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0年上訴字第204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8月14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上訴字第二О四四號
上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指定辯護人本院甲○辯護人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七六八號，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六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三二四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明知華南商業銀行永和分行、票號ＺＢ0000000號之空白支票一張，係乙○○於民國八十五年間所失竊（遺失）之贓物，竟於八十八年六月間，在台北縣樹林市（鎮）火車站附近某泡沫紅茶店內，經某年籍姓名不詳者交付而收受之，並意圖供行使之用，以偽刻「胡□輝」（姓名第二字辨識不清）之印章蓋用於支票發票人欄，另擅自填具金額新台幣（下同）十三萬元之方式偽造支票，持以交付不知情之 朱家昌 。朱家昌再持該票向 許仁傑 調現使用，復經許仁傑轉交其子 許政楠 提示而遭銀行退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訊時不否認將上開支票交予朱家昌使用之情，核與證人朱家昌所述相符，且右揭事實業據被害人乙○○指述甚詳，並有支票影本附卷足稽，而被告對其於警訊時反覆其詞之供述，稱係「怕朋友說伊這個人會出賣朋友」云云，顯見其明知上開支票來路不明；又其既稱支票係「 袁崇晉 」交付，印章亦係「袁崇晉」蓋用云云，然印文姓名卻係「胡□輝」，被告焉有不疑之理；況被告始終無法提出「袁崇晉」之確實年籍或聯絡資料，對警方所訪尋到庭之「袁崇晉」又未能指認，足見被告所為辯解係推卸之詞，不足採信。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偽造有價證券及收受贓物罪嫌，辯稱係因朱家昌需要借票，而前往樹林火車站向友人 王寅 借得支票交付朱家昌而已，拿到支票即直接交給朱家昌，並未有收受任何利益，亦不知支票有問題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另按認定犯罪事實應憑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著有判例，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依據同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以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被告有罪之確信。另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又苟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亦有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及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經查：
１、證人朱家昌於原審證稱：「我拜託他（按指被告）去找，看有無認識的朋友週轉壹張票，因我欠許仁傑借款債務十三萬元」；支票「金額及日期是我寫的，…我是有覺得奇怪，我有再叫丙○○拿去給出借的人看，他拿去說沒有問題，就再拿回來。借票不用利息錢」（見原審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審判筆錄），而被告供陳系爭支票係朱家昌託其前往樹林友人處取得，業經原審囑託法務部調查局以控制問題、混合問題法鑑定，經測試並無情緒波動之反應，應未說謊，此有該局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八九）陸（三）第00000000號鑑定通知書一紙可稽，顯見系爭支票確係被告為證人朱家昌向友人拿取為真實，要堪認定。
２、其次被告就該支票並未有填載金額、日期或蓋用印章，就該金額、日期係證人朱家昌所填載，而支票上發票人之印章，係不知名之他人所蓋用，亦據證人朱家昌證述在卷，經原審當場由被告書與支票上金額之「壹拾參萬元正」及數字「１３００００」（見原審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審判筆錄所附之當庭書寫字跡）其字跡筆勢及外觀字樣，依一般人通常之眼力觀之，可明顯判別為不同人所書寫；則被告僅係基於為朱家昌向友人借用支票而己，並未偽造該支票之發票行為或有收受贓物之認識，亦堪認定。
３、再者，被告所述之支票非係向『袁崇晉』取得，亦經囑託法務部調查局以控制問題法、混合問題法鑑定，經測試並無情緒波動之反應，應未說謊，此有該局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八九）陸（三）第00000000號鑑定通知書一紙可稽，且袁崇晉於警訊中亦供述並不認識被告，互核以觀，顯見被告之支票確非向袁崇晉取得，亦堪認定。是被告雖無法提出「袁崇晉」之確實年籍或聯絡資料，而警訊時之袁崇晉與被告不認識亦否認借票予被告，但亦不得據此推測被告即有贓物之認識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又被告雖嗣復供述該支票係向王寅取得，然 王寅業 於八十八年六月十日死亡（見卷附 王某 之戶籍謄本），本院已無從查考，據此可知被告就其取得支票之來源供詞反覆，然就該支票係被告向他人借得而來，如上述測謊鑑定結果既未說謊，仍應予採信。
４、就支票上之「胡□輝」印章是否係被告偽刻並蓋用在支票上乙節，查被告就其取得支票之來源雖供詞反覆，或謂係袁崇晉，或稱係王寅，另就支票上之印章，其於警訊時供稱「我拿到支票後因為未蓋章，我又回到那邊（指樹林火車站附近之泡沫紅茶店外）給他蓋章」，於原審時辯稱「印章拿回來就是那樣」等語，前後固有所不符，然就非其蓋章乙節，則前後所供如一，茲既未於被告處扣得該印章，自無證據證明係其所偽刻並蓋用在支票上，殊難以其前後所供有所不一，即課以偽造有價證券之刑責。
５、朱家昌係持系爭支票向許仁傑調現十三萬元，此業據許仁傑及朱家昌二人於警訊中二人供述相牟，且於支票退票後朱家昌即將現金十三萬元清償予許仁傑，亦據朱家昌供述在卷，被告並未有缺錢或有從中取得任何利益，且被告既係基於幫助朱家昌借票，自無為朱家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罪動機可言。又系爭支票係乙○○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其台北縣永和市住處遺失，並於八十五年七月四日辦理掛失止付，此業據乙○○陳述明確，並有遺失票據申報書影本一紙在卷可按，而本件支票被告係於八十八年六月間取得交付朱家昌，時間相距約三年，被告就該支票之來源，既非係其本人使用，且係友人借用，殊難令其負相當注意係贓物認識之可能性，且於朱家昌覺待有問題，要被告再持交其友人確認填載之金額、日期可否使用時，被告亦為朱家昌再持之前往其友人處經確認無問題，再返回持交朱家昌使用，顯見被告均僅係為朱家昌跑腿而己，並無系爭支票是否為贓物認識之必要性。是就支票上之發票人為何人，被告未予確認，應可理解，況該支票發票人之印章字體不甚清晰明確，以被告國中肄業的學歷程度不一定認識，亦可理解。尚非即可憑此究其疏失，而認被告明知支票係屬贓物。
６、再依朱家昌證述該支票「金額及日期是我寫的…我是有覺得奇怪，我有再叫丙○○拿去給出借的人看，他拿去說沒有問題，就再拿回來。借票不用利息錢」，已如前述，苟被告取得支票時確知係贓物，則朱家昌覺得有問題時，其應會或欺騙朱家昌支票無問題，或則據實告知朱家昌支票係贓物，豈會再依朱家昌之要求持往友人處，確認無問題後再持交朱家昌使用，是被告應係不知為贓物，是被告辯稱不知該支票係贓物等語，要堪採信。
７、被告雖於警訊中供述「害怕其朋友說伊這個人會出賣朋友」，然此僅能認定被告認為其友人可能會涉犯罪責，而不願供出其友人，但不得據此推測認定，被告於取得支票之時即有贓物之認識，是公訴人以被告事後不願出賣朋友之供述，認被告有明知上開支票來路不明之嫌疑云云，純屬臆測，為本院不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既無犯偽造有價證券或收受贓物罪之動機，且就該支票並未有蓋用支票印章及填載支票內容等之發票行為，更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確有偽造有價證券、偽刻印章及收受贓物之犯行，殊不得徒憑其有為證人朱家昌前往樹林市取得支票之行為，即認被告有該等之犯嫌，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認定被告確有偽造有價證券、偽刻印章及收受贓物之罪嫌，其罪嫌既有不足，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依上述證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仍以「測謊結果只能證明支票係被告借得，難以推論印章非被告偽刻」、「被告就支票取得之來源供詞反覆，應有收受贓物之認識」等語為上訴理由，即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世箴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四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葉騰瑞
法官莊明彰法官黃國忠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劉貞達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