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1年上訴字第212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2年11月04日
裁判案由：搶奪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二一二七號
上訴人即被告丁○○(更名為右上訴人因搶奪等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八九０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五三三三、一六五三０號）暨移送併辦（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九九四三、一二一九八號、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四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原判決關於被告丁○○（ 蔡博丞 ）行使偽造私文書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丁○○（蔡博丞）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認以：被告丁○○（更名為蔡博丞，所犯搶奪罪部分業撤回上訴確定）於不詳時地明知乙○○之行動電話，係來路不明之贓物，竟於民國（下同）九十年四月十八日，在台北縣三重市中山橋下跳蚤市場，冒用以「 黃錫仁 」名義，偽造「黃錫仁」之手機資源回收契約書，並持之以行使，以新台幣（以下同）一千七百元之價格，變賣予不知情之丙○○，足生損害於「黃錫仁」。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依證據，而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此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分別著有判例。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嫌，無非是以證人丙○○之證述及手機資源回收契約書影本一份為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在手機資源回收契約書上冒簽「黃錫仁」之名字出售乙○○之行動電話之犯行，經查：
（一）被告丁○○與同案被告甲○○對於被害人乙○○所有手機遭人搶奪一事，均否認為渠等所為，而乙○○於警訊及原審審理時亦均無法明確指認係被告二人所為，是本件關於搶奪手機部分，已難認係被告丁○○等人所為，則對於被告是否曾因搶奪而持有乙○○所有手機一節並無證據足以證明，且此搶奪事實部分，亦經本院為證據不足之判決認定。
（二）證人丙○○於警訊及原審審理時雖均證實謂該手機係被告所出售，但以證人係中古手機之買賣商，經手中古手機買賣次數頻繁，依其警訊中所稱手機出售時間係在九十年四月十九日，至其同年九月十五日赴警局製作筆錄時，已接近半年之久，證人如何能夠在手機買賣往來次數頻繁的客人中記憶清楚，係被告持該手機販售一節？故其證詞已有其不可儘採之處，況證人於收購該手機時並未核對該手機之保證書，其收購程序已有未合，涉有故買贓物嫌疑，在此已屬有利害關係之人情況下，在警方提示被害人乙○○遭受搶奪，並提示被告涉嫌搶奪情形下，故其陳述係被告所為，以避免無從交待手機來源，其證詞之可信度甚低，實難為被告有出售該手機之憑證。況參諸手機資源回收契約書上所簽立之「黃錫仁」字跡與當庭命被告書寫之「黃錫仁」之字跡，經核對比較，兩份簽名之筆法以肉眼觀察顯不相同（見九十年偵字第一五三三號第一四六頁及本院卷第一二五頁），亦難認該契約書上之簽名為被告丁○○所為。
（三）故公訴人據以起訴被告之證據既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依法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四、原審疏於詳查，遽以證人之證述即為被告有罪之認定，並予論罪科刑，尚有未合。上訴人即被告丁○○對此部分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核有理由，自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文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官許增男
法官陳孟瑩法官周煙平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蕭麗珍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