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25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9月01日
裁判案由：贓物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二五五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三三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初，在其基隆市○○區○○○路○○○號之住處前，證人甲○○（未經起訴）所騎乘而來未懸掛車牌（原為ＧＬＡ─四０九號）而引擎為４ＴＦ─０四八一九三號之機車一輛，係屬來路不明之贓物（ 廖介民 八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在基隆市○○路、義四路口所失竊），竟仍以其所有之三輪車一輛，外加新台幣二千元，與證人甲○○互易，而買入該車，並於八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許，在其住處，將該車借與不知情之友人余進來所帶來之不知情友人 周洪貴 騎用。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晚間十一時許，當周洪貴騎乘該車行經台中市○區○○路、民生路口時，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被害人廖介民指訴歷歷，並有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紙在卷可稽；被告始終未能提供甲○○之資料，以供查證；被告對未懸掛車牌又無合法來源證件之機車，仍予買受，應有贓物之認識無疑云云，而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故買贓物之犯行，辯稱：甲○○未經其同意，便將其所有之三輪車一部騎走；一週後，甲○○騎乘本案未掛車牌之機車前來，其向甲○○催討三輪車時，甲○○表示該機車係其大哥所有，願以該機車和三輪車交換；車牌及車籍資料改天交付；惟此後一直找不到甲○○等語；關於二千元部分，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係付給甲○○之差價，於審判中則辯稱係其借與甲○○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其次，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經查：證人甲○○迭經傳喚均未到庭，經拘提亦無所獲，此部分無從進一步查證；惟被告於收受該車後，因找不到證人甲○○，乃將此事告知證人余進來；嗣因聽聞證人甲○○在礦工醫院照顧其母，乃又偕同證人余進來前往礦工醫院找尋，以便索取車牌及車籍資料等情，業經陪同被告前往之證人余進來證明屬實（八十八年度偵字第四四四二號偵卷第十四頁）；設被告於收受或買受該機車之初即已知悉其為贓物，又豈會再找證人甲○○索取車牌及車籍資料？準此，被告關於不知該機車為贓物之所辯並非無稽，已然可見。當時，證人甲○○既稱數日之後即可交付有關證件，則被告留住該機車而稍候數日亦不違常情，不能以事後發現其為贓物，進而推定被告於收受或購買之初已有贓物之認識。縱其當時對該車之欠缺車牌有所懷疑，亦未必能懷疑證人甲○○之說詞，進而能具有贓物之認識。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其不知為贓物等情，尚無法排除其可能性，亦即被告所辯內容，極有可能為真；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故買贓物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一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六日
書記官陸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