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上易字第54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11年03月15日
裁判案由：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110年度上易字第545號上訴人即被告 郭素真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151號，中華民國110年11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24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郭素真是位於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檳榔大廈的住戶， 郭燦堂 則是長安物業有限公司派駐在該大廈的管理員，於民國109年9月5日上午10點到11點左右，郭素真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的檳榔大廈1樓管理櫃檯，因遭郭燦堂質問其日前何以在該處灑鹽、米，竟基於公然侮辱的犯罪故意，接續以「垃圾」、「畜生道」等言語侮辱郭燦堂，足以貶損郭燦堂的人格、名譽。
貳、證據能力
一、上訴人即被告郭素真（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就本案各項證據之證據能力表示意見時，雖主張：我沒有講勘驗筆錄中的這些話（見本院卷第51、76頁）。然而，所謂證據能力，是指相關證據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要件，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的證據資格而言；至於證據之證明力，則是指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於證明某項待證事實時，所具有的實質證據價值而言。本件原審於110年10月18日審判程序中，就案發當時被告與告訴人郭燦堂對話錄音檔案所為之勘驗筆錄，乃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42至44條等規定進行勘驗而予製作，且被告當時亦在庭參與勘驗，並肯認該錄音檔案確實為其與告訴人間之對話（見原審院卷第42頁）。而被告在本院審理中，除為上述對於應屬「證據證明力」範疇的主張外，並未指出原審勘驗筆錄有何不符法律規定要件、應予排除其證據資格的情形。因此，原審前述依法定程序進行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自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作為證據使用的相關審判外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在本院審判程序中，都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6頁）。本院並考量這些陳述作成時的情況正常，所取得的過程也沒有瑕疵，且與本案相關的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並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的處分權，及證據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真實發現的理念，故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的規定，這些審判外的陳述都具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的理由
一、被告對於犯罪事實的意見：被告雖然坦承其於109年9月5日上午10點到11點左右，有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的檳榔大廈1樓管理櫃檯與告訴人對話，但否認有公然侮辱的犯行，辯稱：我於案發當日跟告訴人對話的過程中，並沒有提到「垃圾」、「畜生道」等字語，這是案發前幾日在其他地方說的。其中關於「垃圾」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說我要去倒垃圾，而關於「畜生道」的部分，我是好意跟告訴人說我們是來這個世間歷練、修行的，我自己也包含在內，並不是在罵告訴人。
二、本件依據下列各項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的犯罪行為：
㈠被告在偵查、原審審理中的供述（見偵卷第17頁、原審院卷
第42頁）：證明被告於案發之前，有在檳榔大廈1樓管理櫃檯灑鹽、米，而原審勘驗筆錄中與告訴人對話的女子聲音，乃是被告本人的聲音。
㈡告訴人在偵查、原審審理中的陳述（見偵卷第16頁、原審院卷第43至46頁）：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㈢原審就案發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對話錄音檔案進行勘驗之勘驗筆錄（見原審院卷第42、67至68頁）：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三、被告雖然以前述辯解否認犯行，然而：㈠關於被告辯稱其是於案發前數日，在其他與告訴人對話的過
程中，提及「垃圾」、「畜生道」等字語部分：被告此部分所辯，與告訴人的證詞顯不相符，且被告於提起上訴前的歷次供述中，也未曾為此一主張，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才以此作為辯解，其可信性已令人感到懷疑。再者，依據被告於偵查中所述，其是於109年9月4日，為前述在檳榔大廈1樓管理櫃檯灑鹽、米的行為（見偵卷第17頁）。而依據原審勘驗筆錄，被告在與告訴人的對話過程中，已經有提及告訴人灑鹽、米的事情（見原審院卷第67頁），足見原審勘驗筆錄所載的相關對話內容，確實是在109年9月4日後所為。故告訴人指稱被告是於109年9月5日上午10點到11點的對話過程中，提及「垃圾」、「畜生道」等字語，與上述勘驗筆錄所示情狀相符；而被告辯稱是於109年9月5日前數日提及「垃圾」、「畜生道」等字語，則與上述勘驗筆錄及其本身的供述等事證不符，自應以告訴人所述較為可信。
㈡關於被告辯稱其與告訴人的對話過程中，提及「垃圾」、「畜生道」等字語，並非辱罵告訴人部分：
⒈依據原審勘驗筆錄所載，告訴人提及「垃圾」此一字語的前
後對話內容為：「被告：…我跟你講，心裡有鬼的人才會去想什麼，心裡如果行的正都沒事，都平平安安啦。我灑鹽米，就算我灑鹽米，你知道我以前怎樣…」、「告訴人：你是跟我詛咒是不是？」、「被告：我跟你詛咒？你也可以去我那邊摔啊，灑鹽米有什麼？…，行的正做的正都不怕什麼，妖魔鬼怪都不怕，這樣跟你說你就懂，我現在跟你說坦白，我現在看到你，…，你要現出來。我灑鹽米，我為什麼要灑米，我早上按電梯，…，拍謝拍謝，我是不是就閉嘴了？你真正…內的垃圾」、「告訴人：你再罵」、「被告：講話怎樣？錄音啊，錄去告我」、「告訴人：我敢告你」、「被告：你如果不敢去告我跟你講…」（見原審卷第67頁）。可知在2人的對話過程中，被告只是在合理化其灑鹽、米的行為，並無故指稱告訴人是「垃圾」，且不論是從直接用詞或前後語義來看，都與所謂「倒垃圾」的行為無關。因此，此部分顯然並非如被告所辯，是因為要去倒垃圾，才提及「垃圾」此一字語。
⒉依據原審勘驗筆錄所載，告訴人提及「畜生道」此一字語的
前後對話內容則為：「被告：我比你還行，恁祖媽比你還行」、「告訴人：你再罵我啊」、「被告：我這叫罵你啊？啊？我這叫罵你啊？我跟你講，畜生道沒關係，畜生道」、「告訴人：你又給我罵畜生」（見原審卷第67至68頁）。足見被告是因在與告訴人爭吵的過程中，在氣勢凌人的狀況下，提及「畜生道」此一字語，且依其前後語義，乃是將告訴人比擬為「畜生道」，絲毫未見有何好意勸說的情狀存在。故被告辯稱：「我是好意跟告訴人說我們是來這個世間歷練、修行的，才口出『畜生道』此一字語」，亦顯非事實。
⒊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與原審勘驗筆錄此一客觀事證並不相符，自屬無從採信。
四、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而所謂「意見」，是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的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並將之對外表達。又不論是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所保障的範圍內。再者，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在該二項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雖然是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的規定。但憲法所保障的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的區別，對基本權的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也拘束法院。因此，法院在適用刑法第309條而限制言論自由時，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妥適的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以使二者達到最佳化的調和，而不是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的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一簡單連結的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的謙抑性。具體來說，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的確為侮辱意涵（下稱前階段），再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要保護的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的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其他解釋的可能。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相關言論是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的判斷。一般而言，無故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的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的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的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時，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人格權的保護；而在未涉及公益或公眾事務的私人爭端，如果是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的自然反應，且生活中具負面意涵的用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並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的包容。至於容忍的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的法律感情加以判斷，即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的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的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的影響、該言論所要實現的目的及維護的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的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的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的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第2206號刑事判決可為參考）。
五、本件被告所為上述言論，並未指定具體事實，而是其個人主觀上對於告訴人的評論，故應屬「意見」，先予說明。再者，被告與告訴人乃是大樓住戶及管理員，彼此間並無特殊身分關係存在；而被告是在告訴人向其質問「日前在檳榔大廈1樓管理櫃檯灑鹽、米」乙事的過程中，先藉詞合理化其灑鹽、米的行為，再於未對任何實質事項為評論的狀況下，無故以「垃圾」、「畜生道」等日常用以辱罵、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名譽的字語，直接指稱告訴人或用以比擬告訴人；且被告於口出「垃圾」、「畜生道」等字語時，依據雙方對話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的場所等事項為整體觀察，並無為辱罵告訴人以外解釋的可能性。故被告所為上述言論，確實具有侮辱告訴人的意涵。此外，依據原審勘驗筆錄所載，被告口出上述侮辱言論之前，告訴人並沒有對被告口出惡言的情形，反而是被告在辱罵告訴人後，另以「錄音啊，錄去告我」、「你如果不敢去告我跟你講…」等言語挑釁告訴人，足見被告所為乃是無故謾罵，純粹對告訴人為人格、名譽上的污衊；又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時所談論的事項，並未涉公益或公眾事務，而只是私人間的爭端，依據前述說明，此時自應以人格權的保護為優先。從而，本件被告所為，應屬刑法第309條所規範之公然侮辱行為，應無疑義。
六、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罪事實欄所載的犯罪行為，已經足以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肆、論罪及上訴論斷的理由
一、本件被告的犯罪行為，是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的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先後2次分別以「垃圾」、「畜生道」辱罵告訴人，乃是基於同一個犯罪的意思所為的數個舉動，且時間相近、所侵害法益相同，依一般社會健全之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該包括的加以評價，論以接續犯的實質上一罪。
三、上訴論斷的理由：㈠原審認為被告上述犯行，犯罪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309
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僅因細故對告訴人心生不滿，竟在前述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檳榔大廈1樓管理櫃檯前，以上述字語辱罵告訴人，不但足以貶損告訴人的人格，也使告訴人受有精神上的痛苦，顯見欠缺尊重他人人格的觀念，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犯後態度不佳，及被告的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曾經從事建築業工作、其他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於原審院卷第63頁的陳述），而被告前無刑事犯罪前科（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素行 尚稱良好，另考量被告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及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上述犯行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為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也已經依刑法第57條規定詳細審酌，結論亦屬妥適。
㈡被告雖以前述辯解，主張其並無公然侮辱告訴人的犯行，指
稱原審所為有罪判決有所違誤，但被告所為前述辯解，並不可採，已經本院論述如前。因此，本件被告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㈢被告於原審判決之後，雖然就告訴人因本案所提起的附帶民
事訴訟，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當場依調解內容給付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000元，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雄簡易庭調解筆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3頁）。然而，告訴人於本院審判程序陳述：在調解時，是因為調解委員的勸說，我才同意以1000元跟被告和解，但這只是限於民事部分，至於刑事部分，因為被告始終不知悔改，所以請維持原審判決（見本院卷第83頁）。而告訴人此一陳述意見，與其於原審審理中，是要求被告賠償1萬元才願意和解（見審易卷第41頁），及告訴人於前述調解成立當日，即具狀表示：「被告調解時仍堅稱自己並無言語侮辱且態度不佳，原告（指告訴人）經調解委員勸說，方就民事部分和解。原告非遭受被告言語暴力之單一個案，且被告始終無悔意，懇請法官明察」（見本院卷第35頁），均相符合，可知告訴人與被告成立調解，純粹是就附帶民事訴訟所為，就刑事告訴部分，告訴人則始終無原諒被告之意。再者，行為人對被害人為金錢賠償，就刑事案件的量刑審酌而言，雖會納入犯後態度此一量刑事項中加以考量。但以本案情形而言，被告既然有侵害告訴人人格權的行為，依法本應對告訴人負損害賠償之責，故被告事後對告訴人為前述賠償，只是履行其民事責任，且該賠償金額又是告訴人大幅讓步的結果，實難認被告有藉由民事賠償，使告訴人所受之法益損害獲得相當程度的填補。況且，就犯後態度此一量刑事項的其他考量因子而言，被告在有錄音檔案此一客觀、明確之證據存在的狀況下，仍以前述辯解否認犯行；且於本案偵、審程序中，不曾對告訴人表示真切歉意，而未見其對本身犯行顯露悔悟之意；又告訴人始終無原諒被告之意，亦如前述。綜合前述情狀，本院認被告為前述1000元的賠償，就本案的量刑審酌事項而言，並未產生足以動搖原審量刑結果的變化，故不因此改判較輕之刑，併予說明。
伍、被告被訴於109年9月3日對告訴人另為公然侮辱犯行部分，經原審判決無罪後，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未上訴而確定，故此部分不屬於本院審判的範圍，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甘雨軒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111年3月15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黃建榮
法官李嘉興法官陳君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111年3月15日
書記官吳璧娟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