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 臺灣 高等法院90年上訴字第191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8月29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上訴字第一九一一號
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指定辯護人本院甲○辯護人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一五號，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九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四三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未經丙○○同意，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底，在基隆市○○路○○○號七樓第七０七室，偽造丙○○所有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０一四三００─四八七一八號、票號ＰＹ0000000號支票、金額新台幣（下同）二十五萬元之支票一紙後，交付乙○○，作為退股之股金，因認被告丁○○涉有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在證據法則上，當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人認為被告丁○○涉有偽造有價證券罪嫌，係以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並經被害人丙○○指訴綦詳，核與被害人乙○○所述情節相符，且有前述支票影本一紙在卷可稽云云，為其論據。惟訊據被告丁○○堅決否認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伊與被害人丙○○在基隆市○○路○○○號七樓七０七室，合夥經營國騰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國騰公司）；因丙○○資金不足，故經丙○○同意，以丙○○名義，向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申請支票對外使用，丙○○並將印鑑交伊保管，授權伊使用，約定若用之於國騰公司使用，不必得丙○○同意；若用之於私人使用，才須得丙○○同意。本件是用於國騰公司退股金，並非用私人，故不必得丙○○同意，只因伊使用支票疏未知會丙○○，丙○○才會掛失止付等語。
四、經查：被告所辯其係經被害人丙○○同意後，前往申請支票，約定應用之於國騰公司，若挪為私人用途，應經被害人丙○○同意，被害人丙○○並將印鑑交付被告保管等情，核與被害人丙○○於本院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訊問時證稱：印鑑交被告保管時有同意支票可開票作為公司用途使用，但事後要讓伊知道，作為私人用途的話要跟 先伊 說等語相符，並有被害人所提「說明書」一紙在卷（見原審卷第十九頁）可稽，茲被害人丙○○既係國騰公司股東之一，又同意出名申請支票供國騰公司使用，並將印鑑交付被告保管，其有概括授權被告使用支票於公司用途之意思甚明。況本件被告係用之於國騰公司退股金之發放，並非用之於私人用途，並未逾越被害人丙○○之授權範圍，依概括授權之原理，被告於使用支票之前，原無需逐一再得被害人丙○○同意；縱被害人丙○○認為被告於領取支票及使用每張支票之前，均應得其同意，或事先向其知會，亦不過其與被告對此認知不同而已，並不影響被告有權使用支票之事實。而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係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之名義，而簽發有價證券，為其構成要件；如行為人基於本人之授權，或有其他原因而有權簽發者，則與偽造之行為不同（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一八一０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既係有權使用系爭支票，自不發生偽造之問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五、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官房阿生
法官鄧振球法官雷元結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梁雅華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