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5年訴字第63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4月23日
裁判案由：強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訴字第637號公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指定辯護人曾錦源律師被告乙○○
（另案於臺灣嘉義戒治所執行中）指定辯護人 林德昇 律師被告丙○○
（現於嘉義監獄附設戒治所執行中）指定辯護人 楊勝夫 律師上列被告等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五年度偵字第六四四六號、第六四四七號）及移送併辦（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七０三五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以強暴至使不能抗拒，而使他人交付其物，累犯，處有期徒刑玖年。未扣案美工刀壹支，沒收之。
乙○○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以強暴至使不能抗拒，而使他人交付其物，處有期徒刑捌年。未扣案美工刀壹支，沒收之。
丙○○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以強暴至使不能抗拒，而使他人交付其物，累犯，處有期徒刑捌年陸月。未扣案美工刀壹支，沒收之。
事實
一、甲○○前於民國八十四年間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經本院以八十四年度訴字第八０三號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月確定；復於八十五年間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等案件，經本院以八十五年度訴字第六五五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十月確定，上開各案件經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五年十月確定，後於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惟於九十一年間，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再經本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並撤銷上開假釋，後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停止戒治後，接續執行上開殘刑，迄九十四年十一月七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丙○○前於八十八年間因竊盜及偽造貨幣案件，經本院以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一一三六號及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五八六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月及三年六月確定，後經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年五月確定，於九十三年四月五日縮短刑期假釋並交付保護管束，迄九十五年五月十七日縮刑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
二、詎甲○○、丙○○仍不知悔改，均因染有施用毒品惡習而缺錢花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於九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上午五時至八時許，在丙○○位於嘉義市○區○○路○○○巷○○○弄○號住處內，共同籌劃強盜他人財物，丙○○思及其先前曾與綽號「 阿發 」之 江幸宗 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乃提議以江幸宗作為強盜對象，分由丙○○以電話聯絡江幸宗向其訛稱欲再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以誘騙江幸宗攜帶鉅額現金於該日上午十時許，在嘉義市○○路○○○巷○○○號「萬家福量販店」（下稱「萬家福量販店」）前當面進行交易，再由甲○○持用丙○○所有、客觀上足以作為兇器使用之大型美工刀乙把（未露出刀刃長度約十五公分、寬度約三公分）在旁伺機上前，假裝與丙○○素不相識並藉故將丙○○飭離，繼而下手強盜江幸宗所攜帶之鉅額現金。然於該日上午丙○○與江幸宗已在「萬家福量販店」前見面後，在甲○○原欲依計畫著手強盜之際，甲○○認其人單力薄，而欲另覓人手共同實施強盜，乃以其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丙○○所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知丙○○暫緩下手。丙○○於接獲甲○○之電話通知後乃向江幸宗訛稱伊忘記攜帶信用卡而欲改約該日下午再行交易。甲○○旋以上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其友人乙○○所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邀同乙○○共同參與強盜計畫，乙○○因當時其妻將臨盆而亟需用錢遂應允同行。而丙○○則於該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嘉義市○區○○路五十二之五號附近與甲○○見面再次商議該日下午之強盜計畫，商妥後丙○○於該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許借用甲○○上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江幸宗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確認該日下午在「萬家福量販店」再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甲○○則騎乘機車前往位於嘉義市○○路「香格里拉KTV」與乙○○會合，並於下午一時五十分許騎乘機車搭載乙○○返回「萬家福量販店」，二人遂在「萬家福量販店」門前廁所內伺機遂行上開強盜計畫，甲○○並於下午二時十分許再次以上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丙○○所持用之上開行動電話確認丙○○是否已依計畫將江幸宗約出。嗣於九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許，丙○○承上開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按計畫再度與江幸宗（當時江幸宗帶同其年僅四歲之幼女到場）相約在「萬家福量販店」前見面時，甲○○與乙○○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由甲○○攜帶上開丙○○所有、客觀上足以作為兇器使用之大型美工刀乙把，二人上前假意與丙○○素不相識並藉故將丙○○飭離，再趨前以左右包夾方式出手攬住江幸宗背部，並喝令其隨同至江幸宗所有之自用小客車上，江幸宗因當時手抱其四歲幼女，復遭甲○○及乙○○左右包夾，乃被迫隨同甲○○及乙○○至其停放在「萬家福量販店」前之自用小客車內（乙○○坐駕駛座、甲○○坐左後座、江幸宗坐右後座）。甲○○遂著手翻取江幸宗所攜帶之背包，並觸摸江幸宗兩側褲袋，發覺江幸宗兩側褲袋內疑似裝有現鈔，乃喝令江幸宗交出褲袋內之現鈔，江幸宗稍有遲疑，甲○○遂持上開丙○○所有、客觀上足以作為兇器使用之大型美工刀乙把並伸出刀刃抵住江幸宗之左腰際，至使江幸宗不能抗拒而由江幸宗自行取出其左側褲袋內其攜帶之現金新臺幣（下同）九萬六千元交予駕駛座之乙○○，甲○○與乙○○得手後，旋下車共同騎乘機車逃離現場。而上開強盜所得款項，統由甲○○分配予乙○○及丙○○，丙○○分得二萬三千元，乙○○分得二萬七千元，餘均由甲○○取得。嗣因江幸宗報警處理，始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移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甲○○、乙○○、丙○○及其指定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證人即萬家福量販店之店長 林尚民警 詢時之證述、被害人江幸宗報案三聯單及嘉義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被害人江幸宗指認照片、本院九十五年度聲搜字第八八０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被告甲○○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被告乙○○持用）九十五年八月份、門號0000000000（被告丙○○持用）九十五年八月份之通聯紀錄及申請人資料、嘉義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九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函及附件萬家福量販店現場平面圖及照片、美工刀照片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而被告丙○○及其指定辯護人對於證人江幸宗之警詢證詞及共同被告甲○○、乙○○之供詞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言詞陳述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無顯不適當之情形，且採納上開傳聞證據，尚無礙於被告三人與指定辯護人於程序上之彈劾詰問權利，而認上開傳聞證據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之五等規定，因而均具證據能力。
二、被告乙○○對其警詢之供述固辯稱：伊在製作警詢筆錄時，因有施用海洛因毒品而神智不清云云。然查，本院於九十五年九月八日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時曾就其警詢及偵查時之供述是否出於任意性乙節訊問被告乙○○，被告乙○○當時供稱：「（問：對於在檢察官及警察偵訊時所陳述是否出於自由意識下之陳述？）是的。（問：現在精神狀況如何？）很好，可以接受訊問。」（見本院九十五年度聲羈字第二四三號卷第5頁）等詞，足見被告乙○○於檢察官向本院聲請羈押而接受本院訊問時，對於其警詢供述之任意性並無任何爭執，遲至九十五年十月四日移審訊問時，被告乙○○始翻異前詞，對其警詢供述之任意性提出抗辯，是其對於警詢供述並非出於任意性之抗辯是否屬實，由其提出抗辯之時點以觀，已顯可疑。參以被告乙○○於警詢階段前後共計製作三次警詢筆錄，第一次警詢於九十五年九月八日凌晨三時五十分起至同日凌晨三時五十三分止，該次被告乙○○供稱：「我現在有點累想先休息一下。」等語；第二次警詢於同日上午十時五十八分起至同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六分止，該次被告乙○○供稱：「（問：上記年籍資料是否正確？現為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八日上午十一時二分〔日間〕，你的精神狀況是否清醒？是否同意接受警方詢問並製作筆錄？）正確。有。同意。‧‧‧（問：同上拘票案由為強盜案，你可知道強盜何事？）我有看到拘票寫強盜，但我想先暫停製作筆錄，讓我冷靜一下，再回答這個問題。（問：上述供述之筆錄是否出於自由意識下實在陳述？）是。（問：警方有無使用詐術或不法手段取得你的警詢筆錄？）沒有」等詞；而第三次警詢則於同日十三時四十分許起至同日十五時四十五分許止，該次警詢筆錄始就其涉嫌本件強盜案接受警詢而為相關案情之供述。前後對照以觀，被告乙○○第一次警詢時拒絕夜間訊問，第二次警詢時被告乙○○供稱伊當時精神狀況清醒，並同意接受警詢，而其就涉嫌毒品案件部分接受警詢後，對於警員緊接詢問其涉嫌本件強盜案部分案情時，旋即要求警方暫停製作筆錄，後於該日下午始就涉嫌本件強盜案部分接受警詢而製作第三次警詢筆錄，足見被告乙○○前後三次接受警詢時，不但知悉主張其拒絕夜間訊問之法律上權利，且於第二次警詢時之始明確供稱伊當時精神狀況清醒，更知悉向警員要求暫停製作強盜部分筆錄，顯見被告乙○○於各次接受警詢當時不但能理解警員詢問內容之意義，更能針對警員之詢問提出對己有利之主張，其意思能力顯然並無任何減低之情狀，自難認被告乙○○於該日各次警詢時有何其所聲稱因毒癮發作致意識不清之情。再經本院於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審判期日當庭勘驗被告乙○○上開第三次警詢錄音帶內容，其結果：「一、警員訊問被告年籍，被告對姓名、綽號、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碼、住址、學歷、聯絡電話均能自行陳述，正確回答。二、警員有告知被告權利，被告回答知道權利，而且警員有告知被告聽清楚問題再回答。三、訊問方式採一問一答的方式。由被告自行回答後，經警察再究明後，部分問題省略記載問題整理為始末陳述的筆錄。四、被告陳述內容與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相符。五、警詢錄音前後連續。六、被告回答的情形口齒清晰並無含糊不清的情形。」（見本院卷二第8頁）等情，更見被告乙○○於第三次警詢時就本件強盜案情供述確無任何神智不清之情狀甚明，是其上開辯詞顯與事實相違，純屬臨訟卸責之詞，並不足採。從而，被告乙○○上開警詢之供述，自難認有何非出於任意性之情形，故具有證據能力而得做為裁判之基礎無疑。
三、被告甲○○及乙○○二人之指定辯護人則均抗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人江幸宗警詢時之證述及其他共同被告之供述，乃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均無證據能力。本院認：⑴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查證人江幸宗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復無符合法律規定有證據能力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應無證據能力。然證人江幸宗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若僅援為檢驗其審判程序中之證詞與其先前陳述是否一致時，即無上開傳聞法則之適用，於該等情形仍得作為證據（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臺上字第六八八一號判決參照），附此敘明。⑵共同被告乙○○、甲○○及丙○○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及渠等於本院法官訊問時向法官所為之證述，雖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然其既經依法具結，且指定辯護人並未指出上開共同被告於偵查中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及同條第二項規定，上開證詞自均有證據能力。⑶共同被告乙○○及甲○○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然共同被告乙○○及甲○○於警詢時分別供承渠等先後與共同被告丙○○謀議假借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而由被告甲○○、乙○○伺機攜帶大型美工刀共同向被害人江幸宗強取現金之事實，與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內容翻稱渠等並未攜帶大型美工刀強取被害人財物，且上開行為俱與共同被告丙○○無關等情顯有歧異，而證人即共同被告乙○○及甲○○作為共同實施上開犯行者，其上開證詞顯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本院審酌被告甲○○與乙○○二人係於不同時、地為警拘提到案，而先後於九十五年九月八日（被告乙○○部分）及同年月九日（被告甲○○部分）分別製作警詢筆錄，是其二人於製作其警詢筆錄時互不知悉彼此之警詢供詞，且就渠等製作警詢筆錄之外在情狀，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於臺北市警察局製作筆錄時原本並不知道有此強盜案件，該警詢筆錄均為其自願陳述無誤（見本院卷二第97頁）等語；被告乙○○則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警詢筆錄並無警察事先教導如何供述案情細節，亦採取一問一答方式製作（見本院卷二第123頁）等詞，足見被告甲○○及被告乙○○製作警詢筆錄時並未受任何其他外在因素影響。再對照被告甲○○、乙○○於九十六年四月九日審理期日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及審訊時，其事先不但已知悉該日庭訊係為何事作證，且因渠等均歷經準備程序及第一次審判期日被害人江幸宗之交互詰問程序，對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辯詞已多有耳聞， 衡諸渠 等在為警拘提到案初次接受警詢時之外在環境及心理狀況，不但其預先構思虛偽證詞之可能性較低，且其警詢之供詞均出於其自由意識之陳述，亦未受其他共同被告辯詞之影響，是其先前警詢時之陳述顯然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從而，共同被告即證人乙○○及甲○○警詢時之陳述相對於其餘共同被告而言，具備「特信性」及「必要性」兩項要件，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甲○○、乙○○固供承：渠等將被害人江幸宗帶至被害人江幸宗之自用小客車上強取現金九萬六千元朋分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共同攜帶兇器之加重強盜犯行，被告甲○○辯稱：伊當時並未攜帶大型美工刀，且伊僅向被害人恐嚇取財，並非強盜；而被告丙○○亦未參與本件犯行云云。被告乙○○則辯稱：伊並不認識被告丙○○，被告甲○○僅告知有「好康」要伊一起前往，渠等僅有向被害人恐嚇取財，並未持美工刀強盜財物云云。訊據被告丙○○固供承：案發前伊曾與被害人江幸宗相約在「萬家福量販店」前見面欲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之事實，然亦矢口否認有何共同攜帶兇器之加重強盜犯行，被告丙○○辯稱：伊原本即要與被害人江幸宗相約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是被告甲○○詢問伊是否認識綽號「阿發」者，因被告甲○○稱其友人與「阿發」有刷卡換現金之交易糾紛而要找「阿發」理論，伊始帶同被告甲○○到場認人，當日上午伊因忘記攜帶信用卡到場而未能完成交易，始與被害人江幸宗相約當日下午再行交易；伊事前並不知悉被告甲○○及乙○○之計畫，且當天事後曾打電話質問被告甲○○為何向伊所說與所為不同，其亦未分得任何贓款云云。
二、惟查：㈠被害人江幸宗於九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許，
在「萬家福量販店」前攜同其四歲幼女與被告丙○○相約見面時，被告甲○○與被告乙○○二人趨前藉故將被告丙○○飭離，以左右包夾方式出手攬住被害人江幸宗背部，並喝令其隨同至被害人江幸宗所有之自用小客車上，被害人被迫隨同被告甲○○及被告乙○○至其停放在「萬家福量販店」前之自用小客車內（被告乙○○坐駕駛座、被告甲○○坐左後座、被害人江幸宗坐右後座）。被告甲○○上車後即著手翻取被害人江幸宗所攜帶之背包，並觸摸被害人江幸宗兩側褲袋，發覺被害人江幸宗兩側褲袋內疑似裝有現鈔，喝令被害人江幸宗交出褲袋內之現鈔，後經被害人江幸宗取出左側褲袋內其攜帶之現金九萬六千元交予駕駛座之被告乙○○，被告甲○○與被告乙○○得手後，旋下車共同騎乘機車逃逸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江幸宗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0頁至第36頁），且與其於九十五年九月六日警詢時之證述情節互核相符，並無明顯瑕疵可指，自已具相當之憑信性。且證人江幸宗所證稱其於上開時、地遭被告甲○○及被告乙○○強押至其自用小客車上強取現金九萬六千元之案發過程，就案發之處所、行為順序、遭強取之金額、在自用小客車上之座位等細節，俱與被告甲○○及被告乙○○於九十五年十月四日本院移審訊問時之供述情節（見本院卷一第33頁第34頁、第41頁）大致相符，復有「萬家福量販店」現場照片十一幀及平面圖乙份附卷可稽，更足徵證人江幸宗上開證詞並非憑空杜撰，確與事實相符，從而上開事實至為灼然，堪以認定。
㈡被告甲○○在證人江幸宗之自用小客車上遂行上開強取現
金行為時曾持用乙把大型美工刀抵住其左腰際等情，業據證人江幸宗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綦詳（見本院卷二第10頁、第13頁、第15頁、第34頁、第35頁），亦與其於九十五年九月六日警詢筆錄之證述情詞相符，足見其此部份證詞前後亦屬一致；參以被告乙○○於警詢時、偵查中（見九十五年度偵字第六四四六號偵查卷第12頁）、本院羈押訊問時（見本院九十五年度聲羈字第二四三號卷第5頁至第7頁）及移審訊問時（見本院卷一第43頁）亦均供稱被告甲○○於上開行為實施過程中曾持用大型美工刀之事實，益見證人江幸宗上開證詞並無誇大渲染之處；且對照證人江幸宗所證稱該把大型美工刀之規格、長寬（見本院卷二第34頁），更與被告乙○○上開供述之美工刀規格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44頁），均足徵證人江幸宗上開證詞，係與事實相符，並非子虛。再觀諸被告甲○○於偵訊時及本院移審訊問時亦均供承伊於上開行為時曾攜帶被告丙○○所提供之大型美工刀乙把等情明確（見九十五年度偵字第六四四七號偵查卷第9頁；本院卷一第34頁），故堪認被告甲○○於上開行為實施過程中確曾攜帶上開大型美工刀乙把無誤。至被告甲○○與被告乙○○固於本院審理時均改口翻稱：該把大型美工刀係渠等於製作警詢筆錄時所杜撰，實際上並無該把大型美工刀存在云云，然「攜帶刀械」強取他人現金之行為，較諸以徒手方式強取他人現金之行為，在法益侵害程度上顯然較重，此為一般社會通念所共認，是若被告甲○○行為時並未攜帶任何刀械在身，衡情被告乙○○自無由憑空杜撰該段共同被告甲○○攜帶乙把大型美工刀之犯行細節而自承對己不利之事實。再佐以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就其警詢筆錄之製作情形具結證稱：「（問：警察除了說被害人報案說是強盜案件，有無告知其他的細節？）警察說有一支刀子，叫我要說出來。（問：警察在問你有沒有強盜的時候，有無持武器或工具的時候，你是如何回答，是自願回答，還是警察強迫你說有拿美工刀？）警察要求我說有一支刀子，就可以交保，然後我就說有一支美工刀。（問：警察是跟你說有一支刀子還是有一支美工刀？）警察說被害人說有一支刀子。（問：警察是說刀子還是美工刀？）刀子。（問：所以警察並沒有跟你說是美工刀、水果刀、開山刀，只跟你說刀子？）是。（問：請審判長提示被告乙○○第三次警詢筆錄第2、3頁，這些話美工刀是否為你自己說出來，還是警察提示你或要求你說出來的？）警察提示我說被害人有說我們有拿刀子，所以我自己說美工刀。」（見本院卷二第123頁、第124頁）等詞，足見警員於製作筆錄時事先並未告知被告乙○○關於被害人所指訴之刀械種類為「美工刀」之事實，而係由被告乙○○自行供出共同被告甲○○所攜帶之刀械為「美工刀」此一細節，且適與被害人所指訴之刀械種類一致，顯見其警詢時時被告乙○○未及構思虛偽供詞之所言，係基於其親身經歷觀察所得之事實，確與事實相符。況被告甲○○於警詢時除供承伊曾攜帶美工刀到場備用外，更辯稱：伊將該把美工刀放在機車內並未拿出用以行搶云云，足見被告甲○○於警詢之初並未否認 伊確 曾攜帶乙把美工刀到場之事實，僅以其強取現金之際未曾拿出該把美工刀行搶置辯，然被害人江幸宗與被告乙○○所指證該把大型美工刀規格互核一致乙節，業如上述，若被告甲○○未曾拿出該把美工刀，則被害人江幸宗及共同被告乙○○自無從目睹該把美工刀規格，又豈能對其長寬詳加描述？且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時及本院羈押訊問時均供稱：被害人原向被告甲○○聲稱無錢，待被告甲○○拿出美工刀相脅，被害人始拿出褲袋內之現金（見第九十五年度偵字第六四四六號偵查卷12頁；本院九十五年度聲羈字第二四三號卷第7頁）等情，均堪認被告甲○○不但於行為時確曾攜帶乙把大型美工刀，更於喝令被害人交付財物之際持用該把大型美工刀抵住被害人江幸宗之左腰際無誤。是被告甲○○及被告乙○○事後於本院審理時同聲翻稱實際上並無該把大型美工刀存在云云，顯係於審理過程中獲悉彼此辯詞後而為意圖卸免「攜帶兇器」之加重要件所為相互附和之飾詞，自不足信。
㈢證人江幸宗於案發時係帶同其年僅四歲之幼女到場，旋遭
被告甲○○與乙○○二人趨前以左右包夾方式出手攬住其背部，並喝令其隨同至證人江幸宗所有之自用小客車上等情，業據證人江幸宗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明確，復與被告甲○○、乙○○於本院訊問時及審理時之供述情節相符。而被告甲○○在該自用小客車上先翻取證人江幸宗所攜帶之背包，再觸摸證人江幸宗兩側褲袋，發覺證人江幸宗兩側褲袋內疑似裝有現鈔，乃喝令證人江幸宗交出褲袋內之現鈔，證人江幸宗稍有遲疑，被告甲○○遂持上開大型美工刀伸出刀刃抵住證人江幸宗之左腰際，證人江幸宗始將其左褲袋內之現金九萬六千元交予在駕駛座之被告乙○○等情，均業如上述。故被害人於案發當時手抱年僅四歲之幼女面對二名年輕力壯之男性歹徒，以左右包夾方式強押至其密閉狹小之自用小客車後座內，其中被告甲○○更持大型美工刀近距離直指其左側腰際而以現實之惡害相加，是綜合被告甲○○、乙○○在強取被害人江幸宗財物時所持刀械之種類、材質，及被告強取財物之前後整體過程等客觀具體情狀以觀，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被告甲○○與乙○○係以直接物理力加諸被害人之身體，以達壓抑一般被害人之意思自由，使其失去抗拒能力，而達強取其財物之目的，被害人在此情況下，顯已完全喪失其意思自由，而遭被告強取其財物，足認被告甲○○、乙○○主觀上之行為決意亦係欲以攜帶兇器之方式，透過強暴行為之實施，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而達強取被害人財物之目的無疑。而被告乙○○除在「萬家福量販店」前共同實施強押被害人上車之行為外，其在該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座目睹被告甲○○出手翻找被害人身上財物，聽聞被告甲○○對於被害人口出現實惡害通知並要求交付金錢，仍於被害人被迫交付財物時負責收受贓款而分擔上開犯行，是其與被告甲○○間顯然具有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甚明。準此，被告甲○○及被告乙○○確係共同基於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而為上開客觀行為之分擔，至堪認定。故被告甲○○及被告乙○○均辯稱：渠等僅向被害人恐嚇取財，並非強盜云云，顯與事實相悖，而係臨訟卸責之飾詞，亦不足採。
㈣至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固翻稱：被告丙○○與本件犯
行無關云云，然觀諸被告甲○○於九十五年十月四日本院訊問時就其與被告丙○○商議之過程供稱：「（問：案發過程？）案發當天即九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的早上七、八點的時候，丙○○打電話0000000000給我，他說有一個刷卡換現金的人綽號『阿發』，叫我去給他搶，他說那個好賺，因為被害人刷卡換現金違法而且很好賺，叫我去給他搶。後來當天九點多的時候，我們去嘉義市○○路○○○巷○○○號萬家福量販店結帳的前面門口，丙○○聯絡『阿發』到現場叫我認人順便行搶，我在大賣場對面的鐵皮屋那邊看認人。丙○○叫我搶他的斜側背包，我想我一個人力量不夠，所以後來我跟丙○○說我再叫一個朋友來，改成下午二點半。我於當天二點半之前我打電話給被告乙○○說要給他報一個好料的財路給他，我就叫被告乙○○出來，我跟他約在嘉義市○○路○○○巷○○○號萬家福量販店門口相等。後來我們進去嘉義市○○路○○○巷○○○號萬家福量販店的廁所裡面，被告乙○○大約二點到二點半左右到。我在廁所裡面跟被告乙○○說這是刷卡換現金違法的，我們去跟他拿些錢，被告乙○○說好。說了沒有多久大約被告乙○○到達後沒有五分鐘，綽號『阿發』就來了。丙○○早就在外面，但是他假裝跟我們不認識。我們在廁所那邊等丙○○跟綽號『阿發』碰面的時候，我們就靠過去假裝跟丙○○說『這是私人恩怨，你閃開一點』，丙○○就閃到旁邊，我就問綽號『阿發』說你是否叫阿發，我問了很多次，被害人說是，我就跟他說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我們來車上。被害人就遲疑了一下，我叫他去車上，我那時候手上都沒有拿什麼東西，那時候被害人身上左邊抱著一個小孩，被害人就跟我們去他的車上，被害人的車子停在大賣場門口的路邊斜坡那邊，然後我們就去他的自用小客車。被告乙○○坐在駕駛座，我坐在駕駛座的後方，被害人坐在我的右手邊。去車上的時候，我叫被害人把證件拿出來，我本來要假裝是警察來嚇他叫他把證件拿出來，但是被害人遲疑一下他說我的證件怎麼可以隨便拿出來。我就跟被害人說我跟你說明的，這陣子很難過，你違法又好賺，拿些錢來借用一下。被害人遲疑，我說我身上有壹支美工刀，小孩在這邊拿出來不好，你想想看。我一開始叫被害人拿出證件的時候，我有摸被害人的側包打開看裡面有無錢，後來我摸被害人左右的褲袋看有無錢，發現有鼓鼓的，我就說拿出美工刀在小孩面前，你想想看，綽號『阿發』遲疑一下後，就從左邊口袋拿出一疊錢，被告乙○○就把錢接過去‧‧‧我們就下車，騎我向一個綽號叫『十八』的人借的機車就走了。是我載被告乙○○。後來我跟被告乙○○去仁愛路靠近興業西路附近的一棟大樓的樓下等丙○○，過了一小時之後，丙○○來後，我們就分錢了。我跟被告乙○○先拿，我跟被告乙○○分到比較多錢，我們倆都是分到大約三萬元左右，丙○○拿二萬三千元，後來我們就散開了。（問：案發當日早上丙○○與你如何商議？）前一天丙○○打電話跟我說有事情要跟我說，並約我隔天早上要去他家育人路那邊，丙○○說有一個對象是刷卡換現金，他違法不敢報警，叫我過去搶，他要把綽號『阿發』約出來，我們當作沒有認識。後來丙○○有拿一支美工刀是大型，長度約二十公分，刀片還沒有伸出來給我，叫我割側包要用的。我說好，我就把大型美工刀放在口袋，我們早上就過去。（問：案發當日早上在嘉義市○○路○○○巷○○○號萬家福量販店時，如何跟丙○○說時間要改成下午？）我用電話跟他說的。之前丙○○跟別人在說話，我問丙○○是不是這個，丙○○說不是。後來有一個人抱著小孩過來跟丙○○說話，我就打電話問丙○○說是不是這個，丙○○說是。我本來就要拿大型美工刀過去，但是我會怕，我就打電話跟丙○○說我再找另外一個人。丙○○說好，丙○○跟綽號『阿發』說丙○○忘記帶信用卡，才能跟綽號『阿發』改成下午再見面。後來改下午後，我就把大型美工刀放在重型機車的座墊的置物箱裡面，我就去跟丙○○說這根本就不用去割側包，我再叫另外一個朋友假裝警察。那時候我跟丙○○商量是這樣。」（見本院卷一第33頁至第35頁）等語，且其上開供述之事前商議內容及案發過程細節俱與其於九十五年九月九日警詢時、檢察官偵訊時（見九十五年度偵字第六四四七號偵查卷第8頁、第9頁）及本院羈押訊問時（見本院九十五年度聲羈字第二四四號卷第5頁）之供述情節互核相符，足見其對於被告丙○○事前與伊商議上開計畫並負責提供作案用美工刀及誘騙被害人攜帶鉅額現金到場，事後並分得二萬三千元贓款等節，於偵審之初俱已坦認不諱。再參諸被告甲○○於本院移審訊問時復供承：伊與被告丙○○並無任何恩怨糾紛，且與丙○○係因均有施用毒品而相約犯案（見本院院卷一第36頁、第37頁）等語，是其自無設詞構陷被告丙○○之動機，更見其上開供述之真誠性並無可疑。且由被告甲○○上開供稱案發時伊先假裝不認識被告丙○○再藉故將被告丙○○飭離乙節以觀，適足以認定被告甲○○警詢時、偵查中、本院訊問時供稱伊與被告丙○○就上開犯行事前確有犯意聯絡無誤，否則被告甲○○又何須於下手實施上開犯行之際，在被害人江幸宗面前假意與被告丙○○素不相識，再藉故將被告丙○○飭離？此外，參諸由九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凌晨零時許起至該日下午二時十分許，被告甲○○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丙○○所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間，確有多達十二通之密集通聯，此有被告甲○○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九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之通聯紀錄乙份在卷可憑，其中該日上午九時五十三分十秒及十時十六分四十秒被告甲○○確以其所持用之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被告丙○○所持用之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旋於同日上午十時二十九分二十八秒再撥打被告乙○○所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適與被告甲○○上開供稱案發當日上午伊原本已於被告丙○○與被害人見面時在旁伺機下手行搶，然其因認人單力薄而臨時以電話通知被告丙○○暫緩下手並再電話聯絡被告乙○○到場參與計畫等節互核相符，更足徵被告甲○○上開關於案發過程之供述並非憑空杜撰。又該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十二秒被告甲○○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害人江幸宗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間，以及該日下午二時十分五十九秒被告甲○○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丙○○所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間均有相互通聯，此觀上開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即明，並經本院以此情質諸被告甲○○，其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問：你打三通電話給被告乙○○後，為何你在下午二點十分打電話給被告丙○○作何事？）我要確認是否有約綽號「阿發」出來。（問：你說你都不知道江幸宗的電話？）我的印象中是那天早上不知道何時，被告丙○○的電話好像不能使用，他說要刷卡要聯絡綽號「阿發」，就借我的電話打給綽號「阿發」。（問：那表示被告丙○○跟你借電話時，你跟被告丙○○在一起？）有。」（見本院卷二第114頁）等詞，足認被告丙○○在被告甲○○以電話通知暫緩下手之後，於案發當日上午十一時許，曾在嘉義市○區○○路五十二之五號附近與被告甲○○再度見面，被告丙○○則於該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許向被告甲○○當面借用上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被害人江幸宗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再度與被害人確認相約該日下午在「萬家福量販店」再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被告甲○○則於當日下午騎乘機車搭載被告乙○○返回「萬家福量販店」後，於下午二時十分許再以電話向被告丙○○確認是否已將被害人江幸宗約出甚明。是由上開被告甲○○與被告丙○○之通話時點及其基地臺位置，均適足以證明被告甲○○上開關於案發過程細節及其與被告丙○○就上開犯行計畫相互聯繫之供詞，確與事實相符，亦足證被告丙○○不但事前與被告甲○○就上開犯行有所商議，更負責居中以電話聯繫被害人假借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而誘騙被害人攜帶鉅額現金到場以供被告甲○○及被告乙○○下手行搶無誤。故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改稱：本案與被告丙○○無關係云云，顯與事實相違，而係迴護被告丙○○之詞，並不足採。至被告丙○○辯稱：伊原本即要與被害人江幸宗相約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是被告甲○○詢問伊是否認識綽號「阿發」者，因其友人與「阿發」有刷卡換現金之交易糾紛而要找「阿發」理論，伊始帶同被告甲○○到場認人，當日上午伊因忘記攜帶信用卡到場而未能完成交易，始與被害人江幸宗相約當日下午再行交易；伊事前並不知悉被告甲○○及乙○○之計畫，且當天事後曾打電話質問被告甲○○為何向伊所說與所為不同，其亦未分得任何贓款云云。惟由上開被告甲○○之證述情詞及相關行動電話通聯紀錄所顯示之案發過程以觀，其上開辯詞已顯與事實相違；且被告丙○○既聲稱伊當日係要與被害人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云云，然竟又聲稱該日上午忘記攜帶信用卡，始於同日下午再度相約云云，是其辯詞更顯悖於常情，而難認屬實。況被告丙○○固聲稱：伊當天事後曾打電話質問被告甲○○為何向伊所說與所為不同，且伊亦未分得任何贓款云云。然遍觀被告甲○○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於案發當日下午二時十分許，被告甲○○以行動電話向被告丙○○確認已將被害人約出之後，案發當日被告丙○○與被告甲○○間即無任何電話聯繫，足見被告丙○○上開辯詞係與事實不符；且被告甲○○迭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訊問時均供稱：被告丙○○於事後分得強盜所得贓款二萬三千元等語明確，業如上述，更證被告丙○○與被告甲○○及乙○○間具有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甚明。㈤被告甲○○之指定辯護人固聲請傳喚案發當時嘉義市警察
局第二分局之巡邏員警到庭，以證明被告三人有無結夥三人持刀恐嚇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等情，然被告甲○○及被告乙○○均供承渠等係將被害人帶至被害人所有之自用小客車上始強取被害人所攜帶之現金，而非於「萬家福量販店」門口即下手持刀使被害人不能抗拒，是巡邏員警能否目睹其犯案之過程已顯可疑；況案發當時縱有嘉義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之巡邏員警到場，衡情被告等人亦顯無可能無視於巡邏警員在場而當面實施上開犯行，自陷於立即遭警員緝捕之處境，是被告甲○○之指定辯護人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其所陳證據方法所得以證明之待證事實，顯然與本案待證事實並無重要關連性，自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三人所辯均不足採信，其上開犯行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謂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於犯罪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即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查本件被告甲○○實施上開犯行時所持用之大型美工刀乙支，未露出刀刃長度約十五公分、寬度約三公分等情，業如上述，是以該大型美工刀之規格，持以攻擊人身自足以成傷，要無疑義，其客觀上既對人之生命、身體及安全足以構成威脅，自屬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指之「兇器」無訛。次按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再所謂強暴、脅迫手段，祇須抑壓被害人之抗拒，足以喪失其意思自由為已足，縱令被害人實際並無抗拒行為，仍於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度臺上字第一０四０號、九十一年度臺上字第二九０號及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四二四０號判決意旨闡釋甚明。查本件被害人於案發當時手抱年僅四歲之幼女面對二名年輕力壯之男性歹徒，以左右包夾方式強押至其密閉狹小之自用小客車後座內，其中被告甲○○更持大型美工刀近距離直指其左側腰際而以現實之害相加，業如上述，是綜合被告甲○○、乙○○在迫使被害人江幸宗交付財物時所持刀械之種類、材質，及被告二人迫使被害人交付財物之前後整體過程等客觀具體情狀，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甲○○與乙○○係以直接物理力加諸被害人之身體，以達壓抑一般被害人之意思自由，使其失去抗拒能力，而達迫使被害人交付其財物之目的，被害人在此情況下，顯已完全喪失其意思自由，而達不能抗拒之程度至為灼然。故核被告三人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之強盜罪，而有同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形，應成立同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之加重強盜罪。又按強盜罪以強暴、脅迫等方法，致使不能抗拒為構成要件之一，當然含有妨害被害人自由之性質，故犯強盜罪而有妨害被害人之自由時，是否另論以妨害自由罪名，應就行為人之全部犯罪行為實施過程加以觀察。倘妨害自由行為時，強盜行為尚未著手實施，可依其情形認為妨害自由、強盜犯罪間具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若強盜犯行業已著手實施，則所為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行為，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無另行成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妨害自由罪之餘地，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二一八四號判決闡釋甚詳。查本件被告甲○○與乙○○在「萬家福量販店」前強押被害人上車之際，原即基於共同強盜之犯意，而欲強押被害人至其自用小客車上強取財物，此時其強盜犯行業顯已著手實施，揆諸上開說明，渠等所為以強暴之非法方法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行為，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自不另行成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妨害自由罪。再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而刑法分則或刑法特別法中規定之結夥二人或三人以上之犯罪，應以在場共同實施或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為限，不包括同謀共同正犯在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０九號解釋「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之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之意旨，雖明示將「同謀共同正犯」與「實施共同正犯」併包括於刑法總則第二十八條之「正犯」之中，但此與規定於刑法分則或刑法特別法中之結夥犯罪，其態樣並非一致，此觀最高法院七十七年臺上字第二一三五號判例、七十六年臺上字第七二一０號判例闡釋甚詳。查本件被告甲○○與被告乙○○間，以及被告甲○○與被告丙○○間分別就上揭加重強盜犯行具有犯意聯絡，雖被告乙○○與被告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揆諸上開說明，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且因本件加重強盜犯行已達「實行」之階段，故被告三人均應依刑法第二十八條，論以共同正犯。又本件實際在場實施以直接物理力加諸被害人之身體，至被害人失去抗拒能力後使被害人交付其財物之構成要件行為者僅有被告甲○○及被告乙○○二人，被告丙○○雖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事先與被告甲○○為上開加重強盜犯行之商議，並提供作案用大型美工刀予被告甲○○，且居間負責以電話聯絡被害人假借進行「刷卡換現金」交易以誘騙被害人到場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揆諸上開說明，其既非在場共同實施或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故以被告三人上開行為分擔之方式尚與刑法所定「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要件有間，附此敘明。
四、再查被告甲○○前於八十四年間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經本院以八十四年度訴字第八０三號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月確定；復於八十五年間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等案件，經本院以八十五年度訴字第六五五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十月確定，上開各案件經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五年十月確定，後於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惟於九十一年間，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再經本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並撤銷上開假釋，後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停止戒治後，接續執行上開殘刑，迄九十四年十一月七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被告丙○○前於八十八年間因竊盜及偽造貨幣案件，經本院以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一一三六號及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五八六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月及三年六月確定，後經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年五月確定，於九十三年四月五日縮短刑期假釋並交付保護管束，迄九十五年五月十七日縮刑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等情， 有渠 等二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乙份附卷可稽，被告甲○○及被告丙○○於上開執行徒刑完畢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應依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又移送併辦意旨所指之犯罪事實，核與起訴之犯罪事實同一，為事實上同一案件，本院自已審酌，併此敘明。
五、爰審酌被告甲○○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前有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前科之素行，被告乙○○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前有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前科之素行，被告丙○○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前有賭博、竊盜、偽造貨幣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前科之素行，被告三人均年輕力壯，竟不思循合法正當途徑獲得財富，竟僅為貪圖被害人之財物夥同友人持兇器實施強盜犯行，其不但對於社會治安危害甚鉅，且對於被害人所生之損害難謂輕微；再審酌本件強盜犯行之起因係被告甲○○與被告丙○○二人為施用毒品而缺錢花用，乃由被告丙○○提議誘騙被害人外出所肇致，犯案兇器大型美工刀雖由被告丙○○負責提供，然考量其未直接參與對被害人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而使被害人交付財物之主要強盜犯行，而被告甲○○則除直接實施強暴行為而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外，更進而下手實施強取被害人財物之主要強盜犯行，事後復分得近半數之強盜所得財物，均足認被告甲○○確屬本件加重強盜犯行之主要支配者無訛，是其惡性更甚其餘二名被告；且被告甲○○犯罪後原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訊問時坦承部分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就取得被害人財物之原因及方式，竟翻異前詞以圖卸責，實難見其確有悔意。而被告乙○○原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訊問時均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竟就其警詢自白之任意性，提出不實之抗辯，並就案情細節翻異前詞而對同案被告甲○○之犯行多所掩護，其犯後態度亦難謂良好。被告丙○○則自始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悔意，其犯後態度益顯惡劣，以及被告三人迄未賠償被害人損失，而得被害人宥恕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六、至未扣案之美工刀乙支，為被告甲○○持以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且為共同正犯即同案被告丙○○所有等情，業詳如上述，爰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6年4月23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許進國
法官黃琴媛法官曾宏揚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96年4月23日
書記官陳慶昀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加重強盜罪）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