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年易字第200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12月12日
裁判案由：公共危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易字第2004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選任辯護人柯尊仁律師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字第167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95年4月5日上午8時10分許，前往座落高雄縣○○鄉○○村○○段○○○○○○○○○號之墓園掃墓祭祖。嗣焚燒冥紙時,原應注意焚燒冥紙後，應確保餘燼熄滅，始得離開現場以避免火災之發生，而依當時情形又非不能注意，竟疏未注意，未待冥紙餘燼確實熄滅，即離開上址，以致死灰復燃引發火勢，延燒至墓園東側丙○○所栽種之荔枝園，致生公共危險。嗣當日中午12時許，丙○○之弟戊○○前往上開荔枝園巡視時發現現場火流四竄，遂偕同附近居民滅火後始悉上情，因認甲○○○涉犯刑法第
175條第3項之公共危險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同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傳聞證據排除法則」，而依上開法律規定，傳聞證據原則上固無證據能力，但如法律別有規定者，即例外認有證據能力。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惟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之5第1項定有明文，是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證據，業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2頁），本院審酌該等傳聞證據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前開說明，均得作為證據。
四、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以：證人戊○○於警詢中證述、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指訴、並佐以被告之供述、高雄縣政府消防○○○鄉○○村○○段○○○○○○○○○號荔枝園火災案火災原因調查報告書（下稱系爭火災調查報告書）1份等件，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祭祖掃墓，惟堅決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伊當天9點多開始燒金紙，12點5分許離開，拜完之後，伊還跟兒子在那裡吃東西，不知道荔枝園為何會燒起來等語。經查：
（一）依本院96年10月8日至高雄縣○○鄉○○村○○段○○○○○○○○號之墓園現場履勘結果，被告祖先之墓（下稱編號1之墓）與其嬸婆之墓（下稱編號3之墓）南北向緊鄰，告訴人祖先之墓（下稱編號2之墓）在編號1之墓東方約930公分處，系爭火災調查報告書所稱之起火點即在編號3之墓東側約110公分處，而勘驗當日墓園荔枝樹相關生長情形、位置，墓地間相關位置，掃帚、畚箕放置處、被告燒墓草、告訴人燒金紙之地點，均經被告、告訴人當場指明，並確認無誤後於筆錄簽名，有勘驗筆錄1份，高雄縣消防局96年10月17日高縣消調字第0960008841號之附件，由當日協同履勘之消防局隊員己○○繪製之地上物相關位置圖1份附卷可稽。
（二）關於證人戊○○發現上開荔枝園失火之確切時間一節，依高雄縣政府消防局大樹分局火災出動觀察記錄觀之，其接獲報案時間為95年4月5日中午12時44分，出勤時間為同日12時45分，與報案人戊○○於消防局筆錄中所述其發現失火時間為中午12時左右，顯有一段時間差，衡之常情，一般人於發現火災後應馬上報案，應無過數十分鐘後再通知消防局之理，是其發現火災時間，應為消防局之客觀記錄較為可信，足認其確切發現失火時間，應約在12時44分前不久。又95年4月5日當日，被告與其兒子 李柏鋒 ，偕同其嬸婆之子乙○○夫妻、2個小孩共6人於上午8時10分許一同前往該地掃墓，被告與其兒子掃編號1之墓，乙○○1家
4人掃渠等母親即編號3之墓，同時間，告訴人丙○○、證人丁○○、戊○○等11人也前往當地掃編號2之邱家祖墳，此業經被告供述在卷，並經證人丙○○、丁○○、乙○○於審理中證述無訛（見本院卷第53、61、64頁），堪可認定。然證人戊○○於消防局筆錄中述及：當日9點至10點多時，其原在掃邱家之墓，邱家掃完時，「 李文勝 他們」仍在掃墓，大約於11點許伊到田裡巡視時，「李文勝他們」還在，一切都很正常，但在12點左右，伊再到田裡巡視時，在前方叉路口，看到「李文勝他們」匆忙駕車離開，伊到荔枝園灌溉時，發現荔枝園起火，且被告家之墓才掃一半，打掃用具都還在等語（見警卷第21-22頁），又參諸其於審理中之證詞：當日其看到匆忙駕車離開之「李文勝他們」指的是一對夫妻及小孩，其總共巡視荔枝園
3次，每隔1、2小時就要巡視噴水情形，是哪一次進入墓地時與李家錯車，已經忘記等語（見本院卷第59-61頁）；然參酌證人乙○○於審理中證述：其夫妻2人與2個小孩係在上午11點半左右先行離去，因其帶一副新的掃把、畚箕，故將舊的掃把、畚箕留在現場等語，核與上開相關位置圖中，該副掃帚、畚箕置放位置在編號3墳墓之右下側，及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相符，足認證人戊○○當日所看到離開現場之夫妻及2個小孩，應為乙○○一家無疑，而乙○○1家離開時間為11點半，當時被告尚留在墓地現場，火災亦尚未發生，參之前開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記錄、證人乙○○之證詞及證人戊○○約1、2小時巡視荔枝園1次之習慣，可得知戊○○與乙○○1家錯車之時間應為11點半，而其發現荔枝園起火之時間為12點半，2件事並非發生在同次巡視，證人戊○○之記憶顯然有誤，是公訴人認被告打掃到一半，棄打掃用具而駕車離開，隨即戊○○即發現荔枝園大火一節，即不可採。
（三）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依上開勘驗筆錄及卷附照片23張（見本院卷第148-161頁），編號2及編號3之墓地間之荔枝樹數棵，均生存良好、枝葉茂密，堪認系爭火災調查報告書上對於起火點之認定有誤等語，惟勘驗時間96年10月8日離火災發生日期95年4月5日已距1年半左右時間，其荔枝樹可能因事後灌救而得生長存活，是編號2、3之墓間樹木生長情況，應以系爭火災調查報告書於事發翌日所採證之照片，較為接近事發後之真實情形（見警卷第25-31頁），故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之辯解，即非可採。惟被告雖與乙○○1家有親戚關係，並於當日偕同一起到達該地掃墓，惟渠等所祭拜者，為南北緊鄰但獨立兩座不同之墳墓，此有上開勘驗筆錄及相關位置圖可佐，編號
3之墓已有其後人即乙○○1家前去祭拜清掃，且於當日11點半清掃完畢後復先行離去，被告殊無掃除他人家祖先之墓之必要及可能。又系爭火災調查報告書起火點於編號
3之墓東側約110公分處，其離被告焚燒金紙及墓草之處均有一段距離，均有上開相關位置圖可憑，乙○○1家雖因信奉一貫道而無焚燒金紙之習俗，惟被告更無於乙○○
1家離開後至編號3之墓處焚燒金紙而祭拜他人墳墓之理，是難憑前開火災調查報告書，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四）又被告當日雖於編號1之墳墓上焚燒墓草，惟證人乙○○證稱：當日其離開時，墓草已沒有在燒；又參諸證人丙○○於審理中證稱：當天其於11時20分左右離開現場時，有見到編號1之墓上壓有墓紙等語；及由系爭火災調查報告書所附之編號1墳墓照片2張觀之（見警卷第27頁），編號1墳墓上確壓有若干完整之墓紙，足見早於當日11時20分前，被告焚燒墓草之火即已完全熄滅，否則墓紙豈能置放於墳墓之上，又火災若果為焚燒墓草餘燼而引起，衡情墓紙亦應併同燃燒殆盡才是，又豈能完整留存於墳墓之上，堪認被告焚燒墓草之行為，亦可排除係本件失火之原因。又告訴人等人早於當日11點半前即離開現場，並無人確實目睹火災之確實發生原因，被告供稱其離開時間為12點5分，離證人戊○○發現起火時點尚有一段時間，被告辯稱離開時不知失火，並非不可採信。本件公訴人認定被告過失行為致生上開火災之理由既不可採，已如上述，此外，又乏積極證據可認定被告有為上開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犯行，即無難以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規定相繩之。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之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庚○○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6年12月12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陳明富
法官王淑惠法官張琬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6年12月12日
書記官劉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