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4年上易字第110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08月09日
裁判案由：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4年度上易字第1102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被告乙○○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34號，中華民國94年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92年度調偵字第228號、92年度偵字第99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甲○○、乙○○為 張文忠 、 張文鑫 、 張嘉峻 友人（張文忠、張文鑫及張嘉峻經認罪協商程序，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三百元折算一日，緩刑二年），張文忠、張文鑫及張嘉峻則為 張嘉明 之兄長。張嘉明於民國（下同）91年6月間，在桃園縣林口鄉服役時認識 溫國智 ，經溫國智邀約於91年6月8日參加某直銷公司訓練課程，在溫國智勸說下加入直銷公司成為會員。由於張嘉明沒有現金繳交入會會費及購買直銷產品，遂透過溫國智向 陳澤 時商借新台幣（下同）七萬五千元作為加入會員之費用，張嘉明則在溫國智所提供之空白本票上，簽發其為發票人，票面金額分別為二萬五千元、二萬五千元及二萬四千八百三十元，到期日為91年8月9日之本票共三張，由溫國智轉交給 陳澤時 。嗣張文忠知此事後，認為張嘉明係無知而加入，要為張嘉明取回本票，便以電話聯絡溫國智約於同年7月7日晚上商談本票之事，91年7月7日晚上8時許，溫國智與其表哥 溫文輝 開車至臺北縣淡水鎮淡水捷運站旁麥當勞赴約，張文忠與張嘉峻亦依約前往會合後，搭乘溫文輝所駕自小客車，由張文忠、張嘉峻引導前往臺北縣三芝鄉後厝村淺水灣附近一座廢棄廣場，甲○○、乙○○及張文鑫則自行到場。詎甲○○、乙○○竟與張文忠、張嘉峻、張文鑫共同基於妨害人行使權利及恐嚇犯意聯絡，脅迫溫國智儘速聯絡陳澤時攜帶前揭三張本票前來，張文忠並恐嚇稱：「若不把事情處理完，不能離開」等語。張嘉峻則至前揭小客車取出溫國智之身分證抄寫溫國智之基本資料，致溫國智心生畏懼而以行動電話聯絡陳澤時，溫國智經多次聯絡均沒有回應。甲○○、乙○○竟與張嘉峻、張文忠、張文鑫共同基於傷害犯意聯絡，動手毆打溫國智，致溫國智因此受有左上臂瘀傷（3×1公分）、左臀瘀傷（3×3公分）、背部三處瘀傷（5×3公分、4×2公分、3×2公分）等傷害。嗣溫國智聯絡上陳澤時後，其中一人再承前揭恐嚇犯意，拿起溫國智之行動電話向陳澤時恐嚇稱：「如果本票沒帶來，事情沒解決，會死人」等語。陳澤時於電話中發覺有異，立即轉告友人 鄭碧霞 ，由鄭碧霞報警後，始於同日晚上11時許，經警至現場查獲。
因認甲○○、乙○○涉有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嫌、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此部分業經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69年度臺上字第1531號判決參照）。再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且證人之證言固非不得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惟須此項證言無瑕疵可指，且與事實相符者，始足當之，苟證人之證言有瑕疵時，即不得做為不利被告認定之唯一依據。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下稱本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參照本法修正前增訂第163條之立法理由謂「如認檢察官有舉證責任，但其舉證，仍以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之程度為已足，如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已足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其形式的舉證責任已盡」）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同條第2、3、4項，乃新增法院對起訴之審查機制及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以有效督促檢察官善盡實質舉證責任，藉免濫行起訴。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
163條釐訂法院與檢察官調查證據責任之分際，一方面揭櫫當事人調查證據主導權之大原則，並充分保障當事人於調查證據時，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之權利（同條第1項）；另一方面例外規定法院得及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補充性，必待當事人舉證不足時，法院始自動依職權介入調查，以發見真實（同條第2項）；再增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前，應踐行令當事人陳述意見之程序（同條第3項），以貫徹尊重當事人查證之主導意見，確保法院補充介入之超然、中立。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甲○○、乙○○涉有強制、恐嚇危害安全罪嫌，係以告訴人溫國智指稱：「於右揭時地遭被告甲○○、乙○○夥同被告張文忠、張嘉峻及張文鑫三兄弟圍擋，被告張文忠嚇稱若不把事情處理完，不能離開現場等語，甚至抄寫身分證資料，等我與陳澤時以手機聯絡之際，上開被告中某一人復拿起手機向陳澤時出言恐嚇」等情，核與證人溫文輝、陳澤時、鄭碧霞分別證述目擊被告等人恐嚇溫國智，並拿溫國智身分證抄寫資料等語相符為據。
四、訊據被告甲○○、乙○○均否認有上開犯嫌，辯稱略以：「二人係張嘉峻同學，案發當日晚上6、7點時相約去KTV唱歌，途中乙○○打電話邀約張嘉峻共同前往，張嘉峻告知在案發現場，遂開車前往搭載，抵達現場時，見張嘉峻正與溫國智人等商談要事，就在現場喝飲料吃東西等候，現場氣氛平和，既不知被告張嘉峻等三兄弟與溫國智間有何爭執，亦不曾目睹張嘉峻等三兄弟圍堵、抄寫資料或持溫國智手機恐嚇他人，未參與其事」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甲○○、乙○○所辯核與被告張嘉峻稱：「因弟張嘉明與溫國智間直銷會費糾紛邀約商談。91年7月7日晚上8時許，溫國智與表哥溫文輝開車至臺北縣淡水鎮淡水捷運站旁麥當勞與我、張文忠、張文鑫會合，會合後，我、張文忠及溫國智搭乘溫文輝所駕駛自小客車，張文鑫開車在後跟車，經我引導至臺北縣三芝鄉後厝村淺水灣附近開放廣場，商談以現金換回本票，並取出溫國智之身分證抄寫溫國智之基本資料，溫國智以行動電話聯絡陳澤時攜帶本票前來。此際，乙○○打手機邀約我唱歌，我則告知有事在案發地點，請乙○○、甲○○等到場等候，其等遂駕車前來，並向廣場邊攤販買食品，邊吃邊等，並未參與兄弟等與溫國智之談判」等情相符。
㈡、告訴人溫國智於偵查對被告甲○○、乙○○究竟在場從事何等恐嚇或強制行為，並未確切指明，僅以「他們」、「一群人」等詞泛稱被告甲○○、乙○○及張文忠、張嘉峻及張文鑫等人，此外，所具體指稱從事恐嚇及強制犯行者，限於被告張文忠在現場嚇稱：「如果事情沒有處理完，不能離開」，另一人（非被告甲○○、乙○○）則取其汽車鑰匙，到車上取出證件登記資料，「他們」其中之一並取我手機向陳澤時恐嚇等情（他字第1830號卷第118頁至第122頁、調偵字第
228號卷第2頁3至第25頁）。
㈢、告訴人溫國智於原審證稱略以：「當日與其自捷運淡水站麥當勞會合前往案發地點商談本票事宜者，係張嘉峻、張文忠，至於何人自車內取出其證件抄身分資料，何人持其手機向訴外人陳澤時恐嚇，甲○○、乙○○是否曾出言恐嚇或脅迫伊交回本票之行為，均已不復記憶」等語（原審卷第77至88頁）。而陪同溫國智前往現場之目擊證人溫文輝於警詢則稱：「被告等五人（時稱六人，另有訴外人 林志馨 ，業據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將溫國智圍住，恐嚇溫國智，要求溫國智將本票拿出來，否則不能離開現場，張嘉峻則直接到車上拿溫國智之身分證，此後我即至廣場邊散步」等情（第1830號偵卷第93頁反面至94頁），並未陳述被告等人是否有人持溫國智手機對陳澤時恐嚇（他字第1830號卷第57頁、第60頁、第61頁、第93頁）。而證人陳澤時雖於原審證稱：
「接獲溫國智電話時，確實有一、二人持溫國智手機出言恐嚇」等情，但亦未能確定係被告中任何一人出言恐嚇（原審卷第95至96頁）。
㈣、證人鄭碧霞於偵查證稱：「陳澤時打電話給我，告知本票如果不拿過去，對方不讓溫國智走，我覺事態嚴重，乃報案」等語（第1830號偵卷第58頁），足見證人鄭碧霞並未目睹本案經過而屬於輾轉告知之傳聞，當然無法指證甲○○、乙○○是否參與犯行。則告訴人溫國智及證人溫文輝、陳澤時、鄭碧霞之證詞，均未明確指證被告乙○○、甲○○有何強制或恐嚇犯行，且證人陳澤時、鄭碧霞因不曾親自接觸被告等人，無法指認被告甲○○、乙○○是否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而證人溫國智、溫文輝固以他們或以一群人等詞泛稱本案所有被告五人，稱被告甲○○、乙○○亦參與張文忠、張文鑫及張嘉峻等恐嚇、強制犯行，然案發時為夜間8時許至11時間，淺水灣廣場燈光並不明亮，且雙方先後到來，均素不相識，除有明確犯行者外，被告等人究竟各在場從事何事衡情尚難辨認，且告訴人溫國智之告訴本係以使被告等五人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所言難免誇張，證人溫文輝則為告訴人溫國智之表哥，所證亦恐不免偏頗，是除其等明確指認從事恐嚇及強制犯行之被告張文忠、張嘉峻外，被告甲○○、乙○○是否確於案發當時即在場，是否在場並參與其事，抑或事後到場而遭誤會，實無從就現存本案證人證詞推究。而共同被告張文忠、張嘉峻、張文鑫業已自白此部分犯行，據此，除被告張文忠兄弟三人外，係不能證明被告甲○○、乙○○參與此部分犯行，尚難僅以上開證人之證述遽認被告甲○○、乙○○有恐嚇或強制之犯行。
㈤、證人即承辦本案之員警 張元龍 證稱：「案發當天據報有人遭挾持，然抵達現場時並未看到有人遭脅持之情況，只看到一群人坐在公園石桌那邊聊天，前去詢問是否有人叫溫國智，經溫國智自承，即將本案被告等五人及溫國智、溫文輝、林志馨全數帶回警局」等情（原審卷第89頁），證人林志馨於原審證稱：「是張文鑫友人，案發當日10時許前往案發地點找張文鑫，抵達時見眾人坐在公園石桌旁，桌上有飲料，大家在聊天，約莫5、6分鐘後，員警就來了，嚇了一跳，不知發生何事」等情（原審卷第101至102頁），以及證人溫文輝於警詢證稱：「被告等與告訴人發生爭吵拉扯後，我拉開雙方後就到旁邊散步」等語（他字第1830號卷第93頁），足見告訴人溫國智與被告張文鑫、張文忠、張嘉峻等人或因本票事宜曾一度發生爭執，然自等候陳澤時攜帶本票前來迄警方查獲期間，被告甲○○、乙○○、張文鑫、張文忠、張嘉峻、告訴人溫國智、與溫文輝、林志馨在現場之氣氛應尚稱平和，否則眾人如何圍坐石桌喝飲料聊天，溫文輝又何以得自由在外散步，置溫國智安危於不顧，被告甲○○、乙○○二人既經張嘉峻確認係溫國智與其等 張氏 兄弟抵達現場後始續行抵達，則被告甲○○、乙○○辯稱：「其等二人到場時，只知雙方有事商談，不知雙方有所爭執，遂在旁邊攤販買吃食等候被告張嘉峻一同前往KTV唱歌」等語，並非無據，應可採信。
㈥、檢察官上訴雖略以：「告訴人溫國智於偵查，雖未確切指明被告甲○○、乙○○在場從事何犯行，然告訴人於偵查指述遭被告甲○○、乙○○、張文忠、張文鑫、張嘉峻等人共同毆打，告訴人當天隻身一人，且其身材條件顯不及被告五人中之任何一人，遑論與渠等對抗，於此情況下，要求告訴人能清晰指述五名被告究在從事何事，顯屬強求。證人陳澤時始終證稱：接獲告訴人電話時，確有人持告訴人手機出言恐嚇等語，雖證人陳澤時不在現場，但自「有人可任意取走告訴人手機並口出惡言」之情況以觀，顯然當時告訴人完全遭被告等人控制，在場之五名被告，又豈有不知其他被告究在做何事之理，要求告訴人能明確指述各被告之犯行，自有困難。證人溫文輝已於偵查證稱：「一下車後被告他們一共五個人就圍過來，並恐嚇溫國智說」等語（他字第1830號卷第57頁），則證人溫文輝對「現場之行為人究有幾人？」，顯已清楚證述應非泛稱，至警方到場時，現場氣氛尚稱平和，與被告等已完成犯行無涉。蓋告訴人（縱加上證人溫文輝）既無力對抗被告等人，且告訴人亦已遭被告等人毆打完畢，告訴人或證人溫文輝若不維持現場氣氛或虛與委蛇，恐有再度遭毆打之虞，此情更可證告訴人不敢再激怒被告等人之心理狀態。告訴人於審理時，或因時隔甚久，或因與被告等已達成和解欲息事寧人等情，致對案發當天所發生之事，無法再清楚描述，但於偵查中，告訴人、證人溫文輝之證言中，從未「排除」被告甲○○、乙○○二人之犯行，故原審以告訴人、證人溫文輝「未明確」指證被告甲○○、乙○○有何強制或恐嚇犯行，似有速斷。原審認定被告甲○○、乙○○之強制、恐嚇危害安全罪嫌不足，難認原判決妥適」等語，然查，告訴人溫國智於本院仍證稱無法確認被告甲○○、乙○○二人等語，至於證人陳澤雖證稱：「有人持告訴人手機出言恐嚇」等語，然因證人陳澤時並不在現場，亦無從證明口出惡言者即為被告甲○○、乙○○二人，是依據證人溫國智、陳澤時二人所陳，仍不足以為被告甲○○、乙○○參與強制罪、恐嚇犯行之認定。
㈦、綜上，現存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甲○○、乙○○事實之認定，復查又無其足資為被告甲○○、乙○○犯強制罪、恐嚇罪之證據，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㈧、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甲○○、乙○○涉犯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嫌，而為其等二人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此部分並無違誤，檢察官以前詞提起上訴，以推測之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崎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4年8月9日
刑事第十七庭審判長法官蘇隆惠
法官林瑞斌法官施俊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陳彥蕖中華民國94年8月9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