖案相符，且經乙○○指認該手錶係其所有，警局始將該錶發還予乙○○，此情業據證人即承辦警員戊○○於本院審理時到庭結證屬實；雖名貴手錶之流水號碼，猶如人之身分證，每一手錶之流水號碼均不相同，而流水號碼係鐫刻於錶殼內，非打開錶殼，僅從手錶表面無法看出，證人戊○○於發還該錶予被告乙○○時，並未打開錶殼核對流水號碼，業據其在本院證述明確，其就如此昂貴之贓物發還，雖不夠嚴謹而有瑕疵；然檢察官於自訴人己○○與其妻羅蘇金寶故買贓物案偵查時，已命被告乙○○提出其領回之手錶，而該錶確係自訴人持往「六六當舖」詢問王大銘錶價之手錶，業據證人王大銘於該案偵查中結證屬實。而上開手錶，經檢察官會同王大銘及正泰鐘錶眼鏡公司負責人楊豐國勘驗結果，該錶底殼內部下方上行有號碼0000000，下行係型號0000-000，輪車板上有流水號碼0000000，亦據檢察官張賜龍於該案起訴書載述詳明，並有偵查筆錄附卷可按（見原審卷㈢第189頁），則被告乙○○當庭提出之手錶，正與其向警方報案所提出之保證書，即警員在工作記錄簿上及贓物發還領據上所記載之手錶型號、流水號碼全相符合，亦足見自訴人購入之手錶與被告乙○○失竊之同一手錶無誤。自訴人指陳被告乙○○提出之手錶非其購入之手錶，然查上開型號之百達斐麗金錶係世界頂級名錶，每一支手錶，製造廠商均出具來源保證書，自訴人於購入當時已從事鐘錶業10餘年，理應有此常識，乃其購入如此名貴之手錶，竟未索取證明書，又不追究該出售者之身分，亦無法說出其購入手錶之流水號碼，嗣後竟空言其購入之手錶與被告乙○○所提出之手錶非同一手錶，自不足取。
八、再查，自訴人指被告乙○○所提之本案百達斐麗金錶保證書，係被告丁○○偽造，其所持理由無非以：⒈被告乙○○曾於上開歷案審理中提出不同之保證書影本3紙，其中2紙有百達斐麗公司之鋼印、1紙沒有，有鋼印者其方位亦有不同；⒉自訴人曾以本案金錶之保證書函詢瑞士百達斐麗公司，經該公司表示該保證書非本案手錶之原廠保證書等為據。惟查：㈠自訴人所指鋼印位置不同之保證書3紙，均為影本；而本案手錶之原廠保證書原本，業經被告乙○○於原審93年
6月15日審判程序時提呈該院勘驗，右下角確蓋有「PATEKPHILIPPE‧GENEVE」字樣之雙圓形鋼印，鋼印上則有負責人之簽名；該原本經該院當庭黑白影印後，其鋼印呈模糊不清之外觀，除左上角隱約可見圓形鋼印痕外，均無殘留鋼印痕跡，內載字樣亦幾乎無法辨識。足見前開保證書原本經黑白翻印後，其鋼印痕跡、鋼印內字跡清晰度等均嚴重受複印影響，致某些複印本可能在某處出現鋼印痕或字跡、其他複印本則在他處出現鋼印痕或字跡，兩相比對後，各複印本之鋼印痕跡或字跡即未必相符，亦屬正常。自訴人以此遽指本案金錶之保證書係偽造，尚屬無稽。㈡自訴人雖另持本案保證書影本函詢瑞士百達斐麗公司，並經該公司91年8月13日回覆，惟查其覆函內容之中譯文，係「凡經我方重新發給之原廠保證書均蓋註有“副本”字樣。由於貴方寄給我方之原廠保證書似未如此辦理（即未依前述蓋上“副本”字樣），我方推測此必係經銷商疏未於其上加註日期及簽章有以致之」等語（Everyre-issuedCertificateofOrigineisstampedwith"Copie".Asitseemsnottobethecase
ontheCertificateofOrigineyousentuswesupposeratherthattheretailermusthaveforgottentodate
andsignit.）。而被告丁○○亦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伊之武祥公司係於82年間始取得百達斐麗公司之代理權，近5年始會在原廠保證書上加蓋武祥公司章，之前都僅是發給原廠保證書，不會再蓋武祥公司章等語（見原審卷㈢第183、18
4頁），與上開函件所載並不相違；況該瑞士百達斐麗公司覆函，亦未指出自訴人去函所附之本案保證書影本，並非原廠保證書，是更無從據此推論被告乙○○所持之保證書係偽造而來，自訴人徒執此指摘該保證書係屬偽造，顯係對該覆函內容錯誤翻譯後之誤解。㈢被告等2人於原審審理中均陳稱：本案金錶出售時，並未在原廠保證書上蓋註經銷商之戳章，亦無須回報瑞士原廠或填載銷售日期等語，核與本案保證書下方關於「售予：」（Soldto:）及「銷售日期：」（Dateofsale：）等欄位，均為空白未填載等情相符。倘自訴人所指為真，本案保證書係被告乙○○為侵占前開金錶，始串謀被告丁○○偽造而來，則衡諸常理，被告等2人自應連同前開2欄位一併偽造齊全，始能不啟人疑竇，詎該保證書並未填載前開事項，亦可見並無偽造之嫌。再本院審理時，經自訴人之聲請，本院將被告提出之上開百達斐麗手錶出廠證明及使用說明書，透過外交部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日內瓦分處，向瑞士百達斐麗公司函詢下列事項：⑴檢附之流水號0000000、型號0000-000手錶出廠證明是否真正？⑵該型號、流水號之百達斐麗金錶係於何年月日交付予代理商？該代理商於何年月日出售？百達斐麗公司是否曾收到該型號金錶之客戶回函卡？或曾否收到代理商回覆之出售日期？⑶上開型號之檔案謄本上記載「Dateofsale：May15th,1990」，其意為何？為百達斐麗公司出售予代理商之日期？抑或代理商出售予客戶之銷售日期？⑷西元1990年1月1日至西元1994年百達斐麗公司在台灣及香港之代理商為何公司？其公司名稱、地址及代表人為何？據上開駐日內瓦辦事處函复稱：本案經本處函請百達斐麗公司說明貴院所詢問相關事項，頃獲覆各節如后：⑴該出廠證明確係百達斐麗公司製發，惟或因疏漏以致未蓋零售商印章且無銷售日期。⑵百達斐麗公司台灣代理商（DistributorWuShangTradingCo.
Ltd武祥貿易公司）向由該公司香港代理商（FairfieldEnterprisesLtd）處進貨，該金錶係於1990年5月15日由百達斐麗公司出售予其香港代理商，後於1991年間由該台灣代理商售予高雄之零售商（ChengTaiWatchCo.正泰鐘錶公司），⑶檔案謄本所載「DateofSale,May15th,1990」係指百達斐麗公司售予香港代理商之日期，⑷1990年該貨至香港時該公司在港之代理商為FairfieldEnterprisesLtd，自1990年元月1日起，該公司（應指上開香港公司）在台之代理商為WnShangTrdingCo.Ltd.（武祥公司），有駐日內瓦辦事處94年11月18日日內瓦字第094163號函存卷可參，益徵該保證書即出廠證明係屬真正。
九、自訴人又指被告丁○○於83年7月22日以其經營之武祥公司名義出具之證明書1紙，上載被告乙○○確曾於80年3月向該公司購買百達斐麗型號3800/103、錶號（即流水號碼）0000000之男用自動錶1只無誤等語，其內容係屬不實，被告丁○○及武祥公司根本未曾出售本案手錶予被告乙○○云云，無非以：⒈前開瑞士百達斐麗公司91年8月13日覆函，已明指本案金錶非武祥公司所代理銷售，且該函所附之本案手錶「檔案謄本」（ExtractfromtheArchives）亦載明該錶之販售日期係79年5月15日，非被告丁○○所述之80年3月。⒉且據高雄市鐘錶商業同業公會函覆自訴人，亦稱「販售日期」即是客戶向經銷商購買之實際日期，顯見被告丁○○書具之前開證明書內容不實。惟查：㈠被告丁○○辯稱：伊確曾於80年3月間出售本案金錶予被告乙○○，伊應檢察官之命出庭就此事作證，並無不實，伊只是就被告乙○○提出之系爭手錶作證，至自訴人指稱其購入之手錶與被告乙○○提出之手錶不同，則非伊作證之範圍，與伊無涉等語。而依上開百達斐麗公司覆函所載「然而，我方登記簿中並未記載貴方2002年8月8日函件內所示之經銷商名稱（即武祥公司）」（However,ourregisterbooksdonotmention
thesamenameoftheretailerasyouhavementioned
inyourletterdated8.8.02.）等語，雖有自訴人所提該函1紙在卷可稽。但據被告丁○○於原審自陳稱：伊於核對本案金錶之形式號碼、機芯號碼、流水號碼均與記錄出售者相符，確係由伊售予被告乙○○後，始出具證明書；伊所經營之武祥公司直至82年間始取得百達斐麗公司之代理權，本案手錶則係80年間由伊向香港地區之百達斐麗公司遠東總代理商訂貨而來等語，稽諸上開外交部駐日內瓦辦事處覆函，亦可證實武祥公司於80年間尚須向上揭之香港公司進貨百達斐麗手錶，百達斐麗公司並未直接將手錶販售予武祥公司，是本案手錶出售當時，武祥公司既未向百達斐麗公司取得代理銷售權，而係自香港之代理商轉售而來，則百達斐麗公司登記簿中所載本案金錶之銷售商名稱非武祥公司，與常理亦無相違，自不能持此遽指被告丁○○所述不實。㈡再有關自訴人指「銷售日期」不一致之問題，據被告丁○○於原審陳稱：依伊之銷售經驗，不論是藉由經銷商出售或其本人自行出售都不會向製造原廠、瑞士百達斐麗總公司回報銷售日期，因此百達斐麗總公司不會知道實際售予客戶之時間，只知道自己何時售出等語。而證人即現任高雄市鐘錶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之 蔣平春 於原審亦到庭證稱：伊雖未販售過本案百達斐麗之同型金錶，但曾出售過像是勞力士之高級手錶。諸如此種高級手錶，通常是有客戶要購買，伊才向代理商調貨，有時是直接帶客戶到代理商處直接交付，有時是代理商將貨品交至其自己店裡再售出；此種手錶從瑞士進來後，經由代理商給我們經銷商，原廠保證書上之銷售日期均係空白，經銷商再將銷售給客戶的日期填載在保證書上，但售出後不會再向原廠或代理商回報銷售日期，瑞士原廠亦不會管經銷商何時將手錶實際銷售給客戶等語屬實（見原審卷㈡卷第
172、173頁）。足見原廠保證書上之銷售日期本非必須填載，亦非必須回報瑞士百達斐麗總公司。是則自訴人所指前開「檔案謄本」上之「銷售日期」，究係瑞士百達斐麗原廠出售予代理商之日期，抑或代理商轉售予經銷商之日期，均有可能，尚難以此遽論即係實際出售客戶之日期。㈢至自訴人自行向高雄市鐘錶商業同業公會函詢本案「檔案謄本」中「販售日期」之意，據覆依該會鐘錶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周平西 鑑驗結果，所謂「販售日期」即客戶向經銷商購買之實際日期，此乃同業及瑞士國家錶廠公司「以往迄今」所認定而不變的統一慣例，而該「檔案謄本」上所註記之「販售日期」即是經銷商販售與客戶之日期等語，有該函一份在卷可稽。惟上開內容本屬周平西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於本案雖仍具證據能力，但本質上仍屬傳聞，周平西本人未親至原審受被告及其辯護人及原審就其經歷、認知、誠信、用語精確度等事項接受詰問及訊問，是其審判外書面陳述之證明力，無法與親至原審法院就同一待證事項（即「販售日期」所指為何一事）接受詰問之證人蔣平春之證言相比擬，自難僅據此即認被告丁○○所述有何不實。㈣另自訴人雖另以其竊錄與被告丁○○之通訊譯文內容，指被告丁○○已自承「檔案謄本」上之銷售日期即係實際銷售予客戶之日期、且稱有辦法可再取得本案金錶之原廠保證書。惟觀該83年4月某日通訊譯文所載「（被告丁○○：）你現在就是女錶保單有濕掉，對不對‧‧‧好的，你一起傳真給我，連保單也一起複印傳真給我‧‧‧我想辦法幫你補這兩張保證書」等語，似指保證書可以補發，但依自訴人所提上開百達斐麗公司覆函，已明白表示「凡經我方重新發給之原廠保證書均蓋註有“副本”字樣」等語，足見該原廠保證書本即可再向百達斐麗公司申請補發，此原即為毫無可疑之處。又92年6月26日通訊譯文所載：「（被告丁○○：）他賣出去的時候，都有一個回函卡會寄到我公司來，我公司就會把它登記起來的，就會把它傳送到瑞士去的。（自訴人：）那瑞士的『檔案謄本』的話，就是台灣的銷售、賣的日期，是不是？（被告丁○○：）是的，是的，是，是」等語。惟被告丁○○之武祥公司於80年間本案金錶出售時既尚未取得百達斐麗公司代理權，而係向香港地區之遠東代理商調貨而來，且原廠保證書上之銷售日期本非必須填載，亦非必須回報瑞士百達斐麗總公司等情，均據被告丁○○供述及證人蔣平春於原審證述明確，均如前述，是則被告丁○○上開譯文所言，或係其因嗣後於82年間取得百達斐麗公司代理權後，其作法均會蓋上經銷店章及押註日期並回覆百達斐麗公司，或會受客戶要求回覆，始如此在電話中向自訴人說明；而在未取得代理權前，因係向香港地區遠東總代理商調貨，而由該代理商回覆百達斐麗公司「銷售日期」，亦屬可能，自難僅以該譯文內容遽為被告丁○○不利之認定。綜上所述，在經銷商與客戶均非必須於原廠保證書上填載銷售日期、亦非必須回覆瑞士百達斐麗原廠或總公司之前提下，自難僅以該審判外書面陳述，即論所謂「販售日期」必指實際售予客戶之日期，更難據此即謂被告丁○○出具之前開證明書內容有何不實。
十、末查，就上開流水號碼0000000號金錶被告乙○○究係向何人購買乙節，自訴人於82年5月12日案發隔天與證人林金嵩之電話對話錄音，林金嵩係稱：該手錶係3年前由其賣出的等語（見原審卷㈠第101頁），被告丁○○於原審法院91年自字第74號案以證人身分卻證稱：乙○○失竊的錶是向經銷商正泰鐘錶行買的，我們是代理商武祥公司等語（見同上卷第24頁），然證人即正泰鐘錶行負責人楊豐國於自訴人被訴故買贓物案卻證稱：這個錶乙○○不是向我們公司買的，不過他買之前有來公司問價格，但沒有買，之後他直接向台北代理商購買，不過我們公司有售後服務，乙○○曾拿該錶來修理，購錶都有保單等語（見同上卷第25頁）。被告乙○○於本案原審調查時又稱：錶是跟代理商武祥公司丁○○買的，由正泰公司楊豐國出貨等語（見同上卷第63頁），被告丁○○於本案原審調查時亦稱該錶確是伊賣給乙○○的等語（見同上卷第131頁），依上開被告等及證人所述，雖有扞格不符之處。然除林金嵩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確證稱錶非伊賣給乙○○，伊是開當舖業的，乙○○失竊該錶後，請伊透過公會發佈該錶之型號、特點，經過10幾天，由六六當舖之王大銘發現這隻錶，跟伊連絡，錄音是自訴人問伊這隻錶之價格是多少，而不是說錶是以多少錢向伊買的，從頭到尾都是自訴人在講，伊沒有說錶是伊賣出去的等語（見原審卷㈢第21、22頁）；而上開錄音對話是審判外之陳述，非如證人於原審經交互詰問所為之證述詳細正確，應不足採外，該錶究係正泰鐘錶行或武祥公司出售予被告乙○○，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與丁○○已是多年之朋友，他有經銷百達斐麗之手錶，伊以前有買過百達斐麗的錶，後來賣 鄭乃榮 ，伊想要再買同款式的錶，打電話給丁○○，丁○○要伊到正泰公司去看，伊後來有到正泰公司挑買了錶，但發現是要上發條而非自動的，乃打電話給丁○○，丁○○即拿了不同樣式的錶到高雄讓伊挑選，伊補付了差價等語；被告丁○○亦為相同之陳述，並稱武祥公司是代理商，通常是將錶賣給鐘錶店，未直接賣給客戶，是以即使伊將錶賣給乙○○，銷售紀錄還是報在正泰鐘錶行上等語。本院綜合以上被告等之供述及證人楊豐國之證詞並上開百達斐麗公司經外交部駐日內瓦辦事處之覆函等相互勾稽研判，被告乙○○既與被告丁○○已認識多年，其且曾向正泰鐘錶行買過手錶，及代理商即使將錶賣給客戶，業績紀錄亦算在經銷之鐘錶行之情，則上開就該錶究係由何人賣出之供詞，縱有不符之處，應不足為奇；然該錶既確係由百達斐麗公司製造出廠，被告乙○○又持有該手錶及保證書，於向警方報案時，並能即時提出該錶之型號、流水號碼等以資證明，則該錶確係被告乙○○所有，應無疑問。被告丁○○出具證明書，證明該錶係由武祥公司售予乙○○，應非虛妄。另證人王大銘於自訴人贓物案檢察官偵查時作證稱該錶長短針下之金黃色錶盤右下方有一道斜痕等語（見原審卷㈢第159頁），原審請證人 黃豐彬 當庭勘驗結果，認該錶面盤上有兩道小刮傷，位置在2點與4點之方向，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㈡第130頁）；經本院再次勘驗，則發現刮痕係在3點到5點9之間，有勘驗圖在卷可按，足見每人對錶面上刮痕之位置描述並不相同，但不能因此即認自訴人購入之手錶與被告乙○○提出供勘驗之手錶係2只不同之手錶。又自訴人於其故買贓物案服刑完畢後，於85年5月25日提出1紙上開手錶之原文證明書影本，向案發時任高雄市當舖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之證人丙○○查詢上開手錶有無失竊紀錄，經丙○○在該證明書上記載「本手錶之出廠證明書經電腦查詢無失竊紀錄」，固有自訴人提出之該保證書影本在卷可考（見原審卷㈢第64頁）；但據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到庭結證：贓物找到以後，電腦就會銷掉而沒有紀錄，系爭手錶係在六六當舖抓到，抓到誰伊不知道，抓到以後大家（指當舖同業）都知道，報案人來講說這個錶找到，電腦裡面的資料就會把它銷掉，而不會留有存根等語，是依證人丙○○上揭證言，足證上開手錶確有因失竊向公會報備之情事，自訴人執其於事隔多年後向丙○○查詢， 李某 所載經電腦查詢無失竊記載之字樣，遽認被告乙○○實際上並無失竊手錶之事實，應不足取。
、綜上所述，並無積極確切之事證足證被告乙○○、丁○○有
自訴人所指之犯行，原審因而諭知被告等無罪，核無不合，自訴人上訴指摘原判決諭知被告等無罪，非有理由，應予駁回。自訴人於本案辯論終結後，以有勘驗再會被告乙○○提出有一道刮痕之原證物手錶及傳喚承辦贓物案檢察官張賜龍之必要，請求再開辯論。然當時承辦贓物案之檢察官早已離職而轉任律師，事隔10餘年，就當時在偵查庭所見之事實已難期其記憶清楚，且如自訴人認其購入手錶係另一只手錶，自訴人自應提出該錶之保證書以供查證，其空言有另一隻手錶，而責令被告乙○○提出以供勘驗，自屬強人所難，本院認無再開辯論之必要，附此敍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43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95年2月27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蕭權閔
法官林水城法官陳吉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5年3月1日
書記官梁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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