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0年度重上更(七)字第118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0年重上更(七)字第11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1年06月26日

裁判案由：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重上更(七)字第一一八號
上訴人即被告乙○○選任辯護人 吳小燕 右上訴人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年度訴字第二二四號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五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五三五八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七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原判決撤銷。
乙○○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處有期徒刑肆年，減為有期徒刑貳年，「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偽造之 盧昭雄 （七十七年三月七日簽）、 黃順明 （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簽）、 紀榮貴 （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簽）之署押各壹枚，偽造之 朱英亮 、 鍾富美 、 吳哲明 、黃順明、紀榮貴之印章各壹枚、 黃元佑 偽造印章貳枚及如附表編號１至６所示之偽造支票肆拾捌張，均沒收。
事實
一、乙○○原係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證券約僱人員，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民國（下同）七十七年二月九日起至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止之期間，在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承辦限額保證支票（以下簡稱限保支票）業務，負責保管、發放空白支票並審核限保支票兌現等業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概括之犯意，連續：（一）利用職務上機會，先於七十七年三月七日，明知盧昭雄未領取支票，竟在其公務上作成之支票簽收簿上，虛偽登載盧昭雄領取ＫＬ第五一八九一號至第五一九○○號支票之不實事項，並在該簽收簿上偽造盧昭雄表示領收該支票之署押簽名，足以生損害於該分局對於支票發放之正確性及盧昭雄本人，乙○○乃因此向該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取得上開空白限保支票十張後侵占入己。嗣乙○○意圖供行使之用，於七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某日，委由不知情之不詳姓名之人，偽造限額保證支票客戶黃元佑之印章二枚（支票正、反面蓋用不同之印章各一枚），於七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以黃元佑名義偽造如附表編號１所載ＸＬ第五一八九二號至第五一八九五號之限保支票四張（支票背面並蓋印背書），由其親為蓋用本人職章為不實驗印登載後，持向該局另承辦放款之櫃員兌領現款，以行使該偽造之支票，領得新臺幣（以下同）四萬元；而乙○○依其承辦之經驗，明知規定限額保證支票存款戶該局墊支款不得高於十萬元，竟為達到領取之目的，而使限額保證支票存款戶黃元佑帳戶內之墊支款低於十萬元（因依規定限額保證支票存款戶該局墊支款不得高於十萬元），乃連續五次偽造黃元佑名義如附表編號１所載日期、金額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為方法，將該等款項存入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黃元佑帳戶內，連續行使該偽造之支票存款代傳票，足以生損害於黃元佑本人。（二）乙○○又分別於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及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明知限額保證支票客戶黃順明、紀榮貴二人未領取限保支票，竟在其公務上職掌之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分別登載黃順明領取如附表編號５所載之支票，紀榮貴領取如附表編號６所載支票等不實事項，又在該簽收簿領取人簽收欄上，分別偽造黃順明、紀榮貴簽收該支票之署押簽名，足以生損害於該分局對於支票發放之正確性及黃順明、紀榮貴本人，乙○○因而順利向該分局取得附表編號５、６空白限保支票各十張後予以侵占入己。嗣乙○○復委由不知情之不詳姓名之人偽刻黃順明、紀榮貴二人之印章各一枚，連續偽造黃順明、紀榮貴二人名義如附表編號５、６所載日期、金額之支票（支票背面除附表編號６之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偽造紀榮貴之支票二張外並蓋章背書），進而持向該分局提示，由其親為蓋用本人職章為不實驗印登載後，持向該局另承辦放款櫃員兌領現款，以行使該偽造之支票，領得如附表編號５、６所載之款項；又依其承辦之經驗，明知規定限額保證支票存款戶該局墊支款不得高於十萬元，為達到領取之目的，而使限額保證支票存款戶黃順明、紀榮貴帳戶內之墊支款低於十萬元，復連續偽造黃順明名義如附表編號５所載日期、金額，紀榮貴名義如附表編號６所載日期、金額之支票存款代傳票為方法，將該等款項存入黃順明、紀榮貴二人在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之帳戶內，行使該偽造支票存款代傳票，足以生損害於黃順明、紀榮貴本人。（三）乙○○又分別於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明知限額保證支票客戶朱英亮、吳哲明二人未領取支票，竟依序將朱英亮、吳哲明領取如附表編號２、編號４號支票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之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此部分均未偽造簽收之署押），足以生損害於該局對於支票發放之正確性及朱英亮、吳哲明本人，乙○○乃以此方法向該分局領取如附表編號２、４號所載之空白限保支票各十張後予以侵占入己。乙○○復於七十七年六月間，領取如附表編號３所載之支票四張（此部分未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簽收簿）後予以侵占入己。嗣即委由不知情之不詳姓名之人分別偽造朱英亮、吳哲明二人之印章，連續分別偽造如附表編號２、４號所載日期、金額之支票（支票背面並蓋印背書），進而持向該分局提示，由其親為蓋用本人職章為不實驗印登載後，持向該局另承辦放款櫃員兌領現款，以行使該偽造之支票，領得如附表編號２、４所載之款項，另於七十九年二月間，委由不知情之不詳姓名人偽造鍾富美之印章，持之偽造附表編號３之四張支票（支票背面並蓋印背書），於七十九年二月廿一日已非其承辦限保支票業務期間，持向該分局提示以行使，利用承辦人 潘心茹 不知情疏誤驗印（按此驗印程序具實質審核義務）之機會，取得如附表編號３號所載之款項，嗣乙○○並將附表編號３所載四張支票款四萬元，以現金入帳方式存入其本人在該局開戶之一○五二一－一號職工福利儲蓄帳戶內。又乙○○依其過去承辦之經驗，明知規定限額保證支票存款戶該局墊支款不得高於十萬元，為達到領取之目的，而使限額保證支票存款戶黃元佑帳戶內之墊支款低於十萬元，復連續偽造朱英亮、吳哲明二人如附表編號２、４所載日期、金額之支票存款代傳票，足以生損害於朱英亮、吳哲明等人。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乙○○矢口否認有上開犯行，辯稱：我係證券約僱人員，我自七十六年七月三日起承辦限額保證支票業務，從未偽造客戶支票領取款項，附表所示客戶之限保支票，均非我領取，亦非我偽造後持以行使，我確係冤枉的，我僅在審限保支票兌領現金驗印過程中有行政上之疏失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乙○○除在「七十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六日」等三甲係代理性質承辦限保支票業務外，主要係「自七十七年二月九日起至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止」之期間，在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承辦限額保證支票業務，負責保管、發放空白支票並審核限保支票兌現經辦事務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供明，並有「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一本附卷可查，由該「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簿本中行員登載客戶姓名欄位之筆跡可資比對結果，上開期間內之客戶姓名登載之筆跡，依肉眼極易辨認係屬同一經辦人筆跡，而該期間恰與被告供述及證人 陳總雄 所證被告被派至營業部門工作之時期內，該段期間之筆跡又為被告於本院前審中是認為其所書寫，參以「七十六年四月廿九日（客戶為 余昭琳 ）至七十七年二月八日（客戶為 鄭國基 ）」期間，除穿插幾位同事各不同之筆跡（含上開被告乙○○所代理之七十六年十一月四至六日」外，主要係由證人即另行員 劉秀合 辦理之事實，亦據證人劉秀合於本院前審到庭結證在卷（見本院重上更㈥一卷第一三六頁），另「自七十八年六月五日起至七十八年七月十日止」期間接辦被告原所負責限額保證支票業務之事實，亦據證人即接辦人 何淑媛 於偵審中證述在卷。是可確認者，「自七十七年二月九日起至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止」之期間，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限額保證支票業務，係由被告本人負責保管、發放空白支票並審核限保支票兌現之業務無訛。而依限保支票業務作業流程，該限保支票係由限保支票之經辦人自行保管空白支票簿及印鑑卡，而支票之領取係由客戶憑「支票領取證」，蓋妥印鑑申請核發支票簿，由經辦人核對印鑑相符交予客戶支票簿，並請客戶簽收；日後客戶使用支票領現時，亦由櫃台人員受理後發給客戶號碼單，支票則送限保支票經辦人核印，由限保支票經辦人核對領現支票印鑑核符後，交收付款之櫃員，收付款櫃員輸入電腦並付現，再由使用支票之客戶持號碼單接受付款等流程，除經證人陳總雄證稱在卷外，並有限保支票業務作業流程圖（案發前版）一紙附卷可佐。是限保支票之兌領，若非客戶本人為之，其領取及行使兌現流程，必也經過經辦人兩度印鑑核對之查驗，其核對查驗時間，常係有間距差異，謂會發生兩度驗印核對，一致遭矇蔽而未發覺不符情事，客觀上機率已屬不高，況被告本人經辦期間，竟迭有多名客戶遭冒領、多次遭冒兌支票而迄未發覺，機率相形更加微小，是被告經辦期間內，迭發生有客戶之限保支票遭盜領，進而盜用，經辦之行員即被告本人，客觀上確最難脫卸其責，核先述明。
（二）本件如附表編號１（於七十七年四月廿六日以黃元佑之名偽簽支票四張，然該支票則係七十七年三月七日以盧昭雄之名義冒領十張中四張）、編號２（於七十七年六月廿五日以朱英亮之名冒領支票十張，並於七十七年六月廿五日以朱英亮之名偽簽支票十張）、編號４（於七十七年七月廿五日以吳哲明之名義冒領支票十張，於七十七年七月廿五日偽簽三張、七月廿九日偽簽二張、八月十日偽簽五張，計分三次偽簽支票）、編號５（於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以黃順明之名義冒領支票十張，於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偽簽支票十張）、編號６（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以紀榮貴名義冒領支票十張，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偽簽二張、五月十七日偽簽三張、五月二十日偽簽一張、五月廿五日偽簽四張，計分四次偽簽支票）等支票之領用、偽造持以兌現之犯罪時間，均係在上開「自七十七年二月九日起至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止」被告承辦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限額保證支票業務期間內，此部分所涉被冒領之支票達五十張（五個人次，各十張），其中被偽簽後持以兌現之支票數達四十四張。依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限額保證支票業務作業正常程序，如若冒領之人非係限保支票經辦人本身，縱認冒領一關有所疏誤，因各該限保支票於填載、蓋用原客戶之印鑑章並持以兌現之前，其支票即期兌現效力尚未顯現，客觀上並無價值，縱疏未詳加驗印遭人冒領，其損害猶未必立即發生，然嗣後該「冒領之人」，竟於冒領得逞後，於同日或不久之時日，進行偽造、兌領之手段，依正常程序，亦須由經辦人（本件即被告）把關嚴格就領用人印鑑章與存行之印鑑卡詳加比對，本件被告並不否認上開四十四張支票之兌現印鑑審核，係其承辦，而對照上開四十四張支票上「驗印」承辦人欄中果均蓋有「乙○○」之職章，有該支票四十四張影本（票號詳如附表編號１、２、４、５、６所載，原本經本院前審與影本核對相符後已發還中信局）附卷可資比對；又限保支票之使用，依其支票格式以觀，除需固定印妥支票號碼外，尚有一「帳號欄」，待支票使用時以日期戳填補使用人之帳號，上開被冒領偽簽之支票其中附表編號１被偽簽之支票，實係於七十七年三月七日遭人以盧昭雄之名義冒領十張，嗣後其中四張，於七十七年四月廿六日以黃元佑之名義偽簽支票，是支票兌領現款時，該四張支票帳號欄上所載「一三二四０七」號，顯然與該票號支票領用人盧昭雄之帳號即「一三四七三八號」不符，已有作業瑕疵；又按兌現支票之印鑑章比對工作，關係該行庫以透支方式同意提供信用予客戶，性質上關涉銀行之信用授信安全，與吾人欲前往金融行庫提領款項、辦理貸款授信等事關授信安全事項，行庫人員常係詳加比對相關印鑑章以為核辦之事務並無差異，對經辦行員而言，其所應持之注意程度應無二致，此部分四十四張支票偽簽並經兌領之過程，迭為順利達到不法目的，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已難以「偶一疏忽」即可加以搪塞卸責。又印鑑比對工作，就本件業務項目而言，既是無比重要，經辦人驗印所使用職章之保管，諒必特別謹慎，系爭四十四張偽簽支票，先後使用到乙○○之驗印職章，謂被告完全不知情，亦與常情大相逕庭；又縱謂該弊情非被告所為，於日常工作中，衡情被告亦必知情何人常使用其之重要驗印職章，詎迄今纏訟十餘年，被告始終未曾具體供明何人涉有重嫌，自難僅以其空言否認之詞，即足排除其本人依經驗法則難以飾卸之結論。又此部分四十四張偽簽支票於兌領現金時所蓋用之印鑑章與卷附各支票發票客戶之印鑑卡上印鑑文，其中紀榮貴之印文字體不符，朱英亮印文字體、精細、印章大小均不符，黃元佑部分固大體近似，然猶有細微（其中『佑』字）差異，且其部分之支票背面有黃元佑之背書印章，竟然與發票之印章非使用同一印章，而仍可驗印過關，鍾富美之字體及筆順略有不同，吳哲明之字體亦明顯不同，至黃順明之十張支票固因未有印鑑卡可供核對，然經證人陳總雄庭呈黃順明本人先前正常使用兌現之支票影本（支票號碼：ＫＬ0000000號，結清前之七十七年五月五日兌領），其上之印文與黃順明被偽造之支票印文，依肉眼比對結果，亦易於辨認，其間確有差異等情，亦有該支票四十四張、印鑑卡五張（分屬附表編號１、２、４、６客戶）及黃順明支票影本一紙（屬附表編號５客戶所使用）附卷可資比對。足見該四十四張支票並非各該客戶本人使用，而係被告本人所冒領、偽造後行使無訛。
（三）又本件限保支票發放金融機構人員冒領客戶支票，並加以行使兌現，其結果係該被冒名使用支票客戶之帳戶內，透支款必然增加。依證人 黃維民 於本院前審證稱：「自七十七年三月至七十九年二月，每個月我都有印（『支票存款對帳單』）交給經辦人員，是整批交給他的或他們自己來拿。」（見本院上訴卷第九十一頁）、「『結清』是指戶頭結清，我們月初印客戶的對帳單是印上個月的，印後親自交給經辦人，通知單上有蓋經辦人的章，通知給我後，我把每個月的明細表印給他，乙○○以前是寫通知單跟我要對帳單，存款的，要利息報表，有通知單的，我親自交給通知單上的經辦人。七十八年六月五日對帳單，我們是拿給櫃台上的經辦人，我是照通知單上的名字送的，七十八年給誰我因為太久記不起來了。」等語（見本院更二卷第五十三頁）。是若依正常作業，一旦中信局按月寄發客戶「支票存款對帳單」，異常之情極易被原客戶發覺，而黃維民承辦電腦列印「支票存款對帳單」期間，恰與被告經辦限保支票業務期間重疊，其間若黃維民於乙○○寫通知單跟其要對帳單時，即交付客戶『支票存款對帳單』予被告，自令被告有機會可以即時攔截，而免被冒領冒用支票之客戶即時發覺，此一證詞，適足供本件冒領、冒用支票手法之所以延續達一年有餘而迄未被發覺之合理解釋。是被告辯稱：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就限額保證支票，均以電腦建檔，客戶每月皆會收到通知，應會查覺，不可能以補存款方式，防止事發云云，亦無可採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四）若限保支票客戶之帳戶透支金額逾越十萬元，電腦即會警示一節，亦據證人陳總雄於本院前審證陳在卷。是若有人冒領客戶支票使用，依附表編號２、４、
５、６所載之客戶，其被冒用支票兌現金額均已滿十萬元，衡情應易於被查覺，然竟然仍未被發覺。經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查核結果，發覺附表編號２、４、５、６等四名客戶（即朱英亮、吳哲明、黃順明、紀榮貴）之帳號內，於各該客戶證陳帳戶已「結清」之時點後，猶被人以小額方式，迭次存入帳戶內，而維持透支金額未逾十萬元之狀態，其存入款項方式，均以填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方式，以現金存入，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十一張（朱英亮三張、吳哲明三張、黃順明四張、紀榮貴一張）附卷可稽，此一做法客觀上係「拿自己錢存入他人帳戶」，除非該行為人合法持有原客戶之印鑑章、存摺可供隨時提領之用，否則款項一旦存入他人之帳戶，即成他人之存款，若非另有企圖，實難想像有何必要為此行為，是此一手法與防止該帳戶內之存款金額免逾一定數額之考量，應屬相關；而附表編號１黃元佑之帳戶，固因被偽簽之支票未逾十萬元，但其帳戶亦曾於七十八年二月二日至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止被存入小額存款，附表編號１之支票係遭人利用盧昭雄之名冒領、冒用與附表編號
２、４、５、６客戶之支票亦均遭人冒名領取、冒用之情相同，已詳述如前，則為此小額存入帳戶之行為人，衡情應是前開冒領、冒用他人支票之同一行為人，然此手法之行為人究係何人，被告固矢口否認，而依卷附上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十六張（黃元佑五張、朱英亮三張、吳哲明三張、黃順明四張、紀榮貴一張）上所載辦理之「櫃員」計有 黃淑文 、 吳玉鏘 、 楊艾青 、潘心茹等四人（詳該代傳票櫃員欄所蓋職章），其等均曾到庭證陳，然無一人明確述明究係何人委辦此部分偽簽支票之支票存款進帳事宜，似難以逕認係被告本人施此手法，辦理為他人存錢之作為。然依證人陳總雄在本院前審證稱：「限客保證支票的客戶也是屬於支票存款的客戶一種，他們如果要存款進帳戶，就要填具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性質上與一般存戶的存款條相同，且這種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原則上都是由存款客戶自行填具內容，連同現金交給『櫃員』辦理，所以由『櫃員』代填進帳代傳票之情形絕無僅有，且存款手續也都不經限保支票的經辦人，整個作業程序不應出現非擔任櫃員之乙○○字跡。」等語（見本院重上更㈥二卷第二十三頁背面、第二十四頁）。對照卷附之上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之格式，最基層審核人確係僅有「櫃員」，而無限保支票之『經辦人』，據此上開系爭附表編號１、２、４、５、６等五名客戶之帳戶於結清後之被告經辦期間內，被人迭存入小額現金時所填載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衡情應不可能出現有被告本人填載內容之字跡，方符常理，詎卷附上開附表編號１、２、４、５、６等五名客戶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十六張（黃元佑五張、朱英亮三張、吳哲明三張、黃順明四張、紀榮貴一張），其中竟有十二張，經本院前審蒐集被告於案發當時之筆跡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將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二十一張，依日期之先後將其上字跡分別編為甲１至甲２１，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代辦職工儲金存取款憑條十巨冊、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一本及其節本一分，其內黏貼標籤部分及黃色螢光筆標示之乙○○筆跡編為乙類鑑定資料），鑑定結果：「甲１、甲２、甲３、甲４、甲
５、甲６、甲７、甲８、甲９、甲１０、甲１１、甲１８等十二類字跡與乙類字跡相同」，對照鑑定後之卷附「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上右上角調查局編號，其中竟有十二張分屬附表編號１、２、４、５客戶所載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中，各有數張（黃元佑部分三張，朱英亮部分二張、吳哲明部分二張、黃順明部分三張），鑑定屬被告本人字跡無訛，有該局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陸㈡00000000號鑑定通知書附卷可稽（附於本院重上更㈣卷第一五六頁）。對照上開附表編號１、２、４、５等四名客戶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
」共有十五張（黃元佑五張、朱英亮三張、吳哲明三張、黃順明四張），其間具體鑑出係被告本人手筆填載者即達十張（黃元佑三張、朱英亮二張、吳哲明二張、黃順明三張），換言之，附表編號１、２、４、５等四名客戶之上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本身均有部分明確鑑出係被告手筆，亦均有部分僅鑑出「稍異」，而未明確認定出自被告乙○○筆跡，然依常情，該填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入他入帳戶者應係冒領、冒用支票者，其現金存入他人帳戶之意圖又係意欲掩飾以免弊情爆發，均已詳述如前，實難想像附表編號１、２、
４、５所載諸張「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各該次存款行為有不同行為人、不同作為目的之情事發生，是縱認附表編號１、２、４、５所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十五張，其中各有部分非明確係被告本人筆跡，但各該客戶之支票既係被同一次冒領，同一次或分次使用，非冒領、冒用者，衡情又無以現金存入各該帳戶內之必要，其目的及其行為人必係同一，初不因各次存入時填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時之筆跡有所不同，即認有不同犯罪行為人。是附表編號
１、２、４、５等四名客戶之被存入現款行為，被告本人明顯難脫其嫌，加諸上開冒領、冒簽支票順利達成取款目的過程中，被告本人本重度涉嫌之論述，已足認系爭附表編號１、２、４、５等四名客戶如附表所載之支票均係被告本人所冒領、偽簽並兌現無訛。
（五）至附表編號６（客戶紀榮貴）之帳戶，其帳戶被存入小額現款，僅有一筆，且該筆小額存款所填載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筆跡，經同次鑑定結果，亦僅認「書寫方式『稍異』於甲類其餘字跡，現有參對字樣，尚難確認該類字跡是否出自乙○○之手筆」等語（見同上開筆跡鑑定書），而承辦轉帳之櫃員楊艾青，亦無不利被告之證詞，似無明確證據，足認此部分係被告所進行存入小額現金之手法。然如上所述，附表編號１、２、４、５客戶部分，初不因其等帳戶內有不明筆跡之人存入現款而認該部分非屬被告所為，是系爭「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是否被告本人所填載製作後持以行使，與鑑定結果是否明確認定係被告本人筆跡，並非必然、唯一相關，然此部分冒領、兌現事實，既均在被告承辦中順利取得不法款項，被告所辯又非合理可信，此部分小額現金存入帳戶之手法又與上開系爭附表編號１、２、４、５等四名客戶如出一轍，自仍堪認定此部分存入小額現金之行為亦係被告所為。再與上開冒領支票、兌領現款，均在被告承辦過程中順利取得不法款項之情綜合判斷，足認此部分不法犯行，亦係被告所為無訛。
（六）另附表編號３（客戶鍾富美）所載被偽簽並兌領之支票即ＫＬ第五三五六六號至第五三五六九號支票四紙之領用情形，雖未依正常作業規定，登載於「領取限保登記簿」內，並由客戶署名簽收，形式上實難認係何人？何時？領用。惟客戶領取空白保證支票，僅須以印鑑或簽名，向承辦之被告領取即可，由被告驗印後登記於支票簽收簿隨即發放，印鑑卡及支票簽收簿皆由承辦之被告保管之事實，亦由被告於本院前審供承在卷（見本院重上更㈤卷第六十二頁、第六十三頁），並經證人陳總雄於本院前審到庭證述明確，顯然主管之審核係屬事後備查性質，並無實質審核，故被告可利用職務之便，領取空白保證支票供己使用，客觀上並無違反常理。又依卷附「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所載ＫＬ第五三五六一號支票係七十七年六月廿九日領用，而ＫＬ第五三五七一號則係翌（三十）日領用，是此部分之四張支票，係在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或同年月三十日領用，亦有該支票簽收簿足供比對參考，則該「ＫＬ第五三五六六號至第五三五六九號」四張支票，仍是在被告承辦限額保證支票期間被領用，應可確認，被告已難脫冒領支票之嫌疑；至該四紙支票嗣後被持以兌現使用時，順利通過經辦人之印鑑章核對，已是在七十九年二月廿一日，形式上係由潘心茹驗印，有該支票四紙附卷可稽，此時限保支票之經辦人已非被告，則既無證據足認係被告冒名領取支票，又無證據足認順利通過驗印兌現支票係被告本人親為，僅因支票被領用之時間「可能」係在被告承辦業務任內，似難據此即逕認係被告冒領、冒用支票，且被偽簽支票之客戶鍾富美所使用之「一三三九二八」號帳戶，事後亦查無如上開附表編號１、２、４、５、６等客戶之帳戶有被偽填「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而以小額現金存入該帳戶內情事，此部分似與上開附表編號１、２、４、５、６犯罪手法有所差異。然此一論述，僅呈現冒領支票、兌領支票不知係何人之情況，並非可遽以具體排除被告亦有涉嫌其內之可能性（蓋該支票兌領，依卷證顯示係在被告承辦期間最屬可能）；且最重要之該系爭鍾富美被偽造之四張支票兌領後之「流向」，經查係以支票兌領後即時存入被告本人設於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內之「一０五二─一」福利儲蓄存款帳戶內，業據證人 黃青雲 偵查中證稱：「鍾富美名義之四張支票是我經手付錢，故支票背面上之『一０五二─一』是我寫，因客戶拿支票來要存入帳戶內，我們要馬上把帳號寫在支票背面，以備將來查考，當時何人拿支票領錢，記不清，本行之支票設畫線是以現金入帳。」、「之所以在支票背面寫上號碼，是說這種支票存到所記明帳號的帳戶，以便查核，是我幫被告寫的，我是依據存款單寫的。」等語，其嗣於本院上訴審中亦證稱：「有一張現金存款單（一四九一號），但是在一四九一號前有四張連續支票（一四八七號至一四九０號）有存入以後，才能提出款項後，以那張存款單存入，號碼才是連續。」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三十三頁反面）及於本院上更一審時證稱：「四萬元，我是櫃員把它輸入的，當時是拿五三五六六─五三五六九號四張限額支票，因無畫線，可以作現金及轉帳，我把它作現金存入，畫橫線就必須轉帳，電腦流水號一四八七至一四九０，接下來是這張存款憑條號碼一四九一號，是連續做下來。」等語在卷（見本院上更一卷第四十六頁反面），核與卷附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代辦職工儲金存款憑條一紙（電腦流水號一四九一號，金額為四萬元）及系爭四紙支票（依各該支票背面所載顯示電腦流水號分別係一四八七至一四九０號，均係兌領現金，該電腦流水號編號恰與上開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代辦職工儲金存款憑條一紙（電腦流水號一四九一號，金額為四萬元）成連號，是該四紙支票兌領作業與被告職工儲金存款作業係屬緊接，且該職工儲金存款憑條所載之四萬元，即係系爭偽造鍾富美之四張支票兌領後取得之現金無訛，初不因上開卷附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代辦職工儲金存款憑條一紙上所蓋係「現金收訖」章，即認該筆款項係被告本人另以現金而非以系爭偽造鍾富美之四張支票兌領存入等辯語為可採，參以該以鍾富美名義偽造之支票四紙，既已具體兌領，行為人之目的明顯係欲兌現供自己使用，其提領現款立即花用固屬常態，然暫存入本人可支配之帳戶中暫時存放，亦非明顯與常情相悖，被告辯稱此一方法易遭人識破，為犯罪智者所不為，固非無見，唯本件之存入被告所有職工儲金戶已非原始逕以「支票收訖」方式入帳，而係特意先以支票兌換成現金，再以現金存入帳戶內，客觀上非可易於立即查覺該七十九年二月廿一日之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代辦職工儲金存款憑條之現金即係盜用支票兌領現款得來（蓋若未取出系爭四張支票自背面查閱其電腦流水號，並與該存款憑條比對，不易查覺其間現金之關係），況被告先前冒領、冒用客戶支票兌領現款花用之犯罪，已持續一年有餘，迄未被發覺，基於其本是內部員工，對行內行政作業流程之隨機、方便監控之自信，難認其此一作為，有何與常情不符之處，是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再假如該系爭四萬元係被告以外之人所為，該款既已存入被告帳戶，將來之提領，必也持有被告印鑑章，方足領取，然並無證據顯示被告福儲帳戶之存褶或印鑑章有交付他人，或使易於取拿之情事，實難想像有被告以外之人會為此無意義之存款動作。或謂有人欲陷害被告，然此部分犯罪手法與上開所論述如附表編號１、２、４、５、６之情形並無殊異，反而此部分犯行顯示對被告不利之客觀證據，相對較薄弱，已詳述如前，有心者大可對附表編號１、２、４、５、６之不法犯行，逕行舉發，以達陷害被告之目的，自己亦可順利脫卸責任，衡情尚不致另以此存入被告帳戶方式來陷害被告。而系爭四萬元，一旦存入被告本人帳戶，被告自是最易提領使用之人，客觀上被告自是最有動機之人；至證人（即辦理職工儲金存款之承辦人）黃青雲固證稱：「持票人有要求發票人背書就應由發票人背書，如沒有要求就不必背書，因要存入乙○○帳戶，我就寫上乙○○的帳號，因太忙，到底 鐘富美 那四張票是誰拿來的，我不記得了。」等語（見原審卷第六十一頁反面），另驗印之經辦人潘心茹亦未為不利被告之證述，然證人黃青雲、潘心茹與被告間均係同事關係，到庭作證顧慮同事情誼，是否為明確不利被告之證述，本難期待，又證人黃青雲既證稱明確記憶持票人係欲存入同事即被告之帳戶，其乃隨手在支票背面註記被告所有「一０五二─一」福利儲蓄存款帳號，而未要求提示者背書乃符常情做法，是尚難僅因黃青雲、潘心茹日後不願正面證實是否被告本人委託兌現、存款，即遽認可逕行排除系爭支票四紙係由被告交付潘心茹兌領現金再委由黃青雲辦理存入帳戶之可能，是尚無損於此部分支票四張亦係被告所冒領、偽簽並存入自己帳戶以待來日提領使用之認定。
（七）至有關附表編號３部分之四張支票兌領過程，已非在被告承辦驗印業務期間，何以印鑑不符（有四張支票及印鑑卡附卷可資比對），仍能順利通過經辦人驗印而順利兌領得現金一節。證人即承辦人潘心茹固於偵查中證稱：「七十九年二月是我經辦限額保證支票，七十九年二月廿二日時，鍾富美的印鑑卡當時已不存在，不可能去核對，出納是看支票有我的印章，所以付錢，但實際上我沒有核對這四張支票，可能有人盜用我的印章。」等語（見偵卷第五十二頁），而於原審中亦僅證稱：「被告沒代理業務過，也沒有幫忙處理過，但工作上有問題會請教他，不知本案支票為何會蓋我的印章，支票上印章非我所蓋，但是我的印章沒錯。」等語，並未能明確證述其印章確否遭人盜蓋以驗印，而潘心茹既係弊情之承辦人，本立於利害關係立場，其所證述事實，難預期出於客觀，況若係由熟識之同事委託處理支票兌現事宜，其作業嚴謹程度，必然較為鬆懈，承辦該業務之潘心茹，未依規定詳加核對印鑑即蓋上驗印章，而使該四張支票票款轉帳入被告之帳戶，客觀上，非可絕對排除，是系爭四張支票，尚無足以認定係被告本人盜蓋無訛，又無積極證據足認係潘心茹故意配合，自僅能認定被告係利用承辦人潘心茹未注意核對情形獲得驗印通過，附此敘明。
（八）上開所論述之諸犯罪事實，除據移送機關函敘甚詳外，被告冒領支票、偽簽支票或被侵占清償款等情事，亦分據各該客戶就各人所涉情節證述在卷。綜合各該證人於警訊或偵審中所證述，略載如下：⑴鐘富美證稱：限額保證支票四張係橡皮章蓋印，與我習慣以打孔簽發不同，非我所簽發；我亦未將錢存入乙○○帳戶，七十七年十月結清即離開高雄，就未再使用，帳戶亦結，支票已全部使用掉，未剩餘，七十九年二月間未再有使用支票紀錄；印章在我手上，未交給別人等語。⑵朱英亮證稱：七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委託同事繳清帳戶差額六五０元並交還限額保證支票一本，是由乙○○經辦；系爭被偽造並兌現之十張支票上印鑑章均非我所有，我七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結清，十張支票全部還清，七十八年二月、五月，亦未再存款等語。⑶吳哲明證稱：七十七年三、四月間即辦理結清，經辦人不知，十張支票上所蓋印鑑章非我本人所有，七十八年七月及九月未有使用支票，七十八年亦未再存款等語。⑷黃元佑證稱：七十七年四月間結清；七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存入現金六千元是何人存入，我不知；結清後未再領過支票；七十七年六月、七十七年二月五日、七十七年七月十二日未有存入帳戶等語。⑸黃順民證稱：七十七年六月間結清，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未使用支票之記錄，七十八年未有存款入帳戶。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支票登記簿上簽名非我所簽；十張支票非我所有，有人盜用印章領我支票使用，之後亦未存錢進入帳戶等語。⑹紀榮貴證稱：我所申請之支票剩下最後一張號碼四八０七０號（即七十六年四月廿一日日領用），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紀榮貴」三字不是我簽名，七十八年十二月間有入存帳戶紀錄，應該沒有等語。⑺盧昭雄證稱：七十七年三月七日領支票之簽名，非我所簽之筆跡等語。均核與上開論述受害情節相合，其等均係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之客戶，移送機關未有其等曾積欠限保支票欠款之指訴，而其等帳戶，迄案發時止，所積欠之金額最多亦僅約十萬元左右，與被告間又無怨隙，衡情應無僅為個人得以免除清償義務，即為陷承辦公務人員即被告於嚴重刑責證陳之理由，況其等所涉帳戶（除鍾富美外）內迭次被存入不等小額現款，客觀上與一般客戶清償債欠之常情有間，又領用限保支票本係各該客戶之權利，就支票領取行為而言，倘若屬實，並無迴避不承認之必要，而上開系爭被盜用偽造之客戶支票，所使用之印鑑章均屬與印鑑不符之印鑑章，其等否認為其本人所使用，確與實情相合，是其等上開所證陳，堪信為真實，而足採為本件被告犯行之佐證。
（九）附表編號１（領取人為盧昭雄名義）、編號５（黃順明）、編號６（紀榮貴）等三人領取系爭支票時，於「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所留下之簽名，經本院前審送請法務部調查局，請就與同留存於同「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被告本人職務上製作之各該客戶簽名及各該客戶先前正領用支票時所存留無爭議之客戶簽名比對結果，獲覆因有書體不一而無法比對，未獲結論，有鑑定書附本院重上更㈥一卷第一六六頁可按，因此本件經最高法院發回後，本院依最高法院發回意旨再函送其他鑑定機關鑑定前，遂再令被告當庭書寫有關上開字體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則因「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上筆跡因與比對資料上筆跡書寫方式不同且相隔時間太久，無法認定。」，有該局九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刑鑑字第０九一００一一二二九六號鑑驗通知書一份附於本院卷第一一九頁可憑，由此可知，要蒐集被告於七十七年、七十八年間所寫與本案相關之筆跡再送鑑定確實有其困難，且是不可能之事，何況如係鑑定書寫自己姓名之有關資料，一般而言，較為容易，但要蒐集書寫別人姓名之筆跡，則難上加難，參以本件鑑定結果，係無足夠之字跡可供比對而無法認定是否為被告筆跡，並非鑑定結果確定非被告之字跡，因此尚不得以此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須依其他有關資料及情況證據來加以推定採證。而盧昭雄（七十七年三月七日）之簽名既據盧昭雄本人否認係其本人所領用支票簽認，而盧昭雄名義所領之十張支票，其中又有四張為被告非法挪用，供偽造黃元佑名義之支票，已如前述，足見該十張支票為被告所領用無訛，參以本件限保支票領用本係被告本人承辦業務範圍，「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又係被告本人負責保管，而無論係請人代簽或本人仿簽，於鑑定技術上固可鑑出非客戶本人簽名，但欲確認是否為被告之筆跡，客觀上較為困難，是由其本人仿客戶簽名，以掩飾盜領之不法，較諸特意令第三人代簽，客觀上機會較大，並參酌前開所述之事證，本件犯罪之過程，除被告一人外，並無第三人共同涉入之證據，應認上開系爭盧昭雄、黃順明、紀榮貴之簽名係被告本人所仿造偽簽而不另涉第三人代筆情事，應堪認定。至附表編號２、３、４之系爭支票於被領取時，均未涉偽造各該客戶簽名情事，此部分尚無偽造署押問題，附此敘明。
（十）特此敘明者：⑴本件附表編號１至６系爭被偽簽之空白限保支票原均係被告因承辦公務之原因而保管持有，其本於不法所有意圖，加以取用，自屬侵占類型之犯罪行為無訛。⑵限保支票之發放，係被告負責就「領取證」核驗後，於「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留下簽收署押或印章程序後即行發放，程序上並不須經其他上級人員審核，是縱由被告偽簽客戶姓名，亦僅係防事後被人發覺程序有異之掩飾手法，其主管之審核僅係事後核備性質，非屬實質審核，是被告偽簽客戶姓名之舉，其行為性質與施詐術態樣不符。⑶本件被告侵占之限保支票價額固屬非高，然該支票性質係特定身分者特別申請使用，支票本身可透支，具有授信性，與一般日常商業使用之支票不同，是該支票若有不當流通，其所生損害猶較一般票據之使用危險性為高，該支票本身之紙張價值固屬非高，若有不法侵占，既明顯違反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限額保證發放之控管程序，顯有違法性及可責性；但就其侵占行為本身而言，系爭侵占之限保空白支票數量僅五十四張（含鍾富美被偽造之ＫＬ五三五六六至五三五六九號四張，至ＫＬ五三五六二至五三五六五ＫＬ五三五七０等六張因「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未有被領取之記載，事後又無被偽簽使用之情，無法推論係被告所侵占），客觀言之，其紙張價格本屬微薄並難以計數（事涉成本變素），而參酌證人陳總雄所證陳，就紙張成本而言，每張「不逾新台幣一元」，故總值應未逾百元之價值無訛；因支票本身之價值在於充實支票內容並蓋用合法印鑑章後兌現，如純空白限保支票，於未充實之前，支票本身價值尚未彰顯，然縱被偽簽，依規定至多僅限每張透支一萬元，是就侵占支票行為、其所使用之數量、最終偽簽金額所生中信局、被害人之可能損害，均甚有限，應符合「情節輕微」之情事。⑷本件附表編號１至編號６，既涉偽造支票，其所使用之印鑑章又與各該客戶印鑑卡上所留存印鑑章不符，必涉偽造印章以蓋用偽印文之情，該印章固未扣案，衡情應係委外人刻製，爰認定係利用不知情之第三人偽刻。⑸「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固係被告本於公務上所掌管之文書，被告就附表編號１、２、編號４至編號６之支票領用過程有於該簿本上虛偽登載，自屬明知為不實虛偽登載，至該簿本之客戶簽名一欄，係表示客戶簽收支票意思，就該欄之簽名即表彰該客戶簽收支票之存據性質，就該欄位之法律意義，與公務員職務上所應製作文書性質無關，是屬一般私文書性質。⑹客戶黃順明、紀榮貴、黃元佑、黃順明、朱英亮、吳哲明等客戶之帳戶內遭被告偽製作「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其結果固係存款入各該客戶帳戶，對各該客戶言，實質上似無損害反而獲利，然系爭偽造「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之行為本係欲供掩飾、偽簽支票之目的，其使用各該客戶姓名偽造「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之私文書，仍足使各該客戶陷於被疑有使用支票兌領現款之債務發生危險，猶足生刑法所稱之「損害」。⑺被告堅稱如欲認定其有冒客戶之名盜領支票犯行，應可向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調閱客戶領用限支票時所應提示之「空白支票領取證」，然依證人即接辦被告限保業務之何淑媛於本院前審證陳：「當時並沒有特別去清點（有無空白支票領取證），後來業務交給 黃桂蘭 並沒有特別做文件保管交接。」等語（見本院重上更㈥一卷第一一四頁），是是否「空白支票領取証」列入交接已無可考，況證人陳總雄已迭為證陳「空白支票領取証」案發後，因辦公處所遷移因素，確定遺失無從尋找等語，是再函調亦無實益，且各該有弊情之客戶支票所蓋用印章，確實係偽造而非原印鑑章，各該客戶之支票使用已明顯有弊，已屬可確定之事，初不因上開「空白支票領取證」未出現，即可認各該支票係各該客戶本人所領用。
（十一）綜上所述，足見被告所辯，純係嗣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
三、本件附表編號１、２、３、４、５、６部分之犯罪事實，均係先侵占屬公用財物之空白限保支票，再偽造各該支票後持以行使兌現，然因其所侵占之支票價值未逾三千元（即新台幣九千元），且情節輕微，依行為時（即六十二年八月十七日修正公佈後，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佈前）「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九條之規定不適用該條例之罪刑處罰，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之公務員侵占公務上所持有之物罪及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此部分公訴人認被告係犯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四條第一款之侵占公用財物罪，即有未洽，起訴法條應予變更（理由詳如後述）。被告侵占空白限保支票之行為，原係犯行為時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款之侵占公用財物罪，但其侵占所得之金額未逾三千元，依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佈前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九條規定，可適用「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此一規定，嗣於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佈之「貪污治罪條例」中，同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已修正為「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台幣五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嗣於八十五年十月廿三日修正公佈時亦同此旨，惟條項次則修正為「十二條第一項」，是本件被告上開犯行其中侵占公用財物部分如依裁判時法顯然仍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款處罰，僅是依法可減輕其刑責，自以依行為時法即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佈前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九條規定對被告有利，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爰適用法律如上所述。被告侵占支票過程，為掩飾其犯行，其中附表編號１、５、６部分有於簽收簿上偽冒客戶簽名以表示有人領取簽收限保支票部分，係犯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至其偽造署押之行為，則屬偽造文書之階段行為，已被吸收不另論）。被告在其公務上掌管之簽收簿上虛偽填載客戶領取支票不實之行為（附表部分，除編號３部分外，均有登載），係犯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被告偽造支票過程中所涉偽造印章（被告利用不知情之人偽刻黃元佑、黃順明、紀榮貴、朱英亮、鍾富美、吳哲明等人之印章，因無法證明代刻印章者與被告間有犯意聯絡，被告應屬間接正犯）、偽造印文犯行，均為偽造有價證券罪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又被告偽造附表（除編號３外）之四十四張支票後，持以行使兌現必也由其本人於支票「驗印」欄位中蓋用驗本人驗印職章，以表驗印相符，
俾使負責兌換現金之櫃員憑以發放，是該職章蓋用，代表註明「印鑑相符」之意旨，如若明知為不實猶蓋用職章，足使櫃員誤判，使行庫受損害，是該蓋職章之舉亦是一種公務上之登載，該犯行亦犯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又被告於行使偽造支票兌現過程中，亦於支票背面為蓋印背書行為，另犯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被告為掩飾其前開侵占支票、偽造支票等犯行，以防被人發覺，配合偽造「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後再持以行使存入小額款項之行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偽造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至被告取得上開五十四張支票，嗣後將如附表編號１至６部分支票四十八張，偽造有價證券後予以行使，向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以取得票面價值之對價，計四十八萬元部分，則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不另成立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廿五年上字第○八一四號著有判例可參）。被告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輕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重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先後多次公務員登載不實，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均時間緊接，犯罪構成要件均相同，各基於概括之犯意反覆為之，應分別依連續犯之規定，各論以一罪，分別加重其刑。又被告之目的，自始係在意欲順利取得如附表編號１至６所示之支票暨兌現其上之金額，其行為性質有其連續迭為反覆之企圖，為達此目的，事先即慮及被他人發覺之後果，為避免被他人發覺，乃偽造相關之文書，並進而行使，且為達到其領取票款之目的，乃偽造印章、偽造署押，其所進行之各項違法行為，無非係要避免被人發現，是其偽造暨行使偽造之行為與取得支票款項間，即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而非於取得支票後，為防止事發，才於事後再起意而偽造各項文件，是尚難謂被告係另行起意觸犯偽造文書相關罪責。是被告附表編號１至６所犯上開各罪，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為牽連犯，應從一重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論斷。又被告偽造並行使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部分，公訴人雖未敘及，但因此部分與前開有罪部分係屬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一併審究；公訴人認被告利用潘心茹不在之際盜用其印章於支票驗印上並非事實，已論述如前，惟此部分公訴人認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㈠本件附表編號１至６侵占空白限保支票部分，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之公務員侵占公務上所持有之物罪，原審疏未注意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佈前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九條應適用其他較輕之刑法處罰之規定，認被告係觸犯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款之侵占公用財物罪，即有未洽。㈡附表編號
７、８、９部分犯罪不能證明，原審法院併予審究，亦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固無理由（附表編號７、８、９部分則有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犯罪後，否認犯行，毫無悔意，惟念被告過去尚無不良前科，有前科紀錄可按，本件犯後已對虧空之款項全數清償等情及其他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四年（本院前更審前之量刑標準，本院不受拘束，是本次判決固有惕除部分事實，本院認仍無損於此次量刑之考量）。又本件被告之犯罪時間，均在七十九年二月廿一日以前（即行使偽造鍾富美之支票時），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規定，應於裁判時減其宣告刑二分之一，為有期徒刑二年。又刑法第七十四條所謂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係指宣告之本刑而言，並不包括減刑之宣告在內。（見最高法院六十五年第一次刑庭庭推總會會議決議），因此本件被告雖減為有期徒刑二年，然其宣告之本刑為有期徒刑四年，故其並不合乎宣告緩刑之條件，核此敘明。
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系爭偽造之盧昭雄、黃順明、紀榮貴署押各一枚，偽造之朱英亮、鍾富美、吳哲明、黃順明、紀榮貴等人之印章各一枚及黃元佑偽印章二枚，應依刑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併宣告沒收。偽造如附表編號１至６所示之支票四十八張，依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該系爭四十八張支票『正面」發票人欄偽蓋之偽印文各一枚及背面四十六枚（扣除附表編號６之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偽造紀榮貴之支票二張背面無蓋印），原亦應依刑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沒收，但因支票已沒收，已含括其內，不再重複諭知沒收。卷附有關附表編號１至６相關之十六張「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上之客戶名字，與填寫帳號之用意相同，僅在識別該帳戶有無存入款項，縱未經客戶授權而填寫，亦不生偽造署押之問題，且上開傳票，被告業已行使，交付予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已非屬被告所有，是其上之朱英亮、黃元佑、 黃明哲 、黃順明、紀榮貴、 王賢煌 等客戶姓名及上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公訴人起訴事實，認犯罪不成立，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另附表編號７（ 林鈞儀 ）被冒領、偽簽兌現之支票十張，依卷附「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所載「ＫＬ第五四九二一號至五四九三０號」支票之被領用係於七十八年六月廿三日何淑媛接辦限保支票業務期間，有該卷附「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可資比對，而該支票簿係何淑媛本人所發放，亦據何淑媛證陳在卷，而嗣後該十張支票提領兌現現金，亦是經由何淑媛本人「驗印」過關，亦有系爭支票十張附卷可資比對（按驗印章均蓋何淑媛之職章），而嗣後經查證結果，林鈞儀之帳戶固同遭不明人士存入小額現金，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二紙附卷可稽，而該二張「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之筆跡，經送鑑定結果亦僅獲覆「書寫方式稍異於甲類其餘字跡，現有參對字樣尚難確認該類字跡是否出自乙○○之手筆」，有同上開筆跡鑑定書可按，而付款櫃員（即支票上所載『記帳』）吳玉鏘亦僅證陳：「（七十八年五、六月間，乙○○是否有代他們領錢？）答：好像乙○○有拿限額保證支票給我轉帳，好像沒有拿現金，那些客戶我不認識，‧‧‧，乙○○辦限額保證支票的，我坐在他旁邊，有可能他拿給我。」等語（見原審卷第一０三頁），均僅是臆測不確定之證詞，已難據以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證人何淑媛證詞，於偵查中係稱：「‧‧‧七十八年六月廿三日林鈞儀支票印鑑章不符，如我有核對的話，一定會核對出來，乙○○在我接的一星期，他都在那教我，印章應該是我自己使用，但我印章通常都放在桌上，怕有人利用我離開時盜用。」（見偵查卷第五十一頁反面）、「七十八年六月廿三日林鈞儀領取支票，係因乙○○曾經替客戶代領支票沒簽章，說要找客戶來簽章，但客戶是否林鈞儀我不記得了。」（見偵查卷第六十四頁），於審理中證稱：「被告有代替林鈞儀領支票，領支票時沒有蓋章。」（見本院上訴卷第廿三頁）、「乙○○沒有向我借過印章，也沒有代理過業務，但曾經協助我處理業務，幫我處理業務時有蓋過印章。」（見原審卷第三十七頁）、「林鈞儀十張支票非我所蓋，我對客戶不太清楚，不知林鈞儀是否有結清帳款，接乙○○之業務時，他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協助我，印章都放在桌上，不知誰拿去偷蓋，乙○○曾教我有些客戶領取支票可以用雙掛號的來郵寄。該十張支票都有提示領到錢，乙○○曾向我領一本支票，說是替客戶領的，他會催客戶來蓋章的。」（見本院上更㈠審卷第四十八頁）、「我記得曾有一次，乙○○說先讓他領，然後會再補一張，但後來該人沒補支票，不知是否林鈞儀這張。」（見本院重上更㈣卷第九十七頁）等語，顯示證人證詞語帶模糊，而林鈞儀「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之承辦櫃員吳玉鏘亦證陳：「（林鈞儀、朱英亮的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是誰寫的？）那些票（的字）不是我寫的，好像也不是乙○○的字，太久了記不是否乙○○有拿給我。」等語（見原審卷第一０三頁）。對照林鈞儀之支票之領取、提示兌領及其帳戶之存入款項所需「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分別經不同承辦人，無一人明確指及係被告涉案，尤其冒領、兌現支票負責驗印者何淑媛因職務上因素，本身即係利害關係人，初不因其初接任因素，即認可排除涉案之任可能性，其到庭證詞，比對先後說詞又非明確，自難僅憑非嚴謹之推測，即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此部分事實，形式上尚無具體積極證據，足認附表編號７（林鈞儀）被冒領、偽簽兌現之支票十張係被告所為，自屬犯罪不能證明，惟公訴人認此部分與前開論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附表編號９（客戶王賢煌）部分，公訴人係認被告「侵占客戶清償之金額約十餘萬元」（非屬同上開冒領支票、偽簽支票犯罪類型）。經查：依證人王賢煌迭為證述意旨略謂：於七十七年四、五月間帳戶辦理結清，於七十九年五月一日時，帳戶還欠十萬三千三百六十五元（含利息），結清時有將貸款繳清，結清後未曾再存款入帳戶內，十萬元（清償時）交給誰，我不記得了等語，而王賢煌帳戶內迄七十九年五月一日止，猶有「前單結餘」十萬三千三百六十五元，尚未結清，有對帳單一紙附卷可稽（附於本院更㈠審卷第七十四頁），則依前述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對帳單寄放制度，透支欠款既已逾十萬元，應於次月份即被警示，若因有弊情欲加掩飾，理應於翌月（約七十七年六月份）之前即行製作「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入款項以防警示或客戶發覺，然對照本件附表９部分之「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入日期分係「七十八年二月二日至同年七月五日」期間，距王賢煌結清帳戶被侵吞款項日期已相隔近半年，縱認該「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入帳戶款項之事，被告難脫嫌疑（按其中有二筆係被告製作「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入，有上開筆跡鑑定書可按），已難據以為係因其侵吞款項為防弊情爆發而施為之推論依據；又此部分起訴事實既非同屬上開冒領支票、偽簽支票犯罪類型，亦無證據足認被告亦有冒領王賢煌支票或偽造其限保支票使用之情，則帳戶內透支欠款亦無累進增加之虞，何以系爭三筆「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入款項行為係分散於七十八年二月二日、同年五月三十日、同年七月五日（各次間相隔二至三月），而其金額亦六千元、二千元、一千元不等，目的為何，實令人匪疑所思，然究言之，與為防侵吞款事爆發之目的似非相合，亦難遽因有制作「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款入王賢煌帳戶一事即認被告有侵占王賢煌結清款之事實。又王賢煌結清限額支票存款帳戶時，並未填存款條，故無資料可考，且向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結清帳戶，任何櫃員均可辦理，非僅被告一人承辦，僅將結清款交付櫃員即可等情，業據證人即該局營業股股長陳總雄於原審及本院前審調查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八五頁反面、本院上更（一）號卷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及同年九月二日筆錄），且王賢煌於本院前審調查時證稱：結清時款項交給誰，已記不清楚等語（見本院上更（一）號卷八十二年九月二日筆錄）；按任何櫃員均可受理限額保證支票客戶結清手續，且王賢煌亦無法證實，該結清款十萬元有否交付被告，尚難以王賢煌指稱已交付結清款十萬元，而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並無該筆款入帳資料，即臆測被告侵占該筆款項。再依證人陳總雄係證稱：「‧‧‧（所謂結清）只要把帳戶還到零，沒有欠中信局的錢就可以了，只要把錢交給『櫃員』辦理進帳也可以，交給乙○○後，乙○○還要交給『櫃員』處理也可以‧‧‧。」等語（參本院上更㈠審卷第六十六頁）。顯見帳戶結清之程序，原則上非被告承辦，何況七十八年五月三十日被告已非營業科之業務承辦人，更無機會接觸帳戶結清機會，從而被告此部分犯行尚屬不能證明，至被告固曾有如附表編號９所載填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存小額現款入王賢煌帳戶行為，但此部分之王賢煌客戶並不涉及使用支票信用透支，是存款行為形同代償利息，無論如何對客戶而言並無形式上或實質上損害，是縱有未獲授權填載支票存款進帳代傳票之行為仍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犯行。此部分起訴事實尚屬不能證明犯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此部分之犯行，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另附表編號８（客戶為 胡東 暘）所載支票一紙之被人領用，固係七十七年六月廿九日被告承辦限額保證支票之期間內被人領用，並有上開「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足資比對（按調查卷第二十七頁所附支票簽收簿影本雖無 胡東暘 之領取署押，然支票簽收簿原本有胡東暘之領取署押，此經本院前審檢視陳總雄所提原本無訛），然該張支票嗣經中央信託局高雄分局調查結果並未有遭偽造並兌現之情，係屬領取後作廢之支票，已據證人陳總雄證述在卷，而該支票領取時，領取人於「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上所留下之「胡東暘」簽名，依肉眼比對，極易與承辦人即被告職務上所登載之「胡東暘」之名，無論係字體及筆順，均明顯有異；證人胡東暘於偵訊中固證稱：「七十七年六月一日已結清（並據提出對帳單附偵卷七十三頁），七十七年六月廿九日沒有領取支票，沒有我之簽名。」等語（見偵查卷六十五頁七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偵訊筆錄），然其所提出對帳單量僅足供證明七十七年六月帳戶內款額情形，與是否「結清」無關，其所稱「六月廿九日沒有領取支票，沒有我之簽名」等語，顯係受提示「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影本（胡東暘簽名被浮貼其上之支票存根遮住）誤導致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已如前述，且胡東暘於本院前審亦稱「我看了這筆跡覺得很像是我的字，但是我不曾領一張支票，都是領一本支票。」等語（見本院重上更㈥二卷第三十三頁），亦係以領取支票習慣為推斷性陳述，而其警訊中證述時間距偵查中到庭陳述之時間已逾二年餘，是否明確記憶其之前領用支票之細節，已非無疑，且該張支票比對證人胡東暘本人於本院前審該次調查中所命當庭書寫之簽名及上開「領取限保支票登記簿」內正常領用支票簿之簽名顯示該客戶欄簽名，顯示胡東暘之日常簽名係屬特殊草體，模仿甚為不易，而系爭七十七年年六月廿九日之客戶簽名，對於草體之書寫甚為自然，而與胡東暘本人簽名近似，而胡東暘帳戶並無被他人利用其不知存入小額存款情事，矧該支票若係被告所冒領，嗣後又未使用，其本身即無保留價值，自可據以銷燬，以免引起特別注意，何以仍特意取支票存根浮貼領取時之欄位以表作廢，亦難理解，是客觀上尚難僅因支票之領用係在被告承辦任內即認係被告意圖不法冒領，此部分亦乏具體事證以證明之，為本院所不採，此部分固非本件公訴人起訴事實之範圍，然既是審理中所引發之爭議，仍有特別加以說明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條，（六十二年八月十七日修正公佈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九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第十一條、第五十六條、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二百十九條、第二百零五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第四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王光照
法官黃仁松法官黃壽燕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黃富美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得上訴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三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二百十三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十六條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二百十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編號│客戶│帳號│偽造支票情形│補存款情│││├────┬───┬─────┼────┬──?││姓名││發票日│票號│金額│日期│金├───┼───┼────┼────┼───┼─────┼────┼──?│一│黃元祐│13240-7│77.4.26│KL五一│均一萬元│77.6.10│一千?│││││八九二││78.2.2│六千?│││││至五一││78.5.30│二千?│││││八九五││78.7.6│一千?│││││共四張││78.12.7│六千?││││││││││││││││││││││││││││││││││││││││││││││││├───┼───┼────┼────┼───┼─────┼────┼──?│二│朱英亮│13258-5│77.6.25│KL五三│均一萬元│78.2.2│六千?│││││五五一││78.5.30│二千?│││││至五三││78.12.6│五千?│││││五六０││││││││共十張│││││││││││││││││││├───┼───┼────┼────┼───┼─────┼────┼──?│三│鍾富美│13392-8│79.2.21│KL五三│均一萬元│││││││五六六││││││││至五三││││││││五六九││││││││共四張│││││││││││││││││││││││││││││││││││││││││││││││││││││││││││││││││││├───┼───┼────┼────┼───┼─────┼────┼──?│四│吳哲明│13233-2│77.7.25│KL五三│均一萬元│78.2.2│四千?│││││六五一││││││││至五三││││││││六五三││││││││共三張│││││││77.7.29│KL五三││78.5.30│二千?│││││六五四││││││││至五三││││││││六五五││││││││共二張│││││││77.8.10│KL五三││78.7.6│二千?│││││六五六││││││││至五三││││││││六六０││││││││共五張│││├───┼───┼────┼────┼───┼─────┼────┼──?│五│黃順明│13524-6│77.11.17│KL五四│均一萬元│78.2.2│二千?│││││一四一││78.5.30│二千?│││││至五四││78.7.5│一千?│││││一五０││78.12.6│五千?│││││共十張│││││││││││││││││││││││││││├───┼───┼────┼────┼───┼─────┼────┼──?│六│紀榮貴│13522-0│78.5.13│KL五四│均一萬元│78.12.7│六千?│││││七二一││││││││至五四││││││││七二二││││││││共二張│││││││78.5.17│KL五四││││││││七二三││││││││至五四││││││││七二五││││││││共三張│││││││78.5.20│KL五四││││││││七二六│││││││78.5.25│KL五四││││││││七二七││││││││至五四││││││││七三０││││││││共四張│││││││││││├───┼───┼────┼────┼───┼─────┼────┼──?│七│林鈞儀│13078-3│78.6.23│KL五四│均一萬元│78.7.6│一千?│││││九二一││78.12.7│五千?│││││至五四││││││││九三０││││││││共十張│││││││││││││││││││││││││││││││││││││││││││││││││││││││││││││││││││││││││││├───┼───┼────┼────┼───┼─────┼────┼──?│八│胡東暘││││││││││││││││││││││││││││││││││││││││││││││││││││││├───┼───┼────┼────┼───┼─────┼────┼──?│九│王賢煌│13256-9││││78.2.2│六千?│││││││78.5.30│二千?│││││││78.7.5│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