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4年易字第41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03月31日
裁判案由：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4年度易字第410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男44歲上列被告因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3年度偵字第240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乙○○係設高雄市○鎮區○○街○○號樂盈彩券行之店員，受僱該店負責人 謝天明 （另由警局處理）於櫃台擔任為客人開分、兌換現金等工作，明知經營電子遊戲場，擺設電子遊戲機具供不特定人使用，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核准後，方得為之，竟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意圖營利，於尚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營業登記證前，即自民國（下同）九十二年三月間某日起，夥同謝天明在上開彩券行，共同擺設電子遊戲機具「劍龍」一台供不特定人開分打玩，嗣於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時三十分許，在上址為警查獲，並扣得上開電子遊戲機具「劍龍」ＩＣ板一塊。因認被告乙○○所為，係與謝天明共犯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十五條之罪嫌，應依同條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處斷。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及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十六號分別著有判例。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有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可資參照。若證據資料在經驗科學上或論理法則上尚有對被告較為有利之存疑，而無從依其他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即不得以此資料作為斷罪之基礎，且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所支配，故得為訴訟上之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上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訊時自承：謝天明是伊老闆，現場是伊負責時，伊自九十二年三月份在獎券行任職，伊知道獎券行內有附設電動玩具（劍龍）一台，當時伊有在場等語，並有電子遊戲機具「劍龍」ＩＣ板一塊扣案（公訴意旨漏載電子遊戲機具「劍龍」一台及新臺幣二百元）及高雄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及照片六幀在卷可稽為其論證。
四、訊據被告乙○○堅決否認有上揭犯行，辯稱：確實彩券行後面那間房間我們沒有租用，裡面之機台是甲○○擺放。當天因為客人買完樂透後，我無聊才進去後面房間把玩，是我自己個人在玩而已，沒有對外營業。警察查獲時，問我誰擺放經營，我有說是一位汪姓友人寄放的，且我真的沒有擺放該機台，我只是受僱於謝天明管理彩券行而已等語。又證人即僱用被告之彩券行老闆謝天明到庭證稱：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左右，在案發地點之彩券行查獲之電子賭博機具我不知道是誰所有，案發前幾天，我人沒有在彩券行，我委託被告代我幫忙看店，當天我因為我的母親生病，我回去照顧我母親，隔天我來的時候，經由被告告知，我才知道這情形，我不知道這賭博機台是誰擺放。當時房間有隔成二間，賭博機台是放在後面。後面那間房間我沒有租用。後面那間之房間之房東是 楊志龍 ，他是桃園市人等語。再證人即查獲本件之員警高雄市政府警○○○鎮○○○○路派出所警員 陳賢昌 亦到庭證稱：當天下午三時三十分在查獲地點發現有擺設機台壹台，我們就前往臨檢，帶回被告到警局製作筆錄。當時被告陳述現場是他負責，但是他是受僱於 謝天民 （應係「明」），機台是汪姓友人寄放。當時被告沒有承認他有擺放機台，只承認現場由他負責。並沒有其他証據証明機台是被告擺放，只是查獲時，被告確實是在場等語。縱上所述，並無任何證據足證上開電子遊戲機具係被告所擺放。復查無其他任何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乙○○有上開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判例意旨及說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五、又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本院認應諭知無罪，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94年3月31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張世賢
法官王啟明法官呂曾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華民國94年3月31日
書記官唐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