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398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12月08日
裁判案由：贓物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三九八四號
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七一三九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十日晚間八時許，在高雄市○○區○○街○○○號三樓住處，明知不詳姓名年籍綽號「 阿興 」之男子所交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一輛（乃甲○○所有，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許，在高雄市○○區○○街○○○號前遭竊），係來源不明之贓物，竟仍向「阿興」借用收受供己騎用。嗣於同日晚間十時許，在高雄市○○區○○路○○○號前為警查獲，並扣得機車鑰匙一支，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六十七號判例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收受贓物之犯行，無非係以被害人甲○○於警訊中之指訴，且有車輛竊盜、車牌失竊資料個別查詢報表─查詢車輛認可資料、贓物認領保管收據各一紙，及被告無法提供綽號「阿興」男子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聯絡電話等資料以供查證，與常情不符，顯見於借用收受機車時應有贓物之認識為其論罪之主要依據。而本件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地向「阿興」借用該機車，並為警查獲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收受贓物之犯行，辯稱：伊與「阿興」是在廟會認識的，當天係「阿興」騎該機車來找伊，伊才向其借用該機車要去撞球場兌換獎品，從撞球場出來即被警察查獲，伊借用該機車時並不知道是贓車等語。經查，㈠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係被害人甲○○所有，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許，在高雄市○○區○○街○○○號前遭竊等情，固據被害人甲○○於警訊及本院審理時指訴綦詳，且有車輛竊盜、車牌失竊資料個別查詢報表─查詢車輛認可資料、贓物認領保管收據各一紙在卷可稽，該重型機車固屬被害人甲○○失竊之盜贓物無誤，惟被害人此部分之指訴及上開查詢資料、領據，祇得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時所騎乘之前開機車係屬他人失竊之贓物，尚無從遽以認定被告取得該機車有何贓物之認識。㈡按刑法第三十四章關於贓物犯之規定，係針對行為人故意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贓物而在事後助成他人財產犯罪目的之惡性予以處罰，並非藉此課一般人民以協助追贓之責；故贓物罪責之成立與否，實取決於能否積極證明行為人有此犯罪故意，而非以被告是否能交待出借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為斷。良以刑事被告依法本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茍有足可證明被告故為收受贓物之積極事證，雖被告確能交代出借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於所成立之罪名不生影響，反之，若不能確證明此項犯意果然存在，即不得以被告未能交待出借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而揣測被告如何具贓物之認識。查本件被告僅係於當日晚間八時許外出撞球場兌換獎品時向「阿興」借用一下機車，於晚間十時許在撞球場即為警查獲，前後才二個小時，其客觀上固有使用該機車之事實，然其主觀之認知僅係為一時之便，而向朋友借用機車，觀諸社會常情，被告應不會向「阿興」詢問該機車之來源及索取機車之證件，且被告又係使用「阿興」所交付扣案之機車鑰匙啟動該車，衡情亦無有何反常之處，是殊難僅以員警查獲時該機車係被告騎用之事實，遽認被告之不法犯行。㈢況被告於警訊、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一致否認知悉所借用之機車係贓物，其辯稱伊是跟「阿興」借的，要去撞球場兌換獎品，從撞球場出來即被警察查獲，並不知道是贓車等語，核與證人即查獲被告之警員 張頌佑 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當時巡邏警網經過該處看到該部機車，經輸入電腦察覺是贓車，就在該處埋伏，被告說車子是跟「阿興」借的等語相符，則苟被告知悉該機車係屬贓物，則於警員詢問時，衡情掩飾猶恐不及，豈有甘冒被訴竊盜、收受贓物等罪嫌之危險，而主動告知警員係伊騎乘該機車等情。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知該機車係贓物，即非全然無可採信。從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贓物之犯行，所為舉證在客觀上尚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尚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於被告所辯非無可採之情況下，自不得僅以「不知出借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聯絡電話」、「所騎乘者係贓車」等情，而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審認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
法官陳玉聰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鄭淑臻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