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4年度訴字第126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4年訴字第12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11月08日

裁判案由：強盜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4年度訴字第126號公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選任辯護人戴端娜律師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3年度偵字第102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夥同另二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92年4月22日下午4時30分許，前往桃園縣八德市○○路○○○巷口之「卡哇伊檳榔攤」，由甲○○進入檳榔攤內，持客觀上足堪作為兇器使用之開山刀1把，架住店員乙○○之脖子，至使乙○○不能抗拒，而強取乙○○置於抽屜內之皮包1個，內有現金新台幣（下同）4,000元，復由另一名年籍不詳之男子進入檳榔攤內取走乙○○所有之SEWON牌SG2000型行動電話1支，得手後，甲○○即與該名不詳男子，搭乘由另一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所駕駛、車號不詳之白色自用小客車逃逸。嗣甲○○於該日下午6時許，與 羅傳賢 一同前往台北縣○○鎮○○路○段○○○號之「雲峰通訊行」，將上開行動電話出售予該通訊行負責人 孫志昂 ，孫志昂再將該行動電話轉售予不知情之 林清雲 ，始經警調閱通聯紀錄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積極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次依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496號、88年度台上字第4698號、84年度台上字第175號等判決見解所示，犯罪事實之證明，不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須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程度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本諸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而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固有自由判斷之權，但其認定犯罪事實，仍應依證據，不能僅因被告之抗辯虛偽，即遽為有罪之認定。再者，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亦著有94年度台上字第
478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嫌，無非係以證人乙○○、丙○○、孫志昂之證言，及行動電話買賣讓渡書2紙為其論據。而訊之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均堅詞否認有何強盜被害人乙○○之行動電話等財物之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辯稱：「乙○○所有之上開手機是在鶯歌鎮陶瓷博物館附近橋下撿到的，92年4月22日下午下班後到鶯歌一帶閒逛，看到該手機遂撿拾起來，後來騎機車到丙○○三峽住處聊天，丙○○建議我將手機賣掉」等語。經查：
㈠有關被告將乙○○遭強盜之SEWON牌SG2000型行動電話出售
予雲峰通訊行負責人孫志昂乙節，除有行動電話買賣讓渡書一紙在卷可查外，並經證人孫志昂於警詢、偵訊中證稱：「當時甲○○與丙○○二人一同前來賣手機給我，是於92年4月22日下午18時至18時30分之間前來。這二人（指丙○○、甲○○）一起來賣手機給我，丙○○拿P7689型號手機、甲○○拿小妖姬（指SEWON牌SG2000型）手機來賣，他們一起進來，並有交談，應該是熟識，小妖姬我賣1,800元，二支手機一共以2,200元收購。甲○○說手機是朋友給他的，他缺錢要賣，丙○○說他要賣的手機是他的」等語（見桃園地檢偵查卷第19頁、第62頁背面至63頁）。由證人孫志昂之證言與行動電話買賣讓渡書所載內容，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日（即22日）晚間6時許持證人乙○○於該日下午4時30分許遭強盜之SEWON牌SG2000型行動電話1具前往雲峰通訊行出售，至於被告何以持有上開乙○○被強盜之手機，則有多種可能，亦不能以此論斷被告即是因強盜犯行而取得該行動電話。
㈡次查，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有關本案被搶
的情形，因為是兩、三年前的事，我已印象模糊。搶我的人特徵如何，我也忘記了。之前我第一次指認林清雲，是因為警察告訴我說是林清雲使用我的手機，後來警察有拿小張影印的照片給我看，但照片很模糊，根本看不清楚，我也不記得是否就是口卡片上的照片。第二次拿給我指認的照片比較清楚，我以不記得是否為卷內的彩色照片。歹徒當時有戴口罩，我當時是看眼睛的特徵來指認。現在我已無法辨識在庭的被告是否為行搶的人，因為時間太久了。第二次指認時，警察從我描述的特徵中拿很多眼睛大的人的照片給我指認，並要我講出大概的特徵，從特徵憑直覺指認歹徒，我記得歹徒的特徵是眼睛很大、瘦瘦高高、留平頭，那些照片都是不同人的照片，讓我從中挑選，歹徒有戴口罩，且留平頭，只有被告眼部的特徵與歹徒最接近，那時被搶已經很害怕，所以沒有辦法記得很多。我被搶那時有穿很高的鞋子，而歹徒的身高比我穿高跟鞋的身高再高一點點，我的身高是156公分，高跟鞋的高度我不確定，那時歹徒是正面拿刀押著我，距離我很近，刀鋒沒有抵住我，只是用手靠著我，都是正面對著我，我有正面看到押住我的歹徒，我所指認的就是押著我的歹徒，至於另一個歹徒則低頭在搜刮財物，我不知道長相」等語（見本院94年10月18日審理筆錄第3至7頁）。再對照證人乙○○於92年5月21日第一次警詢中證稱：「經我現場指認，我記得就是口卡片林清雲男子，留平頭、手持開山刀、到我上班處所強盜我財物之人」等語（見桃園地檢署偵查卷第12頁），由證人乙○○於本案審理中所陳之第一次指認經過，已可見證人乙○○於警詢中所為第一次指認，受到警方相當程度之誤導及暗示，是此等指認已非可採。雖證人乙○○於第二次警詢中即指認本件被告為強盜之人，惟該證人於第二次警詢時係陳稱：「共遭三名歹徒強盜，二名戴口罩，其中一名男子留平頭，另一名男子有染金色頭髮，…（問：警方提示持你遭搶手機共同販售給他人之甲○○、丙○○二人口卡片及甲○○彩色照片供你指認，是否案發當天強盜你財物之人？）甲○○就是持開山刀強盜財物之人無誤」等語（見桃園地檢署偵查卷第13頁背面至14頁），觀之警方於詢問時，對於受指認者甲○○、丙○○二人，係以「持你遭搶手機共同販售給他人之甲○○、丙○○」等語加以描述，則證人乙○○之記憶，客觀顯已受到警方所告知之上開資訊之污染。再者，警方提供予證人乙○○指認之照片，為被告入監執行後蓄平頭之照片（見上開桃園地檢偵查卷第22頁），則該照片亦無法顯示被告於案發時之髮型是否亦為平頭，證人乙○○據該照片進而指出本件強盜之歹徒為被告甲○○，實難逕予採信。況依證人乙○○於偵訊中所述：「被告有用口罩，我只看到他眼睛很大，身高有170多公分高」等語（見桃園地檢署偵查卷第46頁）以觀，強盜之歹徒當時既戴有口罩，五官中又僅有眼部特徵可供辨識，本件被告即便符合證人乙○○所述之眼睛較大之特徵，然此所謂「眼睛很大」之特徵，不僅不具獨特性，且有相對比較性，自不能以被告眼睛較大，而推認本件被告即為強盜之人。此外，證人乙○○復陳述歹徒身高約170多公分，比證人當時穿高跟鞋後之身高還要高，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身高僅168公分，亦非全然符合證人乙○○所述身高特徵。則證人乙○○所為指述，既有上述瑕疵，又無其他證據佐證與事實相符，自不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㈢另被告先於第一次警詢中供稱：「92年4月22日因無聊騎機
車在鶯歌一帶閒逛，下午4、5點左右從鶯歌往三峽方向返家，拿去雲峰通訊行出售的手機是我撿到的，撿到的日期我忘記了，撿到的當天，我騎機車由鶯歌往三峽返家，行經三鶯大橋時，在路邊看到該手機，就撿起來放在身上帶回家，約一、二天以後才將該手機拿去通訊行販售，我是獨自一人去販售手機，沒有人跟我一起去」等語（見桃園地檢偵卷第
5頁）。嗣於92年7月18日偵訊中供稱：「92年4月22日我人在木柵殯儀館集合到板橋去做搭鷹架的工作，這是我自己去找的工，手機是我在三鶯大橋撿到的，時間在4月22日下午4、5點左右，搭鷹架只要半天的時間，我不認識丙○○」等語（見桃園地檢偵卷第50頁背面至51頁）；復於同年8月1日偵訊中供稱：「我是看到看板有收購中古手機，就拿進去賣給孫志昂。（問：為何丙○○說手機是你拿給他的？）我不認識他」（見桃園地檢偵卷第第72頁背面）；又於同年8月15日偵訊中供稱：「（問：你與丙○○一起賣手機給孫志昂？）我自己去賣手機，我不認識丙○○」等語（見桃園地檢偵卷第81頁）。惟於93年10月15日偵訊中改稱：「（問：92年4月22日為何會與丙○○一同去賣手機？）因為那天我正好在街上逛，後來遇到他，他就請我和他一起去賣手機。手機是丙○○拿給我的，不是我撿到的，當初是因為被抓到後，害怕丙○○他們，所以才這樣說。丙○○只拿了一隻手機要我賣，其他的我不知道」等語（見板橋地檢偵卷第25至26頁）。由被告上開供述，固可見被告對於其持往雲峰通訊行販售之上述手機來源，先後陳述不一致。然由證人丙○○於警詢中陳稱：「92年4月22日下午5、6點左右，甲○○持一支白色SEWON牌SG2000型行動電話到我家找我，我就帶他到雲峰通訊行去販售該手機，價格約2,000元左右，所得款項由我和甲○○共同花用殆盡，甲○○並沒有說該手機是強盜所得」等語（見桃園地檢偵卷第7頁背面至第8頁）；及嗣於偵查中陳稱：「我沒有與甲○○去強盜，我們是因為做油漆工認識的，4月22日那天甲○○晚上5、6點時打電話給我說要賣手機，我就介紹孫志昂給他認識，賣了2,
000元，他拿去買檳榔、飲料，沒有將錢分給我」等語；復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被告來找我說要去賣手機，我跟被告認識，被告說要賣手機，我就帶他去。讓渡書上註明『丙○○朋友』等語，是手機店老闆要求寫的。被告沒有告訴我手機來源，只說是他的，所以我一直以為手機是被告的，我們兩個人都有吸毒，沒有錢，才帶被告去賣手機。被告沒有提到在三鶯大橋附近撿到手機的事，老闆有說要用比較低的價格收購，但是沒有說手機有磨損、擦撞」等語（見本院94年9月8日審理筆錄第2至8頁）觀之，可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辯撿到手機後，邀同證人丙○○一同持往雲峰通訊行出售等情，並非全然無稽。即使被告前於警詢及偵訊中，對於該手機之來源迭有不一致之供述，然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示，自不能僅因被告之抗辯虛偽，即遽為其有罪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既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強盜犯行
，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程度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本諸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魏正杰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4年11月8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官林海祥
法官朱敏賢法官汪怡君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李郁禎中華民國9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