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573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6年訴字第57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6月06日

裁判案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訴字第573號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國民選任辯護人林火炎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11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壹、公訴意旨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海洛因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之第一級毒品，不得販賣，竟以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作為販賣毒品之聯絡工具，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及地點，以附表所示之價格，將海洛因售予附表所示之人；嗣警察依法對該行動電話門號實施通訊監聽，進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嫌；其三次犯罪，應予分論併罰云云。
貳、公訴論據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嫌，係以下列理由而為其論據：一、被告坦承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係其所使用。二、證人丙○○及甲○○之證言。三、上開行動電話之通聯記錄及檢察官之勘驗筆錄。
叁、被告辯解
被告固承認其綽號為「探戈」，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係其母親申請而交付其使用等情；惟堅決否認其有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一、於警詢時辯稱：綽號「白面」之證人甲○○撥打其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聲稱已交付綽號「 阿坤 」之證人丙○○6500元，要其帶證人丙○○去向「阿同」購買毒品等語（偵查卷第16頁）；二、於偵查中辯稱：其原本從事室內裝璜並開雜貨店，惟因有精神分裂症及恐慌症，故在
88年回到基隆，便不再工作；嗣曾到報關行工作，因病發作，又失去工作；之後，其只有做家庭代工而已，絕無出售海洛因予證人甲○○及丙○○之情事等語（偵查卷第039、
140頁）；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否認犯罪，惟不爭執監聽譯文之通話內容之真實性，僅由辯護人主張：由監聽譯文來看，應是被告向證人甲○○購買毒品，並非證人甲○○向被告購買毒品等語（000000準備程序筆錄第2頁）；四、於審判中辯稱：95年9月間，其曾載證人丙○○去找「阿同」，由其二人各出資6500元，一起購買海洛因一次（000000審判筆錄第9、10頁、970523審判筆錄第4頁）；證人甲○○有兩次叫證人丙○○過來，由其載證人丙○○去找「阿同」要買毒品，惟都未找到人，證人丙○○就將錢拿回去等語（000000審判筆錄第19頁）。
肆、證據法則
一、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其前段係指無罪推定原則，後段則是揭示證據裁判原則。
二、超越合理懷疑原則與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其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 陳樸生 著刑事證據法第7章第3節第534頁）。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復次，在證據法則上，補強證據必須補強待證事實，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必須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始得據以論罪；其尚有疑者，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申言之，當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合理可疑存在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則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僅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在欠缺補強證據足以補強之際，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次，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即如無確切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犯罪事實，即令被告不能為有利之反證，亦不能遽論以罪責，此亦為刑事司法實務向來之見解（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86號、70年台上字第2368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有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伍、無罪理由
一、警察搜索後並未查獲任何證物經查：警方於95年10月4日下午3時20分，前往證人甲○○在基隆市○○區○○路○○○巷○○號之住處，進行搜索而查獲在場證人丙○○所有之注射針筒及海洛因殘渣袋；因證人甲○○及丙○○有不利被告之供述，警方進而於96年1月17日下午，前往被告在基隆市○○區○○○街211之2號之住處，進行搜索而未查獲任何證據等情，卷附警察局刑事案件移送書記之甚明。在被告之住處搜索結果，既未查獲任何證物，已難認定被告有何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至於前所查獲證人丙○○所有之注射針筒及海洛因殘渣袋等物，在證明力上，充其量證明證人丙○○有持有或施用第一級毒品而已，與被告被訴販賣第一級毒品一節不生關聯性，依證據關聯性法則，自無從證明被告有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
二、證人在警詢之證言無證據能力其次，證人甲○○於警詢時供稱：其於95年8月初及8月底，均以其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探戈」之0000000000號手機，以1公克新台幣6500元之代價，購買海洛因各一次，都是電話講好之後，再請丙○○過去拿毒品云云，並指認：卷附相片上之「探戈」即為被告本人無訛（偵查卷第6頁）。證人丙○○於警詢時供稱：其於95年9月28日上午11時許，在基隆市安樂區建德國中附近，撥打「探戈」之0000000000號手機，以0.5公克新台幣6000元之代價，購買海洛因一次云云，並指認：卷附相片上之「探戈」即為被告本人無訛（偵查卷第11至12頁）。以上二證人在警詢之供述，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判中，皆主張其係審判外之陳述，並無證據能力等語（000000準備程序筆錄第2頁、970523審判筆錄第3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規定，應認其係審判外之陳述，且無例外之情形，而排除其證據能力，認其無證據能力。然則，證人於警詢之證述無證據能力，僅係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並非不得作為彈劾證據，亦即作為證明被告無罪之情況證據。申言之，就二證人於警詢之證述觀之，證人丙○○並未表示其有兩次向被告購買毒品，更未證稱該兩次是證人甲○○要其去向被告購買毒品。何況，證人甲○○所稱之1公克6500元，與證人丙○○所稱之0.5公克6000元，相差甚遠，亦有不合。因此，縱令其二人在警詢之證言未經排除其證據能力，惟其二人在警詢證言之真實性，亦顯有可疑，其證明力自亦有不足。
三、證人偵查中證言之證明力不足復次，證人甲○○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其於95年9月初，兩次以6500元交付證人丙○○，再以其0000000000號或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探戈」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由證人丙○○去向「探戈」購買海洛因兩次；兩次購買時間距離1、2天，惟其不知交易地點云云，並供稱：其在警詢指認之「探戈」即為被告本人無訛云云（偵查卷第58至59頁）。申言之，依證人甲○○所述，其並未親自向被告購買毒品，而是囑託證人丙○○去向被告購買毒品。證人丙○○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其於95年9月底，在基隆市○○○街建德國中附近，由證人甲○○以其0000000000號行動帖電話，撥打「探戈」之0955開頭之手機，向「探戈」購買海洛因一次；今（95）年9月間，其也幫忙證人甲○○向「探戈」購買海洛因兩次；每次都是證人甲○○交付6500元，由其至建德國中附近之住宅區所購買云云，並供稱：其在警詢指認之「探戈」即為被告本人無訛云云（偵查卷第54至55頁）。申言之，依證人丙○○所述，其經由證人甲○○之電話聯絡，親自向被告購買毒品三次，一次是為自己購買，兩次是代證人甲○○購買。準此，綜合二證人之所述，該三次所謂交易之過程中，皆由證人甲○○電話聯絡被告，再由證人丙○○前往取貨無訛。因此，本案不利被告之證據，在於二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加之監聽譯文而已。易言之，本案之關鍵在於有無該三次之交易經過，亦即二證人之證言加上監聽譯文之證明力如何而已。對此，本院認為其證明力尚有不足。其理由如下：證人甲○○於審判中具結後證稱：其有兩次去電被告幫忙買毒品，再請證人丙○○各拿6500元過去，惟未拿到毒品，證人丙○○已將錢退還等語（000000審判筆錄第12、13、18頁），並證稱：其在偵查中所稱向被告買到兩次，實係其曾拜託被告兩次，並非曾買到兩次等語（同筆錄第14頁），更承認：監聽譯文第24頁所述之內容，是被告在向其調貨；第30頁之監聽譯文所述之內容，也是被告在向其調貨等語（同筆錄第16、17頁）。證人丙○○於審判中具結後亦證稱：其於95年10月4日為警查獲前之毒品，係向「 阿福 」其人所購買等語（000000審判筆錄第5頁）；最後，其雖供稱：其在警詢及偵查中確實有為前述向被告購買毒品之陳述云云（同筆錄第5頁）；然仍否認：證人甲○○有兩次叫其向被告購買海洛因之情事（同筆錄第6頁）；更否認：其本人有向被告購買一次海洛因之情事（同筆錄第7頁）。申言之，證人甲○○及丙○○於審判中之證言，已在推翻自己在偵查中之證言；何況，證人甲○○僅係以電話聯絡被告，則證人丙○○如何向被告調取毒品，或經由被告調取毒品，其並不知情，是以證人甲○○僅能證明其有以電話表明要拿毒品而已，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販賣毒品之犯行無疑。再者，證人丙○○究竟是向「阿福」或向被告購買毒品，其說詞前後不一；究竟證人甲○○有無託其代買毒品之情事，其說詞亦先後有異；究竟自己有無向被告購買毒品一次，其說詞尤其前後矛盾。準此，其證言是否屬實，尤有可疑，更難輕信。何況，觀之卷附監聽全部譯文內容，明顯是被告在「向他人購買或調取物品」，並非證人在「向被告購買毒品」，是以監聽譯文亦無法補強而證明被告有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因此，不能僅以二證人於偵查中曾有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即遽而推定被告有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
四、勘驗筆錄並無法證明被告犯罪再者，卷附檢察官勘驗筆錄（偵查卷第142頁），其勘驗結果有二：一、證人甲○○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於95年9月15日至26日及28日，均有撥打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之情形。二、證人甲○○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於95年10月1日，有撥打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之情形。此項勘驗之結果，充其量證明上開電話有通話之情形，並無法證明被告有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其理至明，無待深論！
五、本案無法變更法條為有罪判決證人丙○○於偵查中指證：其有親自向被告購買毒品三次，一次是為自己購買，兩次是代證人甲○○購買一節，被告於審判中是供稱：其中一次是其帶同證人丙○○合資向前手「阿同」購買，其中兩次是其是其帶同證人丙○○要向前手「阿同」購買，惟未遇「阿同」而作罷。茲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係前手「阿同」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被告之行為充其量止於證人施用毒品之幫助犯而已，並非販賣毒品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兩罪之基本構成要件不同，無從為法條之變更而改依幫助施用毒品罪論處。
六、最後適用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綜上，被告被訴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僅有證人丙○○一人之直接指訴，而其指述並有前後不一之矛盾，已如前述，自難採信；至於公訴人所提出證人甲○○之證言及監聽譯文，並有瑕疵，亦如前述，無法補強至任何人皆無可置疑之程度，其證據包夾尚欠周全，其補強力自有不足。因此，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自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亦即任何理性第三人對此均有合理懷疑之空間，足以認為被告並無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若僅以證人一人有瑕疵之直接指訴，加之補強力不足之上開二項補強證據，即推定被告犯此重罪，顯然無法至使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無法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而得將被告定罪。此外，復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判決。
陸、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長樹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6月6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陳志祥
法官陳伯厚法官邰婉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7年6月6日
書記官王月娥附表：
┌──┬────┬───────┬───┬───────┐│編號│時間│地點│價格│被告出售之對象│├──┼────┼───────┼───┼───────┤│1│95年9月│基隆市○○○街│6500元│丙○○│││下旬某日│建德國中附近│││├──┼────┼───────┼───┼───────┤│2│95年9月│基隆市○○○街│6500元│丙○○、甲○○│││下旬某日│建德國中附近│││├──┼────┼───────┼───┼───────┤│3│95年9月│基隆市○○○街│6500元│丙○○、甲○○│││下旬某日│建德國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