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786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578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8年10月14日

裁判案由：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五七八六號
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
丁○○乙○○甲○○戊○○右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七年度重上更㈥字第一一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九年度偵字第八二一二、七○五六、六九一○、七五九五、七九九一、一一五○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由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等共同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違反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等均無罪，固非無見。惟查：㈠據告訴人 練菊珍 供稱：股友社實際負責人為丙○○， 孫立銘 為人頭老板，有申請開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開陽公司），但實際上是吸收投資人現款去操作股票，並以該公司名義跟我們投資人簽約入金，後來改為隱名合夥，以逃避法律責任（警卷㈡第一頁正、反面）。 周先覺 供稱：「開陽股友社在去（七十八）年十一月以前是以開陽實業有限公司之名義登記……十一月以後因政府注意取締地下投資公司負責人，才去註銷公司登記」（同前卷第六頁反面）。 王克勤 於原審前審詢以「開陽公司、隱名合夥、股友社有何區別？」時，亦稱：「因怕開陽公司有人會查，改由隱名合夥與我們簽約」（原審更㈠卷第六十三頁反面）。並稱：「……我投資六萬元（新台幣，下同），他們給我一張開陽國際公司的投資憑證……」（更㈢卷第三十三頁）。另證人 陽月娥 證稱：「……吸金時仍用（開陽）公司名義」（上訴卷第八十三頁反面）。被告甲○○亦稱：「公司（開陽公司）以做期貨登記營業項目，但實際上吸收投資人的資金做股票」（警卷㈡第十二頁反面）、「股友社早期為開陽公司，後換為隱名合夥」（更㈠卷第三十七頁反面、第六十一頁反面）各等語，參諸開陽公司之資產負債表資本往來欄列有「長鴻基金」、損益表亦列有「長鴻基金獲利」項目等情（第一審卷第七十三、七十七、一八一頁）情，如果無訛，則開陽公司與股友社間是否全無關聯，被告等是否在開陽公司任職，而參與股友社事務之執行，即非無深入詳予探求之餘地。㈡依卷附本件吸金之收入傳票，支付福利金、獎勵金等項之支出傳票及上開載有「長鴻基金」、「長鴻基金獲利」等項之開陽公司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係由丙○○及丁○○二人分別簽署認可（第一審卷第六十二－七十七、一八一－一八四頁）。而據戊○○（警卷㈠第五頁反面、警卷㈡第九頁反面）、丁○○（警卷㈠第二頁反面）一致供稱丙○○係股友社之現場負責人，負責對外之一切決定。戊○○另稱：「由丙○○和乙○○設計吸收游資的計劃、制度」（警卷㈡第十頁）。甲○○尤稱：丙○○是發起人（警卷㈡第十三頁）。由丙○○、乙○○召開投資說明會，遊說投資人入金（第一審卷第五十九頁反面、第一四六頁反面）。傅是吸金之第一線（同前卷第一○四頁）。被告丁○○係該股友社之財務經理，負責該股友社之財物管理及有關投資及利潤核轉並對投資人利息發放金額之請領事宜，亦據其坦承甚詳（警卷㈠第二頁）。戊○○亦稱：「財務由丁○○負責」（警卷㈠第五頁反面）。「資金出入及流向都由丁○○處理」（警卷㈡第九頁反面）。甲○○則稱：「投資人之入金款由丁○○或丙○○在現金收支傳票上簽名取走」（第一審卷第五十九頁反面）。「入金流程及發放獲利均由傅、黃經手處理」等語（同前卷第一七三頁）。並有丁○○簽發之入金收據可稽（警卷㈠第四十五頁）。被告乙○○有參與股友社舉辦之投資說明會，引誘投資人入金，亦據戊○○、甲○○供述甚詳（第一審卷第五十九頁反面、第一○四頁、第一○七頁、第一○八頁、第一四六頁反面）。核與練菊珍（警卷㈡第二頁反面、第四頁，第一審卷第一五八頁）、 盧白萍 （上訴卷第三十六頁、第五十一頁，原審卷第七十四頁）、 高慧澎 （偵字第六九一○號卷第九十六頁反面）供述之情節相符。而該股友社係由被告甲○○之提議而設立，全套吸金方式亦係由甲○○設計、執行，並與被告戊○○負統籌之責，收款之人亦係由戊○○聘用各情，亦據丙○○（偵字第七○五六號卷第二頁反面、偵字第六九一○號卷第八十一頁、第一一四頁反面，第一審卷第一○二頁正、反面、第一三七頁反面，上訴字卷第四十九頁反面），丁○○（警卷㈠第二頁反面，偵字第七○五六號卷第五頁反面、第十四頁反面，偵字第六九一○號卷第五十六頁、第七十六頁反面，第一審卷第一○四頁，上訴字卷第一一一頁反面，更㈠卷第三十六頁）、乙○○（第一審卷第一二○頁）分別供述甚詳。即被告甲○○亦坦認有以老鼠會方式吸收資金，且已抽得傭金約八百多萬元之事實（警卷㈡第十三頁）。縱觀上開證據資料及被告等之上開供述，與渠等於事後辯稱均係本件股友社之投資人，亦係本件犯罪之被害人，與孫立銘無犯意之聯絡等情似不相符，實情為何？究被告等在該股友社確實之職掌為何？是否參與吸金之決策，或知情而參與執行吸金業務？或雖未參與執行吸金業務，但卻對孫立銘之吸金行為予重要之助力？與渠等於開陽公司之職務有無關係？尤依卷內資料，孫立銘於七十九年五月十三日逃亡新加坡後（警卷㈡第二十八頁），其在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所設活儲第二一二二三○號帳戶，於七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及同月十八日猶有提款四百萬元及一百萬元之紀錄（偵字第六九一○號卷第一四四頁），該款由何人提領？流向為何？與被告等有無關聯？均與被告等之是否成立犯罪至有關係，原審未詳予查明。以上數端，本院前四次發回意旨即均指應詳加調查，原審仍未詳究明白，並於理由欄內說明，徒以開陽公司與股友社並非一體，被告等亦非開陽公司董事或股東，周先覺等人已撤回告訴云云，並以孫立銘逃亡後，其上開帳戶雖有提款紀錄，但被告等均已否認知情，即令查核提款紀錄，亦不得徒憑該紀錄，遽而推論入罪，認該項證據，不足影響於判決結果，核無調查必要，置被告等如於孫立銘逃亡後，竟仍能提領、支配孫立銘所設，供本件吸金用之帳戶內之存款（原判決理由四－㈢第二、三行），能否謂其等與本件毫無關聯於不問，遽行判決，自不足以昭折服。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非無理由，認仍應發回更審，期臻翔適。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莊來成
法官呂潮澤法官謝俊雄法官蘇振堂法官張清埤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