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5年上訴字第163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12月07日
裁判案由：搶奪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5年度上訴字第1631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現於臺灣臺中監獄執行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搶奪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4年度訴字第3938號中華民國95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度偵字第223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累犯，處有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台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事實
一、乙○○曾於民國85年間因重傷害罪，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3月確定，復於88年間因強盜罪，經臺灣高雄少年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上開二罪經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於89年12月15日裁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年6月，於90年9月4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91年9月29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因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致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判斷作用以及自由決定意志之能力減低，屬於精神耗弱之人。竟復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94年9月28日凌晨3時許，前往高雄縣○○鄉○○○路403之1號「全家便利商店」內，趁副店長甲○○及店員 伍柏 站在店內鮮食區，不及抗拒之際，當場奪取店內櫃檯上之「峰牌」香菸8包（價值新台幣520元），得手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離去。甲○○隨即報警，嗣於同日5時許，為警循線在高雄縣○○鄉○○路○○號3樓乙○○承租之小套房查獲，並扣得剩餘之贓物「峰牌」香菸2包。
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甲○○警詢中陳述之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件證人甲○○固曾於警詢中為陳述，其性質雖屬傳聞證據，惟查無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前四條之情形，其等所為之上開警詢筆錄，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且各經檢察官及被告表示意見。當事人已知上述筆錄乃傳聞證據，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筆錄內容異議，依上開規定，是其於警詢中之證言，已擬制同意其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筆錄作成時，較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供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其於警詢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甲○○於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證人甲○○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其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並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由被告行使其詰問權，且無人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上說明，其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乙○○固供承有於前開時地，取走店內櫃台上之「峰牌」香菸8包之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搶奪犯行，辯稱：當時櫃台並沒有人在，故非趁人不及抗拒搶奪，而且是某單位在我耳邊講話，強迫我至該店取走8包香煙，事後該香菸也已經丟掉，故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搶奪擺放店內櫃檯上之「峰牌」香菸8包之事實，業據其於警詢及偵查時坦承不諱（警卷第2頁；偵卷第10頁），核與證人即目擊被告奪取香菸之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警卷第3、4頁；偵卷第17、18頁；本院95年11月16日審判筆錄第3至5頁）相符，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警卷第10頁）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辯稱當時櫃檯無人，甲○○亦不在店內，並非搶奪云云。惟查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自承其拿去香菸時，有店員在旁邊看被告拿走等語（警卷第2頁；偵卷第18頁；原審卷第69頁）；而且被告行搶當時，證人甲○○雖不在櫃檯處，但其與值大夜班之伍柏一起站在店內鮮食區，並當場目擊被告站在櫃檯外面取走櫃檯上之香菸，當時被告還叫甲○○報警，叫警察來抓被告，甲○○則問被告為何要這樣做等情，業據證人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警卷第3、4頁；偵卷第17、18頁；本院95年11月16日審判筆錄第3、4頁），按證人與被告素不相識，並無仇隙，此為被告所不否認，衡情證人當無干冒偽證之危險，而設詞誣陷被告之理；況且在偵查中，當檢察官詢問證人甲○○有無提出告訴時，證人甲○○尚且表示不提告訴（偵卷第18頁），則其自無在不願告訴被告之情況下，又再編造事實誣指被告之理，由此益證證人甲○○上開所述，與事實相符。被告既係乘甲○○及伍柏不及抗拒之際，奪取櫃檯上之香菸，而非在渠等不知之情況下，將香菸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則被告所為應構成搶奪行為，而非竊盜行為，故被告辯稱取走香菸當時，甲○○不在場，不構成搶奪云云，委無足取。
㈢、被告雖又辯稱我拿取香菸8包，係因某單位在我耳邊講話，強迫我至該店走取8包香菸，事後該8包香菸也已經丟掉，故我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云云。惟查被告為警查獲時，僅查扣2包香菸，其餘6包或為被告抽用，或已掉落乙節，亦據其於警詢時供述在卷（警卷第2頁），又該8包香菸係擺放在上開商店內櫃檯上供販賣之用，被告在當天行搶之前，並先在前一天晚上（即27日）8、9時許，至該商店預告「你們今晚要小心，有人要來搶」一語後離去，翌日零時許，又再度回到該商店重覆上開話語，並預告將在當天凌晨3時許前來行搶等情，亦據證人 王惠員 於本院證述在卷（本院95年11月16日審判筆錄第3頁），而被告嗣後果於28日凌晨3時5分許，前往該商店奪取櫃檯上之香菸8包，並於得手後，當場叫甲○○報警，叫警察來抓被告，已如上述，則被告於行搶當時，顯然仍能辨識其行為為違法，即明知該8包香菸係屬「全家便利商店」所有之物，被告並無取得之權利，惟其竟乘證人甲○○及店員伍柏不及抵抗之際，強行取走櫃檯上之香菸8包，並將其中部分香菸供己抽用，其有將該香菸8包據為己有之不法意思，灼然甚明，是其辯稱並無不法所有意思云云，顯屬無稽。至於被告所稱當時係因某單位在我耳邊講話，強迫我至該店走取8包香菸云云，僅係其在行為當時，是否因幻聽、妄想，致其難以控制行為，而有無精神耗弱之情形，要與其有無不法所有意圖無涉。
二、被告行為後，經原審將被告送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實施精神鑑定結果，認「案主的精神科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妄想型，合併酒精濫用及反社會行為。本次的涉案行為可能為精神症狀干擾下所導致，但非完全無控制能力（從案主描述案發當天內容清楚的程度，推估案主犯案前後意識清醒，並且案主於犯案前數次預告搶東西而為真正行搶，顯示仍有部分控制能力），然而案主受幻聽及妄想影響加上案主之邏輯推理異常而且無病識感（案主強調自己沒錢也不會去偷東西，從案主描述內容理解幻聽要案主犯案讓司法介入，目的是可以查出一直干擾他的國家單位是哪一個單位），常出現判斷力減弱的情形。探究法律層面的『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的要件意涵，…案主行為當時的精神狀態應僅達到『精神耗弱』的程度，並未達『心神喪失』的程度」，此有高雄市立凱旋醫院95年6月28日高市凱醫成字第0950003735號函附鑑定書1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94至100頁）；參酌被告乘證人甲○○不及抗拒而出手奪取店內擺放在櫃檯上之香菸，及犯後猶能清楚供述行搶前後及當時之過程，惟其在行搶前竟多次前往店內預告即將前往犯案，行搶時又告知甲○○要報警，並於行搶後，告知保全人員其所騎乘機車車牌號碼及住址，及要求報警後始行離去，此等舉止則異於常人，顯見被告於行搶時，對於外界事務尚非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僅係此項能力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應屬精神耗弱之人，應堪認定。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屬飾卸之詞，要無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被告雖辯稱本件構成自首云云，惟按所謂自首，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者而言。本件係證人甲○○在被告行搶得手之後，在同日5時15分許，即先行前往高雄縣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大寮分駐所報案，再由員警於同日6時40分許，前往被告上開承租小套房查獲被告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供承在卷，並據證人甲○○於警詢證述無訛（警卷第2、3頁），則被告並非自行向警察機關自承犯罪，要屬無疑。雖然被告在行搶得手之後，曾經交代甲○○要向警方報案，及叫警察來抓被告，如上所述，而且在行搶得手欲離去，而遭商店保全人員攔下時，再次告知保全人員要報警，並主動提供被告之車牌號碼及住址予保全人員後，方行離去，而事後經甲○○向警方報案後，警方果依據甲○○所提供之上開車牌號碼及住址，而查獲被告等情，此亦經證人甲○○於偵查中證述在卷（偵卷第17頁），惟按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至其方式雖不限於自行投案，即託人代理自首或向非偵查機關請其轉送，亦無不可，但須有向該管司法機關自承犯罪而受裁判之事實，始生效力，若於犯罪後，僅向被害人或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而無受裁判之表示，即與自首之條件不符（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65號判例參照）。本件被告主動告知保全人員其車牌號碼及住址，並委其報警，其目的無非在於希望藉此使警方能找出干擾被告之某單位，使其賠償被告，並就被告所為之本件犯行負責乙節，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述在卷（本院95年9月22日準備程序筆錄第2頁），則被告提供其車牌號碼及住址予保全人員之用意，無非希望經由警察機關之出面調查，找出干擾被告之單位，而非意在委託保全人員或甲○○向警察機關投案，並接受裁判；而且被告於奪取香菸之後，並未留在原地，以等待警察人員到來，而係騎乘機車離去，並且於保全人員上前攔阻其離去時，亦未當場就範，而僅留下車牌號碼及住址後，即騎乘機車逕自離去，此亦據證人甲○○於偵查中證述無訛（偵卷第17頁），衡情，倘被告確有自承犯罪而受裁判之意思，為何不配合保全人員，留在原地等待警員前來調查，而竟僅留下車牌號碼及住址後，逕行離去，是本件被告並無接受裁判之意思，而與自首之條件未合，況甲○○係以被害人身分報警陳述被告之犯罪事實，並非受被告委託代為自首之第三人，被告辯稱其構成自首云云，顯有誤會。又被告曾於85年間因重傷害罪，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3月確定，復於88年間因強盜罪，經臺灣高雄少年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上開二罪經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於89年12月15日裁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年6月，甫於90年9月4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91年9月29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此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於5年內再故意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之規定，加重其刑。又被告於5年以內再故意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不論依修正前之刑法第47條，或修正後之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均構成累犯，對被告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依修正前之刑法第47條，論以累犯。又被告行為時，因精神耗弱，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雖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然僅將修正前原規定「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修正為「行為時因前項（按：即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此文字上之修正對於被告刑罰權之範圍不生任何影響，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依修正前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附此敘明。
五、原審認被告所為，主觀上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諭知被告無罪，自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猶不思正當工作，妄以不勞而獲，犯罪動機並非良善，且未與被害人和解，本不宜寬貸，惟念犯罪所得輕微，未造成被害人重大損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
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犯罪時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又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前段（現已刪除）規定，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100倍折算1日，則本件受刑人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300元折算1日，經折算為新臺幣後，應以新臺幣900元折算為1日。惟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比較修正前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則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定其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
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25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第2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5年12月7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王光照
法官張盛喜法官李璧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5年12月7日
書記官唐奇燕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