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8年易字第348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1月21日
裁判案由：贓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8年度易字第3481號
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上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98年度偵字第23569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不詳年籍之成年計程車司機所持有之NOKIA廠牌N73型行動電話1支（內含電池1個、2GB記憶卡1張，行動電話序號為000000000000000號〈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下簡稱系爭手機），係來路不明之贓物（實為被害人甲○○所有，於民國97年12月14日5時許，在臺北縣永和市搭乘計程車前往臺北市○○街途中不慎遺失），竟仍基於故買贓物之犯意，於97年12月中旬某日晚間7、8時許，在臺北市○○○路與民生東路，於駕駛計程車排班時，以新臺幣（下同）2千元之價格向該名計程車司機購得。嗣經被害人甲○○報案，為警調取通聯始查獲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49條第2項之故買贓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供參照）。復按刑法第349條第2項之故買贓物罪，係以知情故買為要件，即行為人須確知所故買者係贓物，否則對是否為贓物無此認識，即無由成立犯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及94年度臺上字第5509號、83年度臺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故買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甲○○之指述及卷附之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乙○○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向該不詳計程車司機以2千元購得系爭手機之情事，惟堅詞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之故買贓物犯行，辯稱：我排班無聊，與同為排班之計程車司機聊天，我跟那計程車司機見過大概7、8次。我跟他說我手機剛好壞掉，他說他有多1支手機，當場拿出來，問我要不要。系爭手機按鍵有摩擦痕跡，我想是舊機，所以沒去詳查來歷。我出價1千元，他說不要，我加到2千元，他才同意賣給我。他說充電器在家裡，剛好我之前用手機也係NOKIA，這些配備我本身也有，我沒跟他要，裡面電池還是我自己去買，因為原來電池老化，充上去沒有多久即沒電了。我沒有詢問來歷，我係因貪小便宜，而且大家互相信賴，加上金額不是很大，所以當然沒有去想那麼多等語。
四、證據能力之說明：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著有明文。被害人甲○○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卷證資料，被告及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對於提示之卷證，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五、經查：
（一）系爭手機係被害人甲○○於97年4月間，以約1萬2千元之價格購得，然於同年12月14日凌晨5時許，搭乘某計程車由臺北縣永和市某處返回位於臺北市士林區住家，因在臺北市○○○路附近換搭另1輛計程車，而於社中街380號前下車，始發現系爭手機已遺失，旋即辦理停話及報案，嗣於98年6月23日領回等事實，業據被害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結證無訛（見第11792號偵查卷第38、39、46頁），且有照片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附卷可憑（見同上卷第10、42頁），被告對此亦無爭執。又系爭手機係被告於97年12月16日以2千元代價購得，於翌（17）日以門號0000000000啟用，亦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同上卷第7、8、49、50頁、本院卷99年1月6日審判筆錄）。故被告購買之系爭手機係來路不明之贓物，應可認定。
（二）檢察官固認本件被告係從事計程車相關業務，應可得知計程車上常有客戶遺失物品，被告與系爭出賣手機之計程車司機非熟識，應該向對方索取物品來源證明等情。然而，現今社會拜電信事業開放及科技日新月異之賜，行動電話十分普及，且手機業競爭激烈，業者為掌握商機，無不斷推陳出新，吸引消費者之親睞，隨著外觀更美、功能更強、更人性化之手機新產品推出及電信業者同業競爭之結果，手機自推出之日起即日趨減價，甚至最終成為搭配門號促銷之零元手機，亦非無可能。而中古手機之行情，更因新手機市場熱絡，兼以中古手機保存狀況各不相同，不可同一而論，自無一定之行情價可循。依被告及被害人甲○○之陳述，可知被告購得系爭手機之時，該型號手機早已上市多時，縱使當時為廠家新品，其平均報價（空機）亦應低於最初定價許多，至於中古手機，由於自然耗損或保存不當，甚至缺少零件等原因，當無所謂之同型號中古手機公定行情價可資參考。又不論被告究否從事何業，其既以2千元之價格購入系爭手機，自無法逕認2千元係顯不相當於系爭手機價值之代價，自無法以被告應可得知計程車上常有客戶遺失物品及被告乃以2千元之價格購入系爭手機之情，即遽以認定被告對系爭手機顯屬贓物有所知悉。
（三）徵以行動電話手機本身不具有任何特殊性、機密性，在市場上與二手腳踏車、筆記型電腦均屬常見之交易型態，若有人表明願將己用中古手機出賣，一般人大多不會立刻起疑其為贓品，而在新手機充斥市場、人性喜新厭舊之心態下，中古手機之售價往往不高，亦屬常態，不足為奇。更何況汽車、機車、拖車等交通工具可以行車執照、使用證等公文書判斷該汽、機車、拖車之所屬，且依法須強制攜帶（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參照），據此可供使用者用以判別該汽、機車、拖車是否為來路不明之贓物，然手機則無類此具強制性及公信力可得證明所屬之方式，一般人通常難以中古手機之外觀判斷其是否為來路不明之贓物。縱然每1手機均有獨一無二之內碼及序號，然具此內碼、序號之手機原始購入者為何人之資訊，亦非任何人均垂手可得，僅電信事業者始具知悉能力，即使自己持有之手機，若非特殊情況，亦鮮有人會事先強記其持有手機之內碼及序號為何，當然無法強求被告應事先查證系爭手機之內碼及序號為何，藉以判斷是否可能為非來路不明之贓品。
（四）佐以被告購入系爭手機之時間係於97年12月16日，衡情該款手機已非市面上新型或主流商品，且據被告之歷次供述，該不詳計程車司機提供手機之際，正係被告原使用手機剛好壞掉之時，被告檢視手機發現按鍵有摩擦痕跡，認定為舊機，且該司機亦僅提供1支手機（含電池1個、記憶卡1張）供其選擇，又無每支手機應備之充電器，被告信賴此確為該司機使用過之手機，願意不要求配備，只出低價1千元，該司機仍與之討價還價，始以2千元成交，顯見被告購買系爭手機之時機、方式、價格、流程等，尚無客觀上顯然異於常情之情狀，自不能僅憑被告買受時未細心查證，時隔半年經查獲後，已無法提出出賣系爭手機司機之真實姓名或年籍俾供查證，即遽謂被告購買系爭手機時對該司機侵占他人遺失之贓物有所認識。
六、綜上所述，本件尚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認識系爭手機為來路不明之贓物，且被告之辯稱，亦非顯與常情有悖，尚屬可採，此外，遍查本件全部卷證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故買贓物，甚或收受贓物之犯行，依罪疑唯輕之法理，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慧珊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1月21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官蔡守訓
法官藍家偉法官徐千惠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高心羽中華民國99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