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25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312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6月08日

裁判案由：殺人未遂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三一二五號
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甲○○選任辯護人李合法律師
趙培皓 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未遂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四年度重上更㈠字第四九○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少連偵字第八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即被告甲○○殺人未遂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同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分別定有明文。原審就證人簡○安、蕭○發、吳○光、馮○、黃○瑋、徐○堯等於警詢或偵查中所為之供述，併採為論罪之依據，惟未說明該原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何以合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而得採為證據之理由，自嫌理由欠備。㈡、原判決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坦承持刀砍刺被害人之自白，核與同案被告蕭○發於偵查中證述情節相符，並引述蕭○發於偵查中供稱：「（撞到之後）我沒有砍殺，我最後下車，事後『甲○○有跟我說他有拿刀殺人』」、「因機車卡住無法行駛，我們『四人』都有下車看，我有看見『甲○○將短的武士刀拔出來』，沒有看見他砍人，因我最後一個下車」、「為了閃避才撞到他們」等語，似以蕭○發上揭供詞為認定被告殺人未遂犯行之論據之一，又對蕭○發於偵查中供稱本案係案外人簡○良與渠等四人共同搭車，由伊駕駛，伊不小心撞到吳○錡後，係簡○良持刀砍刺簡○安等語，認該部分供詞未曾依證人具結證詞無證據能力，不得採為證據等情。然蕭○發於偵查中之上開供述均屬未經具結之供述，原判決或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或認無證據能力，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㈢、原判決雖以簡○安於偵查中指認被告即係持刀砍伊之人，及於第一審、原審雖供稱當時看不清楚，但仍稱持刀砍伊之人身材與被告差不多等情，為認定被告不利之證據之一。惟查簡○安於警詢、第一審審理中供稱：「我被吳○錡騎○○○—○○○號車載，突然被一部○○－○○○○號自小客車自旁撞倒後受傷送奇美醫院急診，經過情形我不知道，被撞後之情形不知道」、「（車禍發生後）我人尚清醒，並開始逃跑，我看見蕭○發下車並攻擊我」、「蕭○發攻擊我時我未看清楚其有無拿刀，其他人有無攻擊我，我不是很清楚」、「（你是否知道被人持刀砍殺何部位？）我不清楚」、「我住院時是警員告訴我是甲○○所為，體型我不清楚」、「我在加護病房時，警察拿照片跟我說，是甲○○拿刀砍我的」等語，則簡○安究竟是否係其本人親眼目睹被告持刀砍刺，抑或是聽聞警員所述，始供稱被告即係持刀砍伊之人，非無疑問？原判決對於簡○安上揭有利被告之證詞，未說明何以不足採信之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㈣、原判決以簡○安於案發後同月二十四日警詢中供稱其被汽車撞傷後送醫急診，經過情形不知道，另在場之邱○維於同月二十五日警詢中則供稱自小客車衝撞後下來三、四名男子，其中一人持刀下來，其見狀即逃跑，均未言及有被告其人，則於被告出面投案前，警方尚未合理懷疑簡○安被殺傷部分係被告所為，而認被告自承犯罪前，警方僅知蕭○發涉案，尚不知其他何人涉案，本件被告所謂投案應係自首等情。然原判決論述本件案發後被告係與蕭○發等因簡○良係嘉義人而先住嘉義，再至高雄簡○良大嫂及妹妹家，再由簡○良大嫂安排人去找台南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刑警出面投案等情，並援引蕭○發之父蕭○川證稱在案發後第四天，蕭○發打電話給伊，叫伊到台南市○○路老地方餐廳見面，現場有二位自稱為刑警之人、蕭○發、甲○○、黃○瑋、徐○堯、及一名叫「 阿道 」的人，則當天在老地方參與見面之自稱刑警之人，是否確為刑警？該次會面如係為投案而見面，則該二名刑警在被告投案之前是否已知悉被告持刀砍刺簡○安？此與被告是否符合自首之規定非無關連，原判決未予詳查，遽行認定，亦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八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呂潮澤
法官吳昆仁法官孫增同法官趙文淵法官吳燦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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