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易字第139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1年05月31日
裁判案由：贓物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易字第一三九七號
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列被告因贓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九二七六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乙○○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五日凌晨某時許，在臺北市青年公園停車場，明知某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 小張 」之成年男子所交付之丙○○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全民健保卡、車牌號碼0000000號、ＵＳＭ─七七一號輕型機車行照、機車保險證及電話記事本首頁等物，來路不明，係他人所竊得之贓物，竟仍允諾「小張」代為保管寄藏。復與「小張」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於民國八十九年五、六月間，在臺北市○○路國光國宅內之公用電話亭，連續教唆不知情之人士，以持有丙○○所有之上開證件為由，恐嚇稱已向社區之小 混混 贖回丙○○之皮包，需以新臺幣（下同）三千元換回上開失竊之物品等語，致電丙○○，分別為丙○○之母親戊○○○及姊姊丁○○接聽，致使丙○○、戊○○○及丁○○心生畏懼。嗣於九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十八時四十分許，在臺北市○○區○○路與國興街口，為警臨檢，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寄藏贓物罪嫌、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度上字第三一○五號、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定，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六八號判例亦同此要旨）。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右揭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丙○○之指述、證人戊○○○、丁○○到庭結證屬實，及贓物認領保管收據附卷可佐等語，為其所憑之論據。
三、訊據被告乙○○堅決否認右揭犯行，辯稱：於其身上查獲之丙○○國民身分證、全民健保卡、車牌號碼0000000號、ＵＳＭ─七七一號輕型機車行照、機車保險證及電話記事本首頁等物，係小張趁其喝醉酒時放在其上衣口袋中，其並不知道該證件從何而來，後來有聽見小張要一個小弟打電話去勒索錢財，但其並未參與等語。經查：
（一）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寄藏贓物罪，係指受寄他人之贓物，為之隱藏者而言，然行為人仍須有所寄藏之物係他人財產上犯罪所取得之物，而仍予以受寄隱藏之認識，始能成立，若行為人不知該物為贓物而無寄藏之故意，即無法論以寄藏贓物罪。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寄藏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自白、及上開贓物在被告身上扣得等為據，然被告對於上開物品取得之經過，先是辯稱：丙○○之證件是小張在臺北市青年公園停車場交給其的，當時其已經喝醉，不知道小張交付什麼東西等語（見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九二七六號卷第六頁），於偵查中改稱：其喝醉酒睡著了，被他人陷害醒來時身邊多了一個黑色皮包，醒來後遇到小張，小張將皮包拿走把證件放在其身上等語（見上開偵查卷第三十六頁背面），後又供稱：其有聽小張說上開證件是贓物，但故意放在其上衣口袋內要其幫忙收著等語（見上開偵查卷第四十五頁背面），於本院訊問時又改稱：其睡在青年公園時，有一位叫光頭小張的人將上開證件放在其身上，隔天中午向其要三百元，其有問小張皮包從何而來，小張並沒有回答等語（見本院九十年十月五日訊問筆錄），對於取得該物之經過及是否有贓物之認識等，前後供述不一，而對於本件發生之時間，先是供稱：八十九年八月二日小張將丙○○證件交付後，就由小張打電話去丙○○家要錢（見上開偵查卷第六頁背面），後又供稱：九十年經警查獲前一、二天，小張將上開證件放在其身上，當晚小張就叫小孩打電話去丙○○家勒索（見本院九十年十月五日訊問筆錄），不僅與證人丙○○、丁○○、戊○○○供稱接到勒索電話是在八十九年五、六月間之時間點不符（見上開偵查卷第九頁、本院九十年十月五日訊問筆錄），亦與被告係於八十九年九月間經警查獲之事實不符，經檢察官及本院於庭訊時一再向被告確認經警查獲之時間，被告則堅稱是在九十年，而被告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有台北市立療養院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鑑定通知書附卷可稽，其兄甲○○亦供稱：被告有時講話會天馬行空，有時答非所問，有時叫他去倒垃圾，就沒有回來，過了幾天會自己回來，問他這幾天去哪裡，他也無法完全講清楚等語（見本院九十年十月五日訊問筆錄），是被告對本院之問題雖能為完全之陳述，然由被告對於問話之反應及答話之內容，可知其對於一般事理之了解能力顯然較外界正常人為弱，故被告雖曾於偵查中自白寄藏贓物罪嫌，然其供述既然前後不一，該次自白之真實性又有疑問，自難僅以該次顯有瑕疵之自白遽認其犯行。此外，本件丙○○遭竊之證件雖在被告身上查獲，然持有贓物之情形非僅一端，既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持有贓物之始即有贓物之認識，揆諸前揭說明，即難僅以贓物在被告身上扣得而認其有寄藏贓物之罪嫌。
（二）又公訴人認被告與小張共同連續教唆不知情之人士去電向丁○○及黃蕭涼粉恐嚇取財，然對於恐嚇取財之經過，被告於警訊中辯稱：小張要其打電話去丙○○家要錢，其不敢打，就由小張親自打電話去，當時其有在旁邊看等語（見上開偵查卷第六頁背面），於偵查中又改稱：是小張要其打電話去要錢的，但其並沒有要到錢（見上開偵查卷第二十一頁背面），於本院訊問時又稱：其睡在青年公園時，光頭小張將丙○○皮包放在其身上，因當時酒醉爬不起來，且並未將皮包打開來看，所以不知皮包內有何東西，但當晚有聽到小張跟一個小鬼在其旁邊的電話亭打電話去向丙○○勒索，隔天小張向他要三百元，其就將皮包還給小張等語（見本院九十年十月五日訊問筆錄），姑不論被告所為之供述前後不一，且若被告將皮包還給小張何以能在其身上扣得丙○○證件，顯見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容有疑問，何況被告並未自白與小張共同教唆不知情人士恐嚇取財，參以證人黃淑婷證稱：其弟弟丙○○之錢包遺失後，其於八十九年年中曾接到一通電話，那人恐嚇稱已從小混混手中取回丙○○之皮包，須以三千元始能換回，該人之聲音像十幾歲之青少年，國語不是很標準，電話中聲音比較年輕，不像是在場的被告等語，證人戊○○○亦證稱：有接到恐嚇電話稱他透過朋友拿回丙○○證件，向其索取三千元，電話裡的聲音並不像是被告的聲音等語（均見本院九十年十月五日訊問筆錄），被告既非恐嚇取財之人，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恐嚇取財之人與被告有何關係，即難以被告持有贓物而推論其有教唆恐嚇取財之犯行。
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之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
法官蔡如琪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黃鈴容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