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426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11月20日
裁判案由：贓物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四二六三號
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選任辯護人李明益選任辯護人吳敏蕙右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緝字第一二六四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明知綽號「 阿宗 」之不詳姓名年籍男子，所持有之支票號碼ＡＡ0000000號、發票人 楊何秀娘 、發票日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票面金額新台幣（下同）二萬八千元、付款人為高雄市小港區農會之支票一紙，係來路不明之贓物（該紙支票係乙○○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日十五時許，在高雄縣○○區○○街○○○號住處前，所停放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貨車內發現遺失），竟於八十九年四月十日下午二時許，在高雄縣鳳山市○○路○○○號一樓其所經營之「新昭君茶坊」予以收受後，將該支票交予不知情之老闆 陳碧蓮 ，再由陳碧蓮轉入其子 許俊男 之帳戶提示，嗣遭退票為警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及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十六號亦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再者，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係指無償或無息消費借貸而取得贓物之所有權之謂，此復有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非字第一三八號判決可資查考。況刑法上之贓物罪，又以行為人認識行為客體係贓物為必要，且此項認識須存在於收受行為之際，始足當之。合先敘明。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甲○○涉有右揭收受贓物罪嫌，無非係以票主乙○○警訊中所陳述發現支票遺失經過，及卷附之遺失票據申報書一紙為證據，並以被告對於綽號「阿宗」之人無法提供正確之姓名、年籍、住居供查證，收受該支票亦未經該男子背書，且該「阿宗」男子當日消費款僅七千元，竟收面額二萬八千元之支票，顯以不相當對價取得該支票，更未與「阿宗」約定支票兌現後如何取回多餘款項等情狀，認被告收受支票之初有概括性贓物之認識為其論據。然訊之被告固承認有於八十九年四月十日下午二時許，在其所任職之高雄縣鳳山市○○路○○○號一樓「新昭君茶坊」收受綽號「阿宗」之男子所交付用以給付消費帳之上開支票，交由老闆陳碧蓮入帳，嗣經提示遭掛失止付退票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收受支票時即有贓物之認識，辯稱：伊收受當時有請會計小姐向高雄市小港區農會照會該支票帳戶之交易信用，經查詢非拒絕往來戶之支票始收受，當時小港農會並未告知該支票已遭掛失止付，係至八十九年四月十七日經銀行通知才知道是被竊支票等語。經查；
（一）「新昭君茶坊」之負責人係陳碧蓮，被告係受雇負責現場管理及處理客人付賬（即客人如現金付賬，而欲簽帳或付支票時，須經被告同意）等事宜，僅賺取客人至該店之基本消費款項報酬（即水果費部分），其餘收入均歸該店老闆陳碧蓮所有等情，業經被告 陳明 在卷，且有「新昭君茶坊」之會計丙○○及職員 蔡來金 二人於本院之證述可佐（見本院八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審判筆錄），公訴人認「新昭君茶坊」係被告所經營，容有誤會。故至「新昭君茶坊」消費之客人所給付之消費帳款，係屬負責人陳碧蓮所有之營業收入，並非歸被告所得之事實，至為明確。又上開票據號碼ＡＡ0000000號、發票人楊何秀娘、發票日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票面金額二萬八千元、付款人為高雄市小港區農會之支票，係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至「新昭君茶坊」消費之客人用以清償當日消費帳款所收受之支票，而該紙支票日確係一綽號「阿宗」之客人付賬所交付等情，為被告所自陳，並經前揭證人丙○○及蔡來金證實可按，是該支票既係「新昭君茶坊」之客人所交付支付消費款之票據，其所交付之對象自係「新昭君茶坊」之負責人陳碧蓮，而非受雇之被告，是該票款債權自屬該茶坊之負責人陳碧蓮所有之營業收入，非歸由被告取得，且既係該茶坊提供消費服務之對價所得票款債權，自係有償取得，非無償取得，容無置疑，雖該支票係經被告同意始由客人抵充消費帳所收受一情，分經被告、證人丙○○供述、證述在卷，然既非該客人所贈與或交付或授予被告，即與前揭受收贓物罪之構成要件不符，是被告同意由客人以該支票支付消費款之行為，充其量僅係對其雇主嗣後無法取得票款應否負賠償責任而已，殊無構成收受贓物罪之餘地。公訴人逕論以收受贓物罪起訴，顯與前揭受收贓物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二）次查，被告同意由綽號「阿宗」之客人以該上開支票付款時，曾囑咐會計丙○○向付款人即高雄市小港區農會照會查詢該支票帳戶之交易信用紀錄，經該農會告知僅有補票紀錄始予收受報帳，未經告知已遭掛失止付或係遺失等情，業經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明（見本院前揭審判筆錄），並經丙○○證稱有將查詢結果告知被告一情在卷。足見被告辯稱事先有查詢過該支票帳戶之交易情形始同意收受一節，堪以採信。而被害人乙○○係於八十九年四月十日十五時許，接獲某人電話告知尋獲其皮包，經取回該皮包後，始知悉其停放於住處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貨車遭竊，放置於車內皮包內之現金及上開支票均被竊走，被害人於同年月十二日始向付款銀行申報票據被竊掛失止付之事實，亦經被害人乙○○於警訊中陳明，並有遺失票據申報書一紙附卷足稽，
故綽號「阿宗」之男子，於八十九年四月十日下午持該支票至「新昭君茶坊」消費時，高雄市小港區農會既尚未接獲被害人申報支票遺失（被竊）掛失止付，證人丙○○自無從向該銀行查詢得知上開支票係被竊票據等情，足徵證人丙○○證稱高雄市小港區農會未經告知已遭掛失止付或係遺失等詞，為真實實可採，被告當時確實不知該支票係遭竊之票據，應堪肯認，是其辯稱無贓物認識，洵可採信。雖被告同意該綽號「阿宗」男子以該客票付賬時，未同時交求於票面背書，且該「阿宗」之客人當日應付消費金額僅七千多元，與票面金額二萬八千元亦有不符，惟按支票係屬流通證券，日常金錢往來收受客票，乃屬普遍常情，且系爭支票又係未載明受款人之無記名票據，由前揭遺失票據申報書內載受款人係空白一情可知，是該票款之轉讓，執票人於票面背書，或僅交付支票，均可合法受讓取得票款債權甚明，而一般交易慣例上，並無均應背書之情，僅以交付支票為者之，亦所在多有。被告既曾請會計照會付款銀行知悉該支票帳戶交易往來正常，與其僅讓該客人簽帳，不如接受票據多一票據債權以資求償，較有保障，是被告同意該綽號「阿宗」客人以該支票付賬，亦合乎常情，自不得因其未要求背書或票面金額與實際帳款有所差距即推認其對該支票有概括性贓物之認識，至被告所辯「阿宗」交付支票當時曾陳待支票兌現後會前來取回差額一情，雖未能舉證以實其說，然被告既經查詢認該紙支票交易信用正常，而該票面金額亦足夠支付「阿宗」當日所積欠之帳款，是「阿宗」何時取回餘額，自非被告所在意，且該票款既歸老闆所得，其亦無分毫可得，是其經查詢支票無問題後同意該客人持之付帳，即已善盡職務上之注意義務，至該票款屆期是否確能獲兌現，未獲兌現時，該帳款又如何收回等情，乃係其雇主之問題，亦不能以其未與「阿宗」之客人約定支票未兌現如何解決債務等情，遽認被告同意收受支票當時即知悉該支票係他人遭竊之贓物，公訴人以前揭情即認被告有贓物之認識，顯屬意測。至公訴人另以被告對於「阿宗」之人無法提供正確之姓名、年籍、住居所以供查證，而認被告所辯即無所據，惟以，關於贓物犯之規定，係針對行為人故意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贓物而在事後助成他人財產犯罪目的之惡性予以處罰，並非藉此課一般人民以協助追贓之責。是以，若無積極證據證明行為人有此犯罪故意，即尚難僅憑被告無法提供「阿宗」之人之年籍資料供查證，即據以資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何收受贓物之犯行，自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之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淑卿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陳朝宗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