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5年簡字第36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12月14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95年度簡字第363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三七九九號），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文甲○○幫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累犯，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叁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甲○○前於民國八十八年間，先後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恐嚇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月、五月與二年四月確定，並定應執行刑為七年八月確定，其入監執行後，於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因假釋付保護管束出監，甫在九十四年三月一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詎猶不知警省悔悟，其明知個人在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開戶印章係供自己使用之重要理財工具，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且可預見存摺、提款卡、開戶印章及其密碼資料如交予他人使用，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竟仍不顧他人可能遭受財產上損害之危險，而基於縱若其金融機構之帳戶資料被利用作為詐欺取財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以委託辦理貸款為由，於九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某時，在臺中市○○○○街○○○號內，將其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公益分行所開設，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提款卡、開戶印章及密碼資料，均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自稱「 陳文騰 」之成年男子，而容許該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藉該帳戶資料以遂行詐欺取財犯罪。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甲○○所提供之前揭帳戶資料後，即基於詐欺取財之概括犯意，先後於九十四年十月三日十六時五十七分與同年十月四日十二時五十五分許，分別撥打電話予丙○○及乙○○，均訛稱為渠等之友人，欲向丙○○與乙○○各借款新臺幣（下同）三萬元及十萬元，要求丙○○、乙○○需匯款至指定金融機構帳戶內，致使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入三萬元至甲○○所開設之前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另乙○○則因查覺有異，乃未依指示匯款，致詐欺集團成員並未能得逞。案經臺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二、訊據被告甲○○坦認確有於上揭時地，將前開其所開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之存摺、金融卡、開戶印章及密碼資料，均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自稱「陳文騰」之成年男子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且該「陳文騰」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為之前述詐欺犯行，亦據被害人丙○○及乙○○先後於警詢中均指述綦詳（見警卷第四頁至第七頁），並有被告所設立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之開戶與查詢資料及帳戶歷史交易查詢等文件在卷可參（見警卷第一七頁至第二四頁）。又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一般人至銀行開設帳戶並非難事，如非洗錢、犯罪等不法目的，依常情並無捨棄自己帳戶而迂迴收受他人帳戶使用之理，是被告對於該「陳文騰」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可能將其帳戶資料用來作為詐欺等非法用途上，應有所預見，且不違背其本意，其竟仍提供帳戶資料予該「陳文騰」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足見該「陳文騰」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將被告帳戶資料用來作為詐欺取財之用，為被告所容認及允許。另查銀行帳戶可供款項之存匯、提領，係一般人均可輕易申請開設，並無任何資格條件之限制，且金融存款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與存戶印鑑章、提款卡結合，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關係之人，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存摺、印章；一般人亦均有應妥為保管存摺及提款卡，以防止存摺及提款卡被他人冒用之認識，縱有特殊情況偶有將存摺、提款卡交付他人之需，亦必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始行提供使用，實乃吾人日常生活經驗與事理；且存摺、印章及提款卡等有關個人財產、身分之物品，如淪落不明人士手中，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犯罪有關之犯罪工具；而與他人於身分上不具密切關係之人，竟要求他人提供帳戶資料以為使用，此等行為，客觀上已屬可疑，且顯係供為某非正當資金進出使用，而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不法意圖亦可預見；若此之社會現實，恆係一般人本於日常生活經驗即可體察，本件被告對此自亦難諉為不知，是被告提供其所開設前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資料時，應有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堪可認定。綜此，本件事證至臻明確，被告幫助詐欺犯行洵堪認定。
三、被告甲○○行為後，刑法及刑法施行法業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０九四０００一四九０一號令修正公布，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現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乃與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主義契合，而貫徹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是刑法第二條本身雖經修正，但刑法第二條既屬適用法律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現行刑法第二條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先予辨明。又以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本於統一性及整體性原則，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亦有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第八次刑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是按：
（一）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法定刑得科或併科銀元一千元以下罰金，據修正後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一條之一：「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及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修正為：「主刑之種類如下：五、罰金：
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等規定，是依修正後之法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所得科或併科處之罰金刑最高為新臺幣三萬元（一千元三十）、最低為新臺幣一千元；然依被告甲○○行為時之刑罰法律，即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規定之提高倍數十倍及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之罰金最低額一元計算，該罪之罰金刑最高為銀元一萬元，最低額為銀元一元，若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換算為新臺幣，最高額雖與新法同為新臺幣三萬元，然最低額僅為新臺幣三元。因此，比較上述修正前、後之刑罰法律，自應以被告行為時關於科或併科處罰金刑之法律較有利於被告。
（二）又被告甲○○行為後，刑法第三十條亦業經修正公布施行，修正後刑法第三十條規定：「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與修正前同條規定：「幫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不同，但在本件中，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從舊從輕原則，應依修正前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論處。
（三）被告甲○○行為時，刑法第四十七條累犯原規定：「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之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則為：「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第九十八條第二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除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本件被告所犯係屬故意犯罪，是不論依新法或舊法均構成累犯，則修正前刑法關於累犯之規定，對被告並無不利之情形。
（四）綜合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比較，揆諸前揭最高法院決議及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但書規定之「從舊從輕」原則，因被告甲○○所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其法定得予科處之罰金刑最低額度較低，且於本件依修正後刑法關於幫助犯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而被告於本件係先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五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情形，修正前後規定均認應構成累犯，且咸應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並無歧異之處，綜其全部罪刑之比較，自應一體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刑法之相關規定及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予以論處。
四、查前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自稱「陳文騰」之成年男子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以上述之方式，先後撥打電話予被害人丙○○及乙○○行騙，並致使被害人丙○○陷於錯誤，因而交付本人之財物；另乙○○則因查覺有異，乃未依指示匯款，致詐欺集團成員並未能得逞，該「陳文騰」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為，應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既遂及同法條第三項、第一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甲○○提供其所開設前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開戶印章及密碼資料予該「陳文騰」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以為詐欺取財所用，係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且所為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核其所為則係犯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既遂與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項、第一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以一行為交付前揭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對被害人丙○○、乙○○詐欺取財，其以一幫助行為幫助正犯觸犯二個基本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構成幫助犯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前段之規定，應以情節較重之幫助詐欺取財既遂之一罪論（修正後刑法第五十五條但書之規定，為法理之明文化，非屬法律之變更，不生比較適用之問題）。被告幫助該自稱「陳文騰」之成年男子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犯詐欺取財罪，為從犯，應依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另被告有前揭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宣告與執行完畢之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加重其刑，並先加重後減輕之。爰審酌被告之素行，其明知其所提供之帳戶將有可能遭人供作詐欺取財之工具，竟為貪圖貸款之利益，執意將其所有之帳戶資料提供予不法份子使用，非惟幫助詐騙者遂行詐財目的，同時使詐欺者得以隱匿其真實身分，減少遭查獲之風險，愈使其肆無忌憚，助長犯罪之猖獗，破壞社會秩序甚鉅，惟衡酌本件被害人丙○○因遭詐騙而匯入被告所開設前述帳戶內之金額僅三萬元，且被告於犯後終能坦認犯行，尚見其悔悟之意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及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之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按涉及法院裁量權行使者，需於裁量權行使時，方有比較適用之問題，如易科罰金、易服勞役、緩刑、保安處分之宣告。故就一般綜合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以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需就易科罰金等列為比較，必迨已決定為緩刑、保安處分之宣告，或所處之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勞役時，始就各該緩刑、易科罰金等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本件被告犯罪時之刑法第四十一條係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按：業經修正前罰金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提高一百倍）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嗣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經修正公布，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新刑法第四十一條修正為「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上開法律既有變更，經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後，以行為時之修正前刑法關於易科罰金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就對被告所處拘役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無庸與前開之新舊刑法規定為綜合之比較〕。檢察官固於起訴書中對被告具體求處有期徒刑五月，惟被告於本件僅提供帳戶存摺、開戶印章、提款卡及密碼資料予不法犯罪集團成員使用，並非犯罪集團之核心分子，且被害人丙○○因遭詐騙而匯入被告所開設前述帳戶內之金額僅三萬元；被害人乙○○則因察覺有異，未將款項匯入被告銀行帳戶內，並無實際之損害，均如前述，本院於考量被告犯罪情節與具體情狀後，認對被告處予如主文所示之刑罰，已足收懲儆之效，是檢察官具體求刑之刑度稍嫌過重。
五、至被告甲○○所提供予該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自稱「陳文騰」之前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與開戶印章，雖係被告所有並供違犯本件幫助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但既未據扣案，又無證據證明該等物件仍屬存在，為免滋生日後執行困難，爰不併予諭知沒收。另被告本件犯罪之型態為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因詐欺取財之正犯是否屬於共同正犯或修正前刑法之連續犯，與被告應成立之罪名、刑責均無涉，為免累贅，爰不於主文欄諭知被告幫助「共同」、「連續」詐欺取財，均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二項、第四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五十五條前段，修正前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二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95年12月14日
刑事第一庭法官陳思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王嘉麒中華民國95年12月14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