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上易字第290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2年上易字第29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2年04月03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二九○號
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易字第一○五八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三四二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乙○○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查被告有拆卸車號00—二四六六號自用小貨車之電瓶一節，為被告所供承在卷，且據新店警察分局深坑分駐所主管 王飛龍 於原審證稱伊到場時，該車之電瓶係在該車車廂上等語。因此被告有拆卸電瓶之行為足以認定，惟被告否認係為竊取該電瓶，辯稱只是卸下來接自己的電瓶，以便發動該車，並無竊盜之意思及行為。因此本件所要審究者為被告上開拆卸電瓶之行為，是否足以認定係竊盜犯行。查原判決已詳敘理由，以尚無法認被告有竊盜之主觀犯意。檢察官上訴以證人王飛龍、邱弘文之證言，及以被告應係看見警察前來，情急之下將所拆卸之電瓶藏匿在被害人車廂內，而認被告拆卸電瓶之行為，主觀上即在竊取該電瓶，據以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據證人王飛龍於原審證稱係在被害人車廂內找到電瓶的，雖證人又稱被告可能看見警察來，就藏起來，經檢察官詰問以有無看見這個動作，證人則稱「沒有」。據此，則證人所稱被告係看見警察來，才將電瓶藏在被害人車廂內，自屬推測之詞，無從據以認定為真實，上訴意旨仍執此而認被告有竊盜之犯意，亦屬無據，至於證人即警員邱弘文係經值班警員通知後才至現場處理，到現場時，證人王飛龍已在現場，此亦據邱弘文於原審證述在卷，是亦無從以邱弘文之證言而認定被告有竊盜之犯意。查被告如有竊取該電瓶之犯意，則於卸下該電瓶之後，當即放置於自己之車廂內，而不致仍放置於被害人之車廂內，因此被告所辯無竊盜之犯意等，即不無可採。另查被告於偵查中即陳稱拆卸該電瓶係為接電以發動自己的車子，嗣因不能發動，才放回原車（見偵查卷第二十四頁），本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認被告於偵查中已供承不諱，尚有未合。又被告於警訊中雖自白稱竊取電瓶云云，然其供陳語意不明，且嗣於偵查後，即供述稱係拆卸供接線使用而否認竊盜，均如前述，是其於警訊之不利之自白既不明確，亦顯然與事實不符，自不得據以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上訴雖未指摘及此，惟仍併此敘明，綜上所述，本件尚無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竊盜之犯意及行為，原審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龍照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三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官陳祐輔
法官陳國文法官蔡國在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耿鳳君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四日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易字第一О五八號
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男四十九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右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三四二三號），本院刑事庭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移送前來，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時許，在臺北縣深坑鄉「北二高外環道」公館後路段，以客觀上可為凶器之鐵鉗竊取被害人甲○○所有停放於路旁之車號00—二四六六號自用小貨車之電瓶（廠牌：ＹＵＡＳＡ，型式：湯淺、十二Ｖ）一具，欲供自己所有同型貨車使用，旋為臺北縣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深坑分駐所巡邏員警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加重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著有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等判例可資參照。次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是自限於行為人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乘人不知之際而取得他人之物之支配者，始得以刑法上之竊盜罪名相繩。訊據被告乙○○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時我駕駛的自小貨車拋錨，沒有辦法發動，看見這台同型的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就把車子推到這台車旁邊，想連接上這台貨車的電瓶發動，但是電瓶線不夠長，我就把這台貨車的電瓶拆下，拿過來接我的電瓶，後來還是無法發動，大約過了一個小時，有一台計程車經過，用該計程車的電瓶幫我發動車子，向我收了二百元，我整理東西快要離開時，有一台白色轎車過來，一位穿警察制服的先生（審理庭當場辨認係台北縣警察局新店分局深坑派出所主管王飛龍）下車指稱我的行為是偷竊，實際上我並沒有偷竊的意思，只是看這台車已經破舊，被環保局張貼認領公告，才把電瓶放在那台車的車箱內，而懶得裝回去等語。
三、經查，被告乙○○為警盤查之時，確有駕駛一輛與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款式相近的小貨車，停放於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旁邊一節，業據證人王飛龍及經王飛龍通知到場的員警邱弘文分別證述「有一台同型的小貨車停在旁邊」，及「發現有兩台貨車併排」等語明確，並有被告所提出，其胞弟案外人 曾福生 所有車號00－0000號小貨車之行照影本與照片五張，及被害人甲○○所提出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之照片一張等附卷可稽（經核該二自小貨車之外型確實相近），應屬真實；衡諸被告若係意圖行竊上開自小貨車，當將自己駕駛之車輛另停他處，應無囂張至併排停車引人注意之可能，被告所稱係因所駕駛小貨車故障無法發動，才將之推至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旁，利用該車之電瓶發動等情，自堪採信。次查，員警王飛龍當日到場盤查被告之時，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之電瓶係置於該小貨車之車箱內，而非於被告所駕駛之小貨車內尋獲，當時王飛龍並未目睹被告拆卸電瓶，亦未看見被告有藏匿電瓶之行為，僅因王飛龍看見被告蹲在前開自小貨車之旁，其到場時又發現電瓶不在安裝位置，才懷疑被告偷竊電瓶等情，業據證人王飛龍結證綦詳，而堪信為真正；則衡諸被告若確意在偷竊取走前揭電瓶，其將該電瓶取下之後，當立即置入所駕駛之小貨車內，斷無放回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之車箱之理，被告所稱僅係借用上開電瓶，並無偷竊取走之意思等情，自堪採信。參諸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為民國八十二年一月間出廠，已使用十年之車輛，有行車執照影本一件在卷足稽，而案發之前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已經停在現場很久，感覺像是無人使用之車輛，及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當時確實有被環保局張貼認領公告等情，並據證人邱弘文及王飛龍分別證述屬實在卷，堪認被告所稱其認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已經破舊廢棄，始未將電瓶裝回安裝位置等情，亦屬合理，則於別無其他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不得遽認被告所稱「其駕駛之同型貨車故障熄火，無法自行發動，乃取下ＩＲ—二四六六號小貨車之電瓶連接發動，並無偷竊取走之意思」等情係屬虛偽；本件被告是否具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一節，尚有合理的懷疑存在。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僅以被告拆卸前開電瓶之行為，即推論其確有竊盜該電瓶之犯行。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法官楊代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