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審易字第195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5月22日
裁判案由：誣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審易字第1955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甲○○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緝字第1727號、97年度偵緝字第18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甲○○無罪。
事實
一、乙○○與甲○○為同居關係，乙○○明知如附表所示之支票
1紙，已於民國96年6月初某日，在高雄縣鳳山市○○路24
2之1號「瓠仔貴碳烤店」店內，由甲○○出借交付予丙○○使用，並未遺失。詎乙○○竟基於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於96年7月16日（起訴書誤載為96年7月15日），自行前往付款銀行即臺灣新光商業銀行高雄分行，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以附表所示之支票業已於96年5月20日，在高雄縣鳳山市○○路與南正二路處遺失為由，向該付款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並填具陳報警察局之遺失票據申報書，請求警察機關協助偵查侵占遺失物罪嫌之人，再由票據交換所轉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而以書面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未指定犯人，誣告持有該支票之人涉犯侵占遺失物罪嫌。嗣因丙○○為支付用電工程款，而將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背書轉讓予 蔡國民 ，並經蔡國民將該支票轉交戊○○○後，由戊○○○於96年7月20日，持附表所示之支票至高雄縣鳳山市農會老爺分部提示兌現時遭退票，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被告乙○○、甲○○均明知證人丙○○、 洪淑敏 、蔡國民、戊○○○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規定，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人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陳述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任何違反自由意志或遭製作筆錄員警誘導陳述之情形，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為傳聞法則之例外，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乙○○固不否認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交予被告甲○○借予他人使用，其並於96年7月16日至付款銀行辦理掛失止付，並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行，辯稱：當初其係為支付廠商貨款而開立支票，因未蓋用公司負責人印章，而錯蓋其私人印章，乃收回保管，嗣因被告甲○○表示要將支票借予他人使用，其始將支票交付被告甲○○，其並不知被告甲○○將附表所示之支票借予丙○○，事後因忘記已將該支票交予被告甲○○出借他人，且未向被告甲○○查詢，始自行前往付款銀行申報遺失，其並無誣告之故意云云。
二、經查：㈠證人丙○○係於96年6月初某日，向被告甲○○借用支票，
經被告甲○○在證人丙○○所經營之「瓠仔貴碳烤店」，填寫發票日期與金額，並蓋用被告乙○○之印章於支票上，而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及另一面額25萬元之支票後，將上開
2張支票出借交付予證人丙○○使用，而證人丙○○取得上開2張支票後，將附表所示之支票交付予證人蔡國民，用以支付用電工程款，另1張面額25萬元之支票，則交付予某安裝冷氣之葉姓老闆等情，業據證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3頁至第16頁、高雄地檢署97年度偵緝字第1727號偵查卷第27頁），核與證人洪淑敏證稱：「甲○○說乙○○是他老婆，甲○○是當場開票及蓋印章。乙○○在旁都有看到」、「乙○○有在旁邊看甲○○開票」等語相符（見警卷第21頁至第22頁、同上偵查卷第27頁、第49頁至第50頁），並有附表所示之支票影本1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9頁）。
㈡又證人蔡國民取得附表所示之支票後，即將之轉交予證人戊
○○○後，由戊○○○於96年7月20日，持附表所示之支票至高雄縣鳳山市農會老爺分部提示兌現，僅因被告乙○○早於96年7月16日，即至臺灣新光商業銀行高雄分行，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以附表所示之支票業已於96年5月20日，在高雄縣鳳山市○○路與南正二路處遺失為由，向該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並填具陳報警察局之遺失票據申報書，以致證人戊○○○提示附表所示之支票時遭退票一節，亦據被告乙○○供承不諱（見警卷第7頁），並經證人蔡國民、戊○○○證述甚詳（見警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9頁至第11頁、同上偵查卷第26頁至第27頁），復有台灣票據交換所高雄市分所
96年7月26日函檢附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退票理由單、遺失票據申報書、支票影本各1份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3頁至第29頁）。
㈢依上所述，被告甲○○將附表所示之支票出借交付證人丙○
○使用時，被告乙○○曾在旁目睹被告甲○○開立交付支票之過程，則被告乙○○理應知悉附表所示之支票係借予丙○○使用，並未遺失，則被告乙○○於96年7月16日申報票據遺失，顯有誣指持有該支票之人涉犯侵占遺失物罪嫌之故意，被告辯稱：因一時忘記，始申報票據遺失云云，自難採信。被告乙○○雖辯稱：被告甲○○僅告知要將附表所示之支票及另一張面額25萬元之支票，借予他人，其不知被告甲○○將附表所示之支票借予丙○○云云。惟此與證人丙○○、洪淑敏前揭證述情節，截然不符，本院審酌附表所示之支票，確係由被告甲○○填寫，此為被告乙○○、甲○○於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12頁），倘若證人丙○○與洪淑敏未曾目睹被告甲○○開立附表所示之支票，其等2人如何知悉附表所示支票上之字跡為被告甲○○所為？又被告乙○○與甲○○既然均不爭執曾開立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予證人丙○○，而被告甲○○究竟係在「瓠仔貴碳烤店」，當場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交予證人丙○○，抑或事先填妥支票之應記載事項，始持支票前往「瓠仔貴碳烤店」交付予證人丙○○，因對證人丙○○而言，並無任何利害關係，其應無就此部份為虛偽陳述之必要，堪認證人丙○○、洪淑敏之證述為真實，被告乙○○前揭所辯，尚非可採。
㈣再依被告乙○○於97年8月20日刑事訴訟陳述狀有關「於96
年5月初因公司進貨所需而請我男友甲○○代為開立二張金額為20萬元與25萬元的支票要支付給廠商，結果因為我自行蓋錯負責人印章所以未支付給廠商‧‧‧6月初我男友甲○○向我借了那兩張票，我同意了‧‧‧6月23日甲○○母親去世，我們也忙了10幾天，7月16日我想去進些貨來賣，找不到票，甲○○也不在高雄，我一時情急去銀行報遺失」之記載（見同上偵查卷第40頁正面與反面），顯示被告乙○○知悉其所申報遺失之支票，係被告甲○○代為開立，而錯蓋其私人印章之支票；而附表所示之支票，於蓋用被告乙○○之印章前，已由被告甲○○填寫發票日期與金額，此據被告甲○○與乙○○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12頁反面），足見被告乙○○於申報遺失支票時，主觀上明確知悉所申報遺失之支票，並非空白支票，惟其於申報支票遺失時，卻故意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上之「發票日期」與「金額」等欄位，記載「空白」之字樣，此有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上各1份附卷可佐（見警卷第26頁、第28頁），足認被告乙○○申報支票遺失時，刻意隱瞞附表所示之支票，業已有效成立之事實。另被告乙○○亦明知前開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上有關遺失地點為「高雄縣龍成路與南正二路」之記載，並非事實，卻仍為如此之記載，此亦經被告乙○○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08頁），是被告乙○○申報票據遺失時，在填寫該支票之相關事項，刻意為與事實不符之記載，其目的顯在誤導付款銀行與警察機關確信附表所示之支票係遺失，而非僅單純一時忘記附表所示之支票已借予他人。
㈤雖被告乙○○一再抗辯附表所示之支票，原係因公司進貨需
要，始委由被告甲○○代為開立，嗣因蓋錯負責人印章，致未交付廠商，嗣因96年7月16日想進貨來賣，找不到票，始申報遺失云云。惟經質問被告乙○○當初係預備向何家廠商進貨，何以支票未記載受款人為廠商，被告乙○○表示：「那時候還在比價，所以不知道要跟哪一家廠商購買」，再進一步質問，既然在比價階段，為何會事先在附表所示之支票開立面額為20萬元，被告乙○○則語焉不詳（見本院卷第11
2頁反面至第113頁正面），由此足見，被告乙○○辯稱附表所示之支票，原係為向廠商進貨始開立一節，並非事實。蓋被告乙○○既然尚不知要向何家廠商進貨，致無法確認何時應支付貨款，以及屆時應支付之貨款數額若干，自無可能為支付廠商貨款而預先填載發票日期與面額之支票之理！由此足認附表所示之支票，自始即非為支付廠商貨款而開立，應係為借予證人丙○○使用始開立，被告乙○○對此既有所認識，自無可能忘記附表所示之支票當初開立之目的，在於借他人使用，而誤認遺失之理。況且，由被告甲○○開立出借交付予證人丙○○之支票，並非僅附表所示之支票1紙，尚有另1張面額25萬元之支票，此為被告乙○○、甲○○供承在卷（見同上偵查卷第36頁、第40頁），並經證人丙○○、洪淑敏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3頁至第14頁、第21頁），是附表所示之支票，既然與另1紙面額25萬元之支票同時開立，並同時出借交付證人丙○○使用，倘若被告乙○○確因一時疏忽，忘記已將前述2紙支票出借交付他人使用，而誤以為支票遺失，則其理應將前述2紙同時申報遺失，而無僅就附表所示之支票申報遺失之理。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乙○○前揭所辯，均不足採
信，被告乙○○未指定犯人而誣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被告乙○○明知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並未遺失，而係由被告甲○○持以交付丙○○使用，既經認定如前，則被告乙○○親自填載票據遺失申報書，經由票據交換所向警察機關申報遺失之行為，已使不特定他人陷於一提示本件支票，即有枉受司法機關追訴侵占遺失物罪之不確定危險，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未指定犯人誣告罪。本院審酌被告乙○○誣告他人犯罪，浪費司法資源，使如附表所示之票據提示人平白無端蒙受司法機關追訴審判之危險，而被告乙○○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悔意等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乙○○為同居關係，明知被告乙○○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支票1紙，已由其於96年6月初某日，在「瓠仔貴碳烤店」內借予證人丙○○，並未遺失，竟與被告乙○○共同基於犯意聯絡，推由被告乙○○出面，於96年7月16日，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高雄分行，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偽以該支票業於96年5月20日，在高雄縣鳳山市○○路與南正二路處遺失，而向該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並填具致警察局之遺失票據申報書，未指定犯人而誣告他人涉犯侵佔遺失物、竊盜等罪嫌，因認被告甲○○亦涉犯刑法第
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7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嫌，無非以被告甲○○之供述，被告乙○○之陳述，證人丙○○、洪淑敏、蔡國民、戊○○○之證詞，以及台灣票據交換所高雄市分所96年7月26日函檢附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退票理由單、遺失票據申報書、支票影本各1份，與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資料1份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甲○○固不否認曾將如附表所示之支票出借交付予丙○○使用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行，辯稱：附表所示之支票係由其填寫日期與金額後，由被告乙○○蓋章，其再至「瓠仔貴碳烤店」店內，將附表所示之支票借予丙○○使用，其曾告知被告乙○○要將附表所示之支票借予他人，事後被告乙○○去申報遺失時，其並不知情，96年10月間，其自花蓮返回高雄，經由被告乙○○之告知，始知申報票據遺失之事等語。
五、經查，被告甲○○之供述，僅能證明被告甲○○明知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係其在「瓠仔貴碳烤店」出借交付予證人丙○○使用，並無遺失之事實。而被告乙○○之供述，以及證人丙○○、洪淑敏、蔡國民、戊○○○之證詞，以及台灣票據交換所高雄市分所96年7月26日函檢附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退票理由單、遺失票據申報書、支票影本各1份，則能證明被告甲○○與乙○○為同居關係，而附表所示之支票，在「瓠仔貴碳烤店」交付予證人丙○○之後，證人丙○○將之交付證人蔡國民，用以支付用電工程款，蔡國民再將該支票轉交其配偶即證人戊○○○，由戊○○○持以至高雄縣鳳山市農會老爺分部提示，惟附表所示之支票，業經被告乙○○於96年7月16日，至臺灣新光商業銀行高雄分行，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申請掛失止付，並填具陳報警察局之遺失票據申報書等事實。惟因被告甲○○辯稱：被告乙○○就附表所示之支票申報遺失時，其並不知情等語，而被告乙○○，以及證人丙○○、洪淑敏、蔡國民、戊○○○，亦均未指認被告甲○○曾參與申報支票遺失之事，或指認被告甲○○曾與被告乙○○共謀申報支票遺失，自不得僅因被告甲○○與乙○○間，具有同居之關係，遽認被告甲○○就被告乙○○申報支票遺失而未指定犯人誣告一事，有所共謀或參與。蓋現代社會，個人自主意識強烈，親如夫妻或父母子女之關係者，亦無法掌控或影響對方之生活交往以及各種行為之決定，被告乙○○決定以附表所示之支票遺失為由，向付款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並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向警局陳報遺失之前，未必會告知被告甲○○，縱使事先告知被告甲○○，被告甲○○亦未必能影響被告乙○○之行為決定，是被告甲○○與乙○○間，具有同居之關係，客觀上僅能合理懷疑被告甲○○對被告乙○○就附表所示之支票申報遺失一事，可能事先知情，惟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尚不得以擬制、猜測之方式，推斷被告甲○○共謀或參與未指定犯人而誣告之犯行。至於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資料，顯示被告甲○○持有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係於97年1月26日，始因欠費拆機，而可證明被告甲○○辯稱：96年6月至同年7月間，被告乙○○申請支票遺失前，因其所持行動電話斷訊，以致被告乙○○無法與其聯繫，而未能向其查詢附表所示之支票下落云云，並非事實。惟被告 林益 曾在「瓠仔貴碳烤店」，在旁目睹被告甲○○開立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予證人丙○○之過程，而始終知悉附表所示之支票，未曾遺失，業已認定如前，是被告乙○○並無撥打電話向被告甲○○查詢附表所示支票下落之必要，則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資料，就認定被告乙○○是否具有未指定犯人而誣告之犯意，即無關緊要。而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資料，因無法證明被告甲○○與乙○○間，於96年7月16日之前，曾有通聯之紀錄，致無從得知被告乙○○將附表所示之支票，向付款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並向警局申報票據遺失前，是否曾告知被告甲○○知悉，從而，現存之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甲○○對被告乙○○就附表所示之支票申報遺失之行為，事前知情，並有所參與。此外，公訴人亦未舉出其他積極證據以資證明被告甲○○確有參與未指定犯人而誣告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現存之證據既然不足為不利於被告甲○○事實之認定，則不論被告甲○○之辯解真實性如何，即應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依法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刑法第171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8年5月22日
刑事第十庭法官高增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華民國98年5月22日
書記官黃麗玉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71條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附表：
┌──┬───┬──────┬─────┬─────┬───────┐│編號│發票人│發票日│支票面額│支票號碼│付款銀行及帳號│├──┼───┼──────┼─────┼─────┼───────┤│1│乙○○│96年7月20日│200,000元│EZ0000000│誠泰銀行高雄分│││││││行（現已改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高雄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