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6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 臺灣 高等法院 花蓮 分院108年上易字第1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8年06月20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108年度上易字第15號
108年度上易字第16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志堂
嚴國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易字第555號、107年度易字第117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調偵字第150號；追加起訴案號：107年度偵緝字第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均駁回。
事實
一、民國104年11月20日，甲○○於花蓮縣○○市○○路某處與乙○○訂立委託書，委託乙○○催討其對於 黃燈權 之債權，並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予乙○○，乙○○遂請嚴國強協助催討債務。嗣因追討債務過程中，嚴國強建議甲○○聘請律師進行訴訟，甲○○遂於105年5月、6月間某日交付嚴國強3萬元，委託嚴國強籌措資金為其聘請律師，詎嚴國強收受上開3萬元後，因缺錢花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105年6月間某日，在不詳處所，將其持有之3萬元侵占入己，花用完畢。迄甲○○發覺有異，於105年12月7日向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
二、案經甲○○訴由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嚴國強就本案犯罪事實所為之自白，經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之情事，且經調查結果亦與卷內其他證據資料所示之犯罪事實相符（詳後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得作為證據。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嚴國強於本院均表示就其證據能力沒有意見，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異議（見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6號卷第28頁反面、第43頁），經本院審酌結果，認依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上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三、本件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訊據被告嚴國強對於上開犯罪事實，迭於偵查、原審及本院
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107年度偵緝字第30號卷第20頁、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69-70頁、第139-141頁、107年度易字第117號卷第17頁反面、第47頁反面、108年度上易字第16號卷第29頁、第44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乙○○、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06年度調偵字第150號卷第12頁、106年度偵字第918號卷第10頁、第17-18頁、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22頁反面、第43頁、第101頁反面、第117頁反面、第137頁），並有告訴人甲○○與共同被告乙○○簽立之委託書在卷可查（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吉警偵字第0000000000號卷【下稱警卷】第19頁），足證被告嚴國強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㈡關於被告嚴國強侵占犯行之時間，經查：
⒈告訴人甲○○於偵查中陳稱：大概是與乙○○簽立委託書
後1星期，乙○○帶著嚴國強來我家，他們說要請律師要6萬元，我○○○○街的住處拿3萬元給嚴國強（見106年度調偵字第150號卷第12頁）。
⒉被告嚴國強於偵查中供稱：我跟甲○○說簡律師人不錯，
問甲○○要不要請簡律師幫他打官司，他說好，我問過簡燦賢律師，他說律師費總共6萬，甲○○於105年4、5月間某日晚上，在他○○鄉○○村住處先拿3萬給我（見107年度偵緝字第30號卷第19頁）；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則稱：我有帶告訴人到簡燦賢律師事務所，但是簡律師說要6萬元的費用，我在簡律師事務所前有說，請告訴人出3萬元的費用，但是告訴人現場沒有3萬元，所以沒有給簡律師，3萬元是事後跟告訴人拿的，當時告訴人有對黃燈權提起民事訴訟，當時我跟告訴人說要他請律師並帶告訴人到簡燦賢律師事務所，但是告訴人不能當場給委任費，我是約1個月後去跟告訴人拿3萬元，應該是105年5、6月的事（見107年度易字第117號卷第16頁反面、第29頁）。
⒊互核告訴人甲○○與被告嚴國強上開陳述，就何時交付被告嚴國強3萬元一節，2人說法明顯有歧異。惟：
⑴被告乙○○於原審審理證述：（被告嚴國強問：是否有
跟我去簡易庭開庭？）有。（被告嚴國強問：開庭完後是否有在中興街討論我們不要去了，直接請簡律師幫我們打官司？）有，我沒有跟你去律師那，我只記得去簡易庭但具體上你跟甲○○在簡易庭的內容我無法回想，我只記得我很想幫忙甲○○處理這件事但想不起來我那時曾說過的內容（見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136頁）。
⑵告訴人甲○○於警詢時指稱：於105年4月間，我接獲花
蓮地方法院出庭通知，是我那個朋友（即黃燈權）告我，說他已經將錢都已經還我了，可是我根據農會資料，他確實沒有將錢完全還給我，這個官司還在進行，我問我那個朋友，知道乙○○有去幫我討錢，可是沒有成功，所以乙○○要將8萬元還我，我曾經打電話跟乙○○討錢，可是乙○○不理我，才知道被乙○○騙了（見警卷第8頁）。
⑶參酌被告2人所述，渠2人係於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庭
開庭後，始建議告訴人甲○○委託律師進行訴訟，而依告訴人甲○○所述，其係於105年4月間接獲花蓮地方法院開庭通知，且告訴人甲○○於原審證稱確實其與被告嚴國強一起去律師事務所，也有與簡燦賢律師說到話（見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100頁反面），堪認被告嚴國強從告訴人甲○○收受3萬元之時間為105年5、6月間之某日。
⒋被告嚴國強供稱其於105年5、6月間某日收受告訴人甲○
○交付之3萬元後，因為與妻子離婚，心情消沉，才會有後面的事情，應該是105年5、6月的事（見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100頁反面至101頁），甲○○給我3萬元後，因為我家裡出事情，我有侵占3萬元等語（見108年度上易字第16號卷第28頁反面），足認被告嚴國強侵占3萬元之時間應係105年6月間某日。
㈢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嚴國強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㈠公訴意旨認被告嚴國強與被告乙○○共同犯刑法第339條第1
項詐欺罪，然查，被告嚴國強收受3萬元之前，與被告乙○○確有積極為告訴人甲○○催討債務（詳如後述），被告嚴國強收受3萬元後，亦確實偕同告訴人甲○○至律師事務所與簡燦賢律師商討，其後係因告訴人甲○○無法支出全部律師費用，方於嗣後給付3萬元予被告嚴國強，使其籌措剩餘律師費用。是以，被告嚴國強對於告訴人甲○○是否可能當場委任簡律師或直接給付律師費，實無從預見或掌握，且之後告訴人甲○○委請被告嚴國強湊齊剩餘3萬元律師費部分，亦顯非被告嚴國強得以預見，再佐以被告嚴國強先前有偕同開庭、積極為告訴人甲○○處理事務之行為，足見被告嚴國強於收受3萬元時，確實可能仍有積極為告訴人甲○○處理事務之意思，實難遽謂被告嚴國強於收受3萬元時已有詐欺之犯意。其次，被告嚴國強於歷次偵審程序中，始終自承其係收受3萬元後，因財務狀況惡化，始起意侵占。參酌刑法詐欺罪之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侵占罪之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元以下罰金，兩罪之法定刑相近，僅罰金刑部分有差異。被告嚴國強苟欲脫免自己責任，實無始終坦承侵占罪之理，且卷內亦無任何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嚴國強於收受3萬元時即有詐欺之意思，是被告嚴國強供稱其收受3萬元後，因家中因素狀況不佳，始起意侵占，尚屬可採。被告嚴國強將3萬元易持有為所有侵占入己之行為，自應論以侵占罪。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有罪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
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即法院得就有罪判決，於不妨害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自由認定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而所謂事實同一，非謂全部事實均須一致，祇須其基本事實相同，其餘部分縱或稍有出入，亦不失為事實同一；而刑法上之侵占與詐欺，俱以不法手段占有領得財物，其客觀構成要件之主要事實雷同，二罪復同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意圖為主觀要件，同以他人之財物為客體，同為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犯罪構成要件亦具共通性（即共同概念），應認為具有同一性，從而事實審法院於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將起訴書所引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變更為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尚難謂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2款規定之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375號判決意旨參照）。核被告嚴國強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嚴國強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容有未洽，揆諸前揭說明，上揭認定之犯罪事實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所述。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㈠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嚴國強、乙○○於104年11月間，因
得知告訴人甲○○欲追討案外人黃燈權積欠之借款，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乙○○向告訴人甲○○佯稱可以幫忙追討債權，致使告訴人甲○○陷於錯誤，而與被告乙○○在花蓮縣○○市○○路某處簽立委託書，並當場交付5萬元與被告乙○○，委託被告乙○○處理追討債務。詎料被告乙○○、嚴國強收取上開款項後，未履行追討債務之義務，告訴人甲○○始知受騙，因認被告嚴國強共同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公訴意旨之上開認定，無非係以告訴人甲○○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及證人黃燈權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經查：
⒈告訴人甲○○：
⑴於警詢時供稱：於105年4月間，我接獲花蓮地方法院出
庭通知，是我那個朋友（即黃燈權）告我，說他已經將錢都已經還我了，可是我根據農會資料，他確實沒有將錢完全還給我，這個官司還在進行，我問我那個朋友，知道乙○○有去幫我討錢，可是沒有成功，所以乙○○要將新臺幣8萬元還我，我曾經打電話跟他討錢，可是他都不理我，才知道被乙○○騙了（見警卷第8頁）。
⑵於原審審理時陳稱：我知道乙○○和嚴國強有去找黃燈
權，但我跟他們說黃燈權一個月還我3000元太少，在乙○○跟嚴國強去找黃燈權後，黃燈權有再給我3000元，之後就沒有再給我錢了，我有跟乙○○說黃燈權給我3000元（見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118頁）。
⒉證人黃燈權於偵查中證述：我沒有看過嚴國強，他沒有跟
我討債過，105年3月16日早上的時候，乙○○帶了兩個人到我的工地，其中一個是甲○○的妹妹，乙○○都沒有講話，甲○○的妹妹跟我講說我還有五十幾萬沒還給甲○○，並跟我說我只有還甲○○十幾萬，並問我債務什麼時候要處理，我跟她講說我已經還完了，如果有疑問，請甲○○來對帳；乙○○在民事調解庭後好像跟我說，我以後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但他沒有跟我要過債，我都有錄音存證等語（見106年度調偵字第150號卷第16-17頁）。
⒊被告嚴國強於原審供稱：我是跟乙○○聊天時，他跟我說
告訴人被欠錢的事情，我跟乙○○說這一定要幫他解決，乙○○也沒有說他已經收了告訴人的錢，過幾天後，乙○○帶我去找告訴人，告訴人有給我看黃燈權的照片，我才知道我認識黃燈權，並到新竹找黃燈權，請黃燈權好好處理這件事情，但是黃燈權跟我說他都有匯錢償還，因為黃燈權欠告訴人錢，我想說我以前認識黃燈權，可以幫忙，所以我就有去幫忙找黃燈權，並跟黃燈權說他欠告訴人錢要還他錢，但黃燈權說他每個月都會匯錢還告訴人（見107年度易字第117號卷第17頁、第28頁）。
⒋被告乙○○於原審供稱：（問：你幫甲○○處理債務，之
後有無幫甲○○要到錢？）有，對方後來有還錢。黃燈權有還錢，有每個月還錢，處理事情的時候我不在場，是後來甲○○、嚴國強二人都有跟我說黃燈權每個月有給他錢（見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118頁）。
⒌互核被告嚴國強、乙○○及告訴人甲○○上開所述，足證
被告2人為告訴人甲○○向黃燈權催討債務後，黃燈權有向告訴人甲○○清償部分債務，被告2人確有積極為告訴人甲○○催討債務之行為，縱然告訴人甲○○對於處理之結果並不滿意，惟被告2人既於收款後積極處理催討黃燈權欠款事宜，自難認為被告2人有詐欺之犯意。至於證人黃燈權固證述被告2人未向其催討債務，惟觀諸其陳述內容，其始終否認積欠告訴人甲○○債務，而被告乙○○既帶人到場，黃燈權亦證稱：民事調解庭後被告乙○○好像有說「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則被告乙○○之行為顯係催討債務無疑。又參酌告訴人甲○○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黃燈權有無清償債務乙節，攸關其權利重大，殊無可能將未清償之債務誤認為已清償部分之債務。依告訴人甲○○自承，被告2人去找黃燈權後，黃燈權有向其清償部分債務，只是1個月還3000元太少，益徵被告2人確實有為告訴人甲○○向黃燈權催討債務之事實，證人黃燈權所述被告2人未向其催討債務乙節，難信為真，不足採信。
㈢至於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乙○○於104年11月20日簽立委託書
時，刻意書寫錯誤之年籍資料，且佯稱要委託「立群債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群公司）人員討債，致使告訴人甲○○陷於錯誤，因認被告2人涉有詐欺罪嫌。然依社會一般觀念，受託為他人催討債務，難謂為榮譽之事，且因討債而涉入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債務糾紛，容易引起債務人生厭或憤怒，參與討債之人因此不願個人資料曝光，進而填寫虛偽生日、身分證字號、地址乃至使用化名，均所在多有，並非一有使用虛假資料交易即構成詐欺取財罪，尚須審酌此等資料之虛假對於交易上是否重要，而足使影響交易之人對於是否交易或交易條件之決定，始能謂其行為有使被害人「因陷於錯誤而其交付財物」之因果關係。本件告訴人甲○○於委任被告2人催討債務過程中，始終均能與2人保持聯繫，被告2人亦於乙○○收受5萬元後，有積極處理事務之行為，顯見被告2人有留下足以聯絡之方式，並未於收款後即行隱匿，足徵被告2人並未欲以前開虛偽資料行使詐術，前開資料亦非交易上重要之內容。況且告訴人甲○○始終清楚瞭解其所委任之人即係被告2人，從未誤認為與其簽署委託書之對象為「立群公司」，此觀諸告訴人甲○○歷次陳述從未提及「立群公司」，其所提之告訴狀所述內容亦為「對方佯稱可以以8萬元協助處理款項返還事宜」即明，足見告訴人甲○○對於交易內容係委託被告2人處理債務，知之甚詳，告訴人甲○○並無陷於錯誤之情形。再者，本案委託書明確記載委任人係甲○○、受任人係乙○○，而委任事務即係450萬元之債權，「立群債權股份有限公司」僅係記載於旁之附記，無從判斷該附記之意義為何，縱有提及「立群公司」，亦可能僅係描述可能之追討方式或可能選項，無從遽論此為契約上重要之內容。檢察官僅以被告乙○○於審理中陳稱「印象中有跟告訴人甲○○說要把錢交給立群公司請人幫忙」，遽論被告2人以此方式實施詐術，實嫌速斷。若此係重要之交易內容，告訴人甲○○實無可能始終未曾於偵審程序中提及「立群公司」，自無從以此認定被告2人有何詐欺之行為。㈣綜上，被告2人於收受告訴人甲○○交付5萬元後，有積極處
理、催討告訴人對證人黃燈權之債權，且確實曾至黃燈權工作之工地催討、協助告訴人甲○○於民事簡易庭處理訴訟、陪同告訴人甲○○至律師事務所與律師會晤等積極行為，告訴人甲○○亦自承被告2人有為其催討債務，足認被告2人業已執行受任之事務。則不論其執行事務之成敗如何，均無從認為被告2人有何詐欺之故意。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嚴國強有何詐欺之犯罪嫌疑，原應予被告嚴國強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與上開有罪部分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就被告嚴國強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104年11月間，因得知告訴人甲○○欲追討黃燈權積欠之借款，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向告訴人甲○○佯稱可以幫忙追討債權等語，致使告訴人甲○○陷於錯誤，而與被告乙○○在花蓮縣○○市○○路某處簽立委託書，並當場交付5萬元與被告乙○○，委託被告乙○○處理追討債務，嗣被告乙○○、嚴國強一同前往告訴人甲○○住處，向告訴人甲○○表明要聘請律師，告訴人甲○○再交付3萬元予被告乙○○、嚴國強。詎料被告乙○○收取上開款項後，未履行追討債務之義務，亦未履行委任律師之義務，告訴人甲○○始知受騙。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亦即檢察官於訴訟上所負之舉證責任，必須說服法院至確信、無合理之懷疑其主張可能為不實的程度，始盡其舉證責任，若雖經檢察官舉證，惟法院對被告究否犯罪仍存有合理懷疑時，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黃燈權於偵查時之證述及告訴人甲○○與被告乙○○簽立之委託書等為其論據。經查：
一、被告乙○○受告訴人甲○○委託處理債務並收取5萬元後，確有為告訴人甲○○處理與黃燈權間債權之積極行為，證人黃燈權證稱被告乙○○並未向其催討債務部分並不可採，業已說明如前，足證被告乙○○並無對告訴人甲○○實施詐術使其陷於錯誤之犯意及犯行。
二、告訴人甲○○固於偵查中證稱：大概是簽約完後過了一個星期，乙○○帶著嚴國強來我家，他們說要請律師要6萬元，我在○○○街的住處拿3萬元給被告嚴國強（見106年度調偵字第150號卷第12頁），惟：
㈠被告嚴國強於原審審理時稱「委任律師是我提議的，我提議
要找簡燦賢律師，我是跟甲○○一起去的，但是簡燦賢律師說要6萬元，但是甲○○說他只有3萬元，所以交給我3萬元讓我湊到6萬元去委任簡燦賢律師」，告訴人甲○○在場聽聞，並無反對之意思，且稱：「嚴國強有跟我一起去找簡燦賢律師，且我也有跟律師說到話」（見106年度易字第555號卷第100頁），此顯與告訴人甲○○於偵查中陳述被告2人到其家中陳稱要委任律師，其後即在家中交付3萬元予被告嚴國強之情節不符。再參酌告訴人甲○○於警詢及提起告訴時，將5萬元部分與3萬元部分混合陳述，究竟其於偵查中陳述是否過度簡化，或混淆不同次事務之處理，顯然有疑。
㈡衡情被告嚴國強始終陳稱係其單獨受告訴人甲○○交付3萬
元，被告乙○○於交付當時並不知情，核與被告乙○○之辯解內容相符，被告嚴國強所述，自較為可採。其次，告訴人甲○○嗣後分別與被告乙○○、嚴國強以5萬元、3萬元達成和解，並非要求被告乙○○賠償全額8萬元，亦足以佐證告訴人甲○○係分別交付5萬元、3萬元予被告乙○○、嚴國強。
㈢綜上所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之陳述尚有疑義，而被告
2人所述大致相符，堪信屬實，卷內又無其他任何證據可資補強該部分陳述之憑信性，被告乙○○亦未曾於此部分受有任何利益，本院自無從單以告訴人甲○○於偵查中之陳述，遽為對被告乙○○不利之認定。
肆、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為被告乙○○犯詐欺取財之積極證據，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經本院逐一剖析，相互參酌，仍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揆之前揭說明，本件仍存有合理可疑，不能證明被告乙○○犯詐欺取財罪。
丙、駁回上訴之理由：
壹、有罪部分：原審判決以被告嚴國強罪證明確而予依法論科，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第300條、刑法第335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嚴國強因缺錢花用，不法侵占告訴人為聘請律師所交付之金錢，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其行為應予非難，惟侵占金額3萬元尚非至鉅，犯罪情節尚非重大，且被告嚴國強到案後始終坦承犯行，已賠償告訴人甲○○全部損失，有還款收據附卷可參（見108年度上易字第16號卷第30頁），犯後態度良好，被告嚴國強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武陵農場露營區上班，月收入約2萬2千元，離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與前妻共同生活，負擔卡債而遭扣薪，經濟狀況不好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 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衡酌被告嚴國強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業已全部賠償告訴人甲○○之損害，告訴人甲○○亦表明願意原諒被告嚴國強，同意給予緩刑諭知之意見，足見被告嚴國強有悛悔之意，認被告嚴國強因一時失慮而犯本罪，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前述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當，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被告嚴國強緩刑2年，又說明被告嚴國強之犯罪所得3萬元已全部賠償告訴人甲○○，現實上未因本件犯行受有利益，如仍重複沒收，實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諭知緩刑亦稱妥適，檢察官上訴未提出其他新事證，以供本院調查審酌，其上訴為無理由。
貳、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稱被告乙○○自承印象中有向告訴人甲○○表示會把5萬元交給立群公司請人幫忙、告訴人甲○○指 陳嚴國強 說那間公司是他朋友開的等語，足證被告2人佯稱要委託立群公司人員處理債務，致使告訴人甲○○誤信被告2人去找立群公司催討債務需要費用，因而交付5萬元予被告二人，足見委託書上立群公司之附記為契約之重要內容，否則何需載入於委託書？且若僅是約定由被告乙○○負責追討債權，告訴人甲○○豈會相信被告乙○○有能力追討等語。惟查，告訴人甲○○於歷次偵審程序中，確實從未供述被告2人有要委託立群公司人員處理債務，而告訴人甲○○於偵查中固指陳嚴國強說那間公司是他朋友開的，然於同次偵查時亦表明：「我是委託乙○○，都是乙○○負責的。」（見106年度偵字第918號卷第10頁反面），並未指稱被告2人有向其表示要委託立群公司處理債務，且若被告2人確曾向告訴人甲○○陳述要委託立群公司人員處理債務，此等攸關告訴人甲○○權利之重要事項，殊難想像告訴人甲○○會於歷次偵審程序中均遺忘此事而未提及，佐以告訴人甲○○上開所述及委託書上之受任人記載為被告乙○○，委託事項為處理債權，而被告2人亦確實有積極為告訴人甲○○催討債務之行為，足見告訴人甲○○從未有陷入錯誤而交付財物之行為，且卷內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2人確有向告訴人甲○○陳述要委託立群公司人員處理債務，單憑被告乙○○依其印象所述之內容，尚難以此遽認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至於民間委託個人催討債務之情形時有所聞，無法排除告訴人甲○○係相信被告乙○○有能力催討債務，因而委任被告乙○○為其催討債務，單憑委託書上立群公司之附記，難認係被告乙○○作為取信告訴人甲○○其有能力催討債務之用，亦難認此附記係契約之重要內容。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另稱：從被告嚴國強否認有向甲○○拿5萬元，被告乙○○矢口否認有向甲○○拿5萬元及推託稱是被告嚴國強處理，衡諸被告乙○○於104年11月20日簽立委託書時，刻意書寫虛偽生日、身分證字號、住址，此等事項若非重要內容，又何需於委託書上記載委託期限？益證被告2人自始即無意委託立群公司幫甲○○處理債務人還錢一事，無意於105年2月30日前追討債權，亦不想歸還取得之5萬元，被告二人自始即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等語。經查，被告乙○○就有無收取告訴人甲○○5萬元一事，說詞確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於委託書上所載之個人資料並非真實，被告乙○○上開所為固值非議，然本案委託書旨在於告訴人甲○○委託被告乙○○催討債務，而被告乙○○受委託後，確實有與被告嚴國強為告訴人甲○○向黃燈權催討債務之積極行為，被告乙○○刻意書寫虛偽生日、身分證字號、住址，且委託書載有委託期限此等記載，均無礙被告2人已有履行所受委託事務之認定，足證告訴人甲○○未曾因上開記載而有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之行為，堪認上開記載並非契約之重要內容，自難據此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又認原審未綜合被告2人稱被告出3萬、告訴人甲○○出3萬元，核與甲○○陳述：他們說律師費要6萬元，我拿3萬元給嚴國強等語相符，本於推理作用查明若非被告2人誆稱會代付3萬元，告訴人甲○○根本不會再交付3萬元予被告嚴國強，因3萬元不夠付律師費，正因被告2人誆稱會代付3萬元，告訴人甲○○始信以為真而再交付3萬元予被告嚴國強，湊齊6萬元的律師費，原審割裂觀察認告訴人甲○○付3萬元是要委任律師之意思，逕認係被告嚴國強另行起意侵占，被告2人無詐欺3萬元之犯意，所為之論斷，有違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經查，被告2人即令有向告訴人甲○○允諾代墊3萬元以便湊齊6萬元之律師費，但參酌被告2人之前確實有積極為告訴人甲○○催討債務之行為，被告嚴國強亦供稱其係另行起意才侵占該筆3萬元，且黃燈權之債主係告訴人甲○○，非被告2人，告訴人甲○○亦未同意債權實現後將給付被告2人其他報酬，而訴訟勝敗又屬不能預料，則被告2人事後反悔代墊律師費用，與常情尚屬相合，且卷內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承諾代墊3萬元時有詐欺之犯意，尚不能以被告2人未履行代墊款項之承諾，遽認被告2人係基於詐欺之犯意，誆騙告訴人甲○○，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3萬元。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再稱民事簡易庭是否是告訴人甲○○自己或被告2人支付費用找何人具狀聲請，並未有客觀事證可佐，已逸脫證據法則，且原判決以被告2人出現於民事調解庭、有向黃燈權致電催討，逕認被告乙○○、嚴國強於收受5萬元後有積極處理該債權，有悖社會常情之經驗法則等語。查被告乙○○曾結伴到黃燈權工作之工地向其催討債務、被告
2人有協助告訴人甲○○於民事簡易庭處理訴訟、被告嚴國強有陪同告訴人甲○○至律師事務所與律師會晤等積極行為，使告訴人甲○○因此受有黃燈權清償部分債務，足見被告2人上述所為，係為告訴人甲○○催討債務，上訴意旨空言泛指被告2人並無積極處理該債權，又未能舉證以實，委不可採。其次，不論於民事簡易庭是否有支付費用請人撰狀、費用由何人所支付，均無礙被告2人有為告訴人甲○○催討債務之認定，檢察官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
五、綜上，關於被告乙○○無罪及被告嚴國強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原審同上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乙○○、被告嚴國強有公訴意旨所稱詐欺取財犯行，而為被告乙○○無罪之諭知、被告嚴國強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並於原審判決理由中敘述其認定之依據，以及調查全盤證據後，認為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能證明被告乙○○、被告嚴國強犯罪，本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分別為無罪之諭知及不另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反客觀存在之證據及論理法則，亦無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未提出其他新事證，以供本院調查審酌，且本院所為判斷之理由均已詳如前述，其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核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丁、被告乙○○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蘭雅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8年6月20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官王紋瑩
法官邱志平法官李珮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108年6月20日
書記官林鈺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