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23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6月23日
裁判案由：竊盜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三一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二六六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八十九年三月九日晚間九時五十分許，見基隆市○○○路○○巷○號告訴人丙○○之住處廚房後門未關，竟侵入廚房，竊取告訴人所有「易利信」行動電話一支；得手後，逃離現場後，為告訴人發覺而追至基隆市○○○街○○○號前，適巡邏警察趕至而合力將之逮捕，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之加重竊盜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訊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所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贓物領據一紙在卷可稽云云，而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前述之犯行，辯稱：其並未行竊，其因路過該處，見有人在跑，有人在追，其便跟著逃跑等情。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如經查結果，並未與事實相符，其補強證據之證明力依然不足。何況，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經查：被告雖於警訊及偵查中坦承竊盜犯行，核與告訴人丙○○所指訴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贓物領據一紙附卷足憑，人證物證似乎齊全；其於審判中方才改稱其並未竊盜，其在警訊及偵查中所為之自白不實等語，對被告而言，似乎處於不利之地位；然而，經本院傳訊證人即處理警察甲○○、發現人即被害人 鄭廖好 及告訴人丙○○，對照彼等所供以觀，發現人即被害人鄭廖好證稱：其發現行竊之人較高較胖，背影不像被告（八十九年六月六日審判筆錄）；而告訴人丙○○指稱：其代母追出後，見有二人跑在前方，被告因跌倒才被抓到；當時，被告亦否認其為行竊之人（八十九年五月五日審判筆錄）；證人即警察甲○○亦只參與逮捕過程，並未親見被告行竊；何況，該行動電話雖在同一路段檢到，然並無人親見被告丟棄之。至此可得確定者，被告並非正犯，亦即其並非入內行竊之人無疑。因此，應再研究者有二：其一，被告是否為把風之共犯？其二，被告若非把風之共犯，其一起逃跑，是何原因？就前者而言，行竊之人業已逃逸，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係在場把風，自無從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何況，被告在警訊筆錄中承認係其一人所行竊（第三頁），如係把風之人，應該承認共犯有二，其係把風之人才是合理。被告既未在警訊中如此自白，可見其並非把風之人，亦可見其警訊內容之不合事實。就後者而言，被告自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在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通緝中，有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錄簡覆表在卷可稽；被告既在通緝之中，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其見有人在跑而有人追來，乃跟著逃跑，似非不正常之反應，尚不得以其逃跑而推定其為把風之共犯。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其並未參與犯罪等情，極有可能為真，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前述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前述之犯行，揆諸上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五、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和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書記官陸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