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2年上易字第119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2年07月02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一九四號
上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易字第一三四三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三○○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夥同丁○○、甲○○（二人另案處理）及不詳姓名綽號『 阿富 』之男子等四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九十年九月十二日十五時許，在桃園縣○○鄉○○路○段○○○○號前，由甲○○竊取丙○○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牌0面，懸掛在 范錫強 向 陳明德 所承租交予丁○○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同日十七時二十分許，丁○○駕駛上開小客車搭載『阿富』與乙○○、甲○○，至台北縣土城市○○路○段○○○巷○號，由『阿富』等佯稱購買檳榔與問路作為掩護，甲○○趁機竊取己○○所有黑色皮包一個，內有新台幣（下同）九千餘元、汽車駕照及信用卡各一張。因認乙○○涉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加重竊盜罪嫌云云。
二、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按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惟此項不利之供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自難專憑此項供述，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另在訴訟上用以證明事實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分別著有三十年度上字第八一六號，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以共犯丁○○、甲○○於警訊時之供述，及證人丙○○、己○○、范錫強、陳明德、戊○○之證述，並有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紙，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並辯稱：伊不認識甲○○及綽號『阿富』之人，伊只是借機車給丁○○去租車，伊沒有參與竊盜等語。
三、經查：㈠共犯甲○○於警訊時供稱：「我於今十二日十七時二十分，在土城市○○路○段
○○○巷○號阿欽檳榔攤，由丁○○另夥同乙○○及一名綽號叫阿富男子等四名成。第二次約隔十幾分鐘後，我們四人再繞回來該檳榔西施旁，乘他不注意的時候偷他的皮包，即馬上上車離開，並將車開到土城市○○路○段○○○巷○○號旁，我就夥同綽號阿富將Ｔ四─八三三六號車牌卸下換上ＧＧ─二六五六號車牌，並把Ｔ四─八三三六號車牌0面丟到路邊，隨後我即將皮包內的東西拿出來，發現有正路與金城路上，由乙○○下車將皮包丟到路邊的草叢內，然後是將車開到桃園還給租車行」、「該Ｔ四─八三三六號二面車牌，是我和阿富二人一起下車找車牌時，於九十年九月十二日十五時左右，在桃園縣○○鄉○○路○段○○○○號前發現該車牌才偷取的。沒有人把風，只有我二人．．」、「（你與阿富竊取車牌，乙○○和丁○○是否知道？）他們二人不知道，直到我和阿富將車開到土城市○○路○段○○○巷○○號，他們二人才知道我和阿富有偷車牌．．」等語（見偵卷第三頁反面、第四頁反面），可見其僅供陳『阿富』者參與行竊，並未指明被告有何參與竊盜之行為。雖其言及被告共同坐車前往，並將竊得皮包丟棄，然共同搭車前往，如無把風等行為，實難認為參與行竊，而將他人竊得贓物丟棄，亦非竊盜之一部，不合竊盜構成要件，況其於原審審理時已改稱：「（九十年九月十二日有無在桃園縣○○鄉○○路○段○○○○號前竊取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0面？）有的，是我一個人偷的，車子的螺絲鬆鬆的，我用手將它拔下來」、「（乙○○是否知道？）我不認識乙○○」、「（開車出去玩時，是何人開車？載哪些人？）丁○○開車，載我及 李聰富 ，沒有其他人」、「（從租車當天到玩回來，有無看過另外一個叫乙○○？）都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一八一至一八三頁），全然否認被告共同前往行竊。
㈡再依共犯丁○○於警訊時供述：「我於九十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時二十分在台北縣
土城市○○路○段○○○巷○號阿欽檳榔攤，因甲○○入店內竊取財物，但我並不知道甲○○當時是在偷檳榔攤內的皮包，總共偷得多少錢，我並不知道，當時甲○○手上只有皮包，並沒有任何工具」、「．．偷錢是甲○○個人的行為，我們事先並不知情，甲○○偷錢後我們便開車走了，當時車上共有四人，我、甲○○、乙○○及綽號叫『阿富』的男子等」、「（警方於九十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時五十分在台北縣土城市○○路○段○○○巷○○號前所查扣牌照Ｔ四─八八三六是何人所有？）我不知道是誰的，但我知道是甲○○竊來掛在所租的自小客上」等語（見偵卷第十頁反面至第十一頁），其不惟未指被告共同行竊，更否認自己知情竊盜，是丁○○警訊中供述，難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且丁○○於原審再證稱：「（租這台車子做何用？）打算出遊用的」、「（租這台車子後有與何人一起出去玩？）我、甲○○、『阿富』」、「（當天被告有沒有去？）乙○○沒有去，但我去租車時，車行說要押一台機車，那台機車是我跟被告借的」、「（租來這台車子後來改掛Ｔ四─八三三六號車牌是）甲○○掛的，這台車租來後，開車的人不是我，是甲○○與『阿富』輪流開，因為當時我有施用海洛因，我在車上睡覺」、「我在家裡面，土城分局的警察到我家，因為我是用朋友名字租車，警察輾轉找到我，我才知道甲○○後來有去偷東西」、「被告沒有在車上，也沒有跟我們出去」、「（甲○○在途中偷檳榔攤的皮包你有無看到？）後來回去時，有聽甲○○說，甲○○偷到的東西沒有分給我們」、「因為當時車行是押被告的機車，所以土城分局認定乙○○有在車上．．」等語（見原審卷第一三四至一三六頁），更排除被告有共同前往行竊地點，遑論參與任何竊盜之行為。
㈢被害人丙○○警訊時雖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二面，於九十年九月
十二日在桃園縣○○鄉○○路○段○○○○號前遭竊，然未具體指出竊者為何人，且該車牌0面並非自被告身上或其住居處查扣，而係警方據報在台北縣土城市○○路○段○○○巷○○號前扣得，自不能作為被告犯罪之證據。又被害人己○○於警訊時雖指述遭四名男子竊取皮包等語，惟其當時僅指認甲○○及丁○○二人（見偵卷第二十頁），於本院訊問時亦無指認被告在場；證人范錫強於警訊時僅供稱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係伊出面幫丁○○向車行承租，伊只是出於朋友情誼才幫丁○○租車等語（見偵卷第二十一頁）；證人陳明德於警訊時證稱ＧＧ─二六五六號自小客車，係范錫強承租的，被告是保證人等語（見偵卷第二十二頁反面）；證人戊○○於警訊時指稱九十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時三十分，在土城市○○街○○○號二樓，伊看到一輛自小客車車牌0000000號，車內有三名年青人，其中有一名男子下車後即快速將前後二面車牌拔下來，並丟到路邊，並將車牌0000000號車牌裝上快速離開，伊只看到三人，長像如何沒有看清楚等語（見偵卷第二十四頁），其於原審再結稱：「我是從樓上看到，我看到有一個人在一樓拆車子後面車牌丟掉，裝上新的車牌，新車牌是出租車的車牌，因為我以前做過出租車，所以知道哪是出租車牌」、「（有無看到在場的被告？）沒有看過，當天拆車牌的人不是在場的被告」、「（車內坐的人是否是在場的被告？）不是，沒有看到他」等語（見原審卷第一一○頁），於本院訊問時亦為同一之供述。是證人己○○、范錫強、陳明德、戊○○前開證詞均未足直接證明被告確有參與本件竊盜犯行。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指被告共同竊盜，客觀上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犯罪事實之程度，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竊盜犯行，被告犯罪應屬不能證明，原審據以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仍執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麗鈴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曾德水
法官蘇素娥法官楊貴雄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林淑貞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