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7年上訴字第11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7月08日
裁判案由：偽造貨幣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97年度上訴字第113號上訴人臺灣 臺東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甲○○指定辯護人王丕衍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貨幣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295號中華民國97年3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4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以下簡稱被告）甲○○犯刑法第196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通用紙幣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並諭知偽造通用紙幣4張沒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稱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證人陳 忠福 、 林永泉 、 謝金華 當場均有飲酒，理應記憶模糊，但卻能事後記憶清晰敘述當時情節，實難讓人相信為真實；被告若持有4張假鈔，依理應會1次交予 陳忠福 行使即可，何必分2次交給陳忠福，原判決仍認定4張，令人不服；又以犯罪情節而言，陳忠福是行使假鈔之人，僅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並緩刑5年，被告充其量僅為持有假鈔之人，卻判處有期徒刑2年，不得緩刑，顯然不公，請對被告部分亦諭知緩刑云云。另檢察官亦以：被告矢口否認犯行，並為不實之抗辯，又教唆證人 李美玲 作偽證，顯無悔意；且其行使偽鈔之對象為一般檳榔攤及麵店，對被害人而言，損害不可謂不大，原審以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量刑不當等語為由，提起上訴。
三、經查：
（一）原審之所以認定被告甲○○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通用紙幣犯行，業據原審本於證據作用，於原判決理由中記載甚詳，並無違反證據及經驗法則。被告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所辯顯無足取。
（二）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始得為緩刑之宣告，刑法第74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前曾因竊盜罪，經判處有期徒刑，甫於民國97年3月5日執行完畢，有其前科紀錄表在卷可憑，自不符宣告緩刑之要件。
（三）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原屬審判人員自由裁量之職權範圍，原審就被告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已於理由內詳為記載，自難遽指為違法。至檢察官所指被告犯罪後之態度，與犯罪對被害人所生之損害，要屬刑法第57條科刑之標準，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及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7月8日
審判長法官何方興
法官林鳳珠法官林德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劉妙娘中華民國97年7月8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96條第1項：
行使偽造、變造之通用貨幣、紙幣、銀行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訴字第295號公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指定辯護人李泰宏律師被告陳忠福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 丁經岳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貨幣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14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之通用紙幣，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之偽造通用仟元紙幣貳張（鈔票號碼：HMI95475VJ、HMI95472VJ）及未扣案之偽造通用紙幣貳張，均沒收之。
陳忠福行使偽造通用紙幣，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伍年。扣案之偽造通用仟元紙幣貳張（鈔票號碼：HMI95475VJ、HMI95472VJ）及未扣案之偽造通用紙幣貳張，均沒收之。
事實
一、甲○○於不詳時、地取得偽造之通用新臺幣（下同）千元紙幣4張後，於民國96年5月3日上午11時30分許，在臺東縣臺東市○○路○段○○號不知情之林永泉住處，與林永泉、陳忠福及不知情之謝金華一同喝酒聊天之際，向陳忠福表示其有偽鈔，陳忠福則表示可將該偽鈔持以購買物品換取真鈔，甲○○即意圖供行使之用，將上開偽造之通用千元紙幣其中2張交付與陳忠福，陳忠福則基於行使偽造通用紙幣之犯意，於同日中午12時15分許，前往臺東縣臺東市○○路○段○○○號不知情之戊○○所經營之優品檳榔攤，向不知情之戊○○之弟媳 武氏 翠鸞 購買檳榔3包共30元，並交付其中1張偽造之通用千元紙幣與 武氏翠鸞 ，作為繳付上開檳榔費用而行使之，武氏翠鸞因而交付檳榔及970元真鈔與陳忠福，陳忠福回到林永泉上開住處後，即將其中500元交與甲○○，陳忠福則分得470元。甲○○又基於同一犯意，接續將其餘2張偽造之通用千元紙幣交付與陳忠福，陳忠福則基於同一犯意，接續於同日下午2時10分許，前往臺東縣臺東市○○街○○○號不知情之丙○○○所經營之麵攤，向丙○○○購買1碗麵30元，並交付其中1張偽造之通用千元紙幣與丙○○○，作為繳付上開買麵費用而行使之，丙○○○因而交付1碗麵及970元真鈔與陳忠福。陳忠福買完上開物品後，即將剩餘之2張偽造通用千元紙幣丟棄至臺東市○○路與昆明街間之產業道路灌溉溝渠（未扣案），嗣並於回到林永泉上開住處後，即將取得之970元全數交與甲○○（陳忠福事後仍將先前分得之真鈔500元交予甲○○，並以自己的金錢貼足2,000元予甲○○，以達平分之結果）。嗣戊○○發現武氏翠鸞所收受之千元紙幣係偽造，經報警循線查獲上情，並扣得已行使交付與武氏翠鸞及丙○○○之偽造通用千元紙幣2張。
二、案經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陳忠福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以下就被告陳忠福部分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檢察官、被告陳忠福與其指定辯護人均未就證據能力表示異議，而各該證據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亦無不具證據能力之情事，故本院認均得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合先敘明。
二、被告甲○○部分：
（一）被告甲○○之指定辯護人稱：共同被告陳忠福、證人林永泉、謝金華、 李秀金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係審判外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等語。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然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2亦有明定。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判決可資參照）。另所謂「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可資參照）。查陳忠福於本案相關事實，就事後是否及如何平分換來之真鈔乙節，有前後不同之供述。又證人林永泉、謝金華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就本案相關事實供述並不一致，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均應認有證據能力。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證人林永泉、謝金華、李秀金、陳忠福（為本案共同被告，於偵查中亦由檢察官以證人身分經其具結訊問之），與被告甲○○並無親屬關係，渠等於偵查中業經具結擔保其證詞之憑信性，其等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言，並無任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則其所為之證言，依上述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甲○○之指定辯護人稱：本件偽鈔委由中央印製廠鑑定，係警方片面囑託鑑定，與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不符，無證據能力云云。按刑事訴訟法第198條雖規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之。惟公訴人於本院主張：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已概括委任中央印製廠為偽鈔鑑定機關，前開鑑定回函當有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37頁），並提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文1份（見本院卷第137至141頁）為憑。基此，本案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送鑑定之鑑定意見，是否得為本案之證據，厥為首須釐清之重點。簡言之，此部分所要探討的是：以「概括授權」方式選任鑑定人，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98條之規定？就此，應先究明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的立法精神為何？查該條規定鑑定人應由檢察官、審判長或受命法官選任，目的在藉由檢察官或法官之選任，來確保鑑定人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以及確保鑑定人的公正、中立與客觀性，藉此得使鑑定結果有一定的公信力。倘若任由告訴人或被告選任鑑定人，非但難以確保為鑑定之人是否具有相關專業知識或鑑別能力，亦有立場偏頗之虞，其鑑定意見之公信力顯受質疑，自難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基此，本院認能否以「概括授權」方式選任鑑定人，端視「概括授權」有無違背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立法精神而定。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檢察長名義發函指示所屬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警政單位：於查獲偽鈔案件時，若無法辨識真偽，可送請中央銀行協助鑑定乙節，有該署92年9月9日檢文允字第09281001203號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7至141頁）。質言之，高檢署以概括授權方式選任鑑定偽鈔之單位，不但是政府機關，亦係有辨識偽鈔能力與技術之機構，其鑑定結果之公信力當可確保無虞。而在查獲毒品或槍彈的情形下，亦係以此種概括授權方式，以高檢署檢察長名義選任鑑定機構。是以，本院認為在足以確保鑑定結果公信力的前提下，由檢察官以概括授權的方式選任鑑定人，與刑事訴訟法第198條之規定並無違背。實務見解則係以檢察一體的原則出發，認為檢察長概括授權選任鑑定人，應視同承辦檢察官選任。即司法警察於案件未移送檢察官偵辦前之調查犯罪階段，依據檢察長之概括授權，先行將尿液、血液、毒品、槍砲、彈藥、刀械等證物送請檢察機關預先核定之專責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實施鑑定，基於檢察一體原則，該鑑定人或鑑定機關亦應視同受承辦檢察官所選任或囑託而執行鑑定業務，其書面鑑定報告當具有證據能力等語，有92年8月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可參，亦同此認定。再者，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0號判決亦認同上開概括授權或委任之鑑定方式，謂「此種由檢察機關概括選任鑑定人或概括囑託鑑定機關、團體，再轉知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時參考辦理之作為，法無明文禁止，係為因應現行刑事訴訟法增訂傳聞法則及其例外規定之實務運作而為。而毒品種類、成分之鑑定，其中海洛因等第一級毒品部分，因有全國一致性，係概括囑託調查局負責鑑定，並由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於獲案後即將所查扣之第一級毒品拍照、包裝、封緘及黏貼獲案毒品電腦管制條碼逕送調查局為鑑定，由該局輸入電腦，全程管制、集中保管送鑑毒品，而僅檢送鑑定通知書予送鑑機關。凡此，為本院辦案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此種由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依檢察官所概括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所為之鑑定結果，與檢察官選任或囑託為鑑定者，性質上並無差異，同具有證據能力。」可供參照。綜上，本院認為在足以確保鑑定結果公信力的前提下，檢察長以概括授權方式選任鑑定人，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由檢察官選任」之規定。故本案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警員將所查獲之偽鈔送臺灣銀行臺東分行鑑定，再由中央銀行函轉中央印製廠鑑定後，所出具之書面鑑定報告，當有證據能力。辯護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檢察官就被告甲○○部分所舉之證據，除前開被告之辯護人有爭執已如前述外，就其他具傳聞證據屬性之證據部分，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沒有意見，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本院所調查之證據資料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認均無不適當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陳忠福部分：訊據被告陳忠福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就上揭犯罪事實坦承不諱，且經證人林永泉、謝金華於警詢、偵查中陳述甚詳，核與證人戊○○、乙○○○、丙○○○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此外，復有陳忠福棄置其中本案2張偽鈔之現場測繪圖1紙及照片4張、陳忠福以偽鈔購物之地點照片4張、甲○○交付上開偽鈔之地點照片2張、扣案之仟元紙鈔2張影本1份，扣案之仟元紙鈔2張，經中央印製廠鑑定結果，認該等壹仟元偽鈔均以彩色噴墨方式仿印，無凹版印文凸起效果，紙張非鈔券紙，以透明墨仿隱藏字，水印及安全線以灰色墨在紙張背面仿製，安全線另以燙印箔膜（含面額數字）仿鈔券正面五段裸露部分，左下角面額數字以噴墨方式仿折光變色油墨等語，有該廠96年6月20日函暨所附鑑定報告1件在卷可查（見偵查卷第11至12頁）。足見被告陳忠福所為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自得採為認定之依據。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陳忠福上開犯行，洵堪認定。
二、被告甲○○部分：
（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曾持有上開偽鈔2張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辯稱：案發當天前晚伊做生意打烊後，在與同居人李美玲合夥經營之投幣式卡拉OK清帳時，才發覺有2張千元鈔假的，客人買單時，因燈光暗，伊也喝了點酒，沒有發覺，打烊時才發現，也有想要報警，但不知客人是誰交給伊的，無奈，補貨也需要錢，才想說白天時再說，也有想要去找那的客人，好像隔天有去找他，沒有找到，回來後去林永泉那裡，伊每天都會去那裡探望，看到他家有謝金華、陳忠福、李秀金在他家喝酒，謝金華看到伊就向伊要之前欠的400元買酒，是伊先前欠她的。伊就說現在不方便，陳忠福也欠伊錢，謝金華說一事對一事，說做生意的人沒錢是要騙鬼，又說沒錢如何能吃這麼好的菸、檳榔，伊生氣了，就跟在場的人說伊昨天做生意有收到2張千元假鈔，跟謝金華說不是不給妳錢，但這種錢放在身上不想讓你知道太多，謝金華認為伊騙她，錢哪有分真假，聽著愈來愈生氣，伊就從口袋把那兩張假鈔拿出來丟在地下，在場的人都有看到，謝金華與陳忠福好奇都各撿了一張起來看，謝金華拿了一張走出大門就要去買酒，伊就去拉回來，一支手把錢交給陳忠福，所以兩張都在陳忠福手上，伊說那是不能用的，也跟在場的人講，那是不能使用的，陳忠福就說那給我好了，作紀念也好，伊說不是紀念不紀念，既然不能用就不要使用，伊想說我已經警告他了，也就沒有把錢拿回來。謝金華還繼續跟伊要錢，陳忠福也繼續爭辯說沒有欠伊錢，伊說是要伊回去拿帳單還是叫李美玲來對質，他還是爭辯說沒有欠我錢，後來他開口說要回家一趟要跟我借機車，伊借他車後，他一個人單獨騎車離開了，伊就在那邊跟林永泉聊天，約15至20分鐘後，陳忠福就回來後，拿了500元給伊說這先還伊，伊說你欠的是一千多怎麼只還500而已，伊說那不夠，他說酒不是他一個人喝的，意思是說給伊500應該就夠了，伊說你等一下我回去拿帳單，心想讓他心服口服，就單獨騎機車回店裡拿帳單，約20分鐘後又再回到林永泉的住處，原本桌上沒有酒菜，回去後又看到他們又再喝酒，陳忠福好像拿了100、200元給謝金華，也有拿100元給林永泉，伊覺得奇怪他前後所言不一，他不是沒錢還會有錢拿錢給他們。就問陳忠福說你是否拿假鈔去買東西，他一開始沒回答我的問題，我一直問，他才承認他拿去用掉了。伊看到桌上有酒、有菜、檳榔、麵、香煙，他們喝得很快樂。伊問陳忠福說你是否真的拿去換，他告訴伊說你不用煩惱，不會牽涉到你，伊生氣就與他發生口角，伊說那前跟你講過那錢不能用，你還拿去用，你把錢花掉了，若是牽涉到我，連你也有事，他就理直氣壯的告訴伊，絕對不會牽涉到你，伊記得當時是告訴他去把錢找回來，他說來不及了，伊就告訴他說為何來不及，當時他好像酒喝多了，一直重複說不會、絕對不會有事。陳忠福當時還說若有假錢儘量拿給他。伊後來騎機車就回店裡，從那時就沒有再離開云云。
（二）經查，證人林永泉於警詢時證稱：96年5月3日甲○○、陳忠福有來伊家裡一起喝酒，甲○○從自己褲子口袋拿出4張千元的假鈔，並向謝金華說伊沒有錢可以還你，這些是假鈔，忠福就向 阿虎 說伊來去買東西，找回的錢對分，忠福向甲○○拿2張仟元假鈔，10分鐘後回來，帶回檳榔3包、感冒藥水3罐，接著，忠福又向甲○○拿另2張千元假鈔出去，帶回2碗麵、雞腳1盒、3或4瓶米酒出去等語（見警卷第16至18頁）；嗣於檢察官偵訊時結證：當天快中午時陳忠福帶謝金華跟另一女子到伊家來一起喝酒，喝了一陣子甲○○也來伊家一起喝，伊看到甲○○拿1,000元假鈔交給陳忠福，陳忠福說他拿去換錢以後跟甲○○一起分，後來陳忠福出去換錢，回來有檳榔、感冒藥水，陳忠福有拿錢給甲○○，拿多少伊不知道，後來陳忠福又出去換錢，回來有拿酒和麵攤的東西，陳忠福也有拿錢給甲○○，甲○○說那是假鈔等語（見偵卷第20、21頁）；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伊在偵查中所述實在，伊好像有親眼看見甲○○交假鈔給陳忠福等語（見本院卷第89、90頁）。
另證人謝金華於警詢時證稱：96年5月3日伊有到林永泉家與陳忠福、甲○○喝酒，伊有要甲○○還欠伊的400元，阿虎就說等他有錢再還給伊，當時伊醉了，只知道甲○○有拿錢給陳忠福，說你去買東西，找回來的錢對分，陳忠福就拿甲○○的假錢去買東西了，回來時陳忠福拿錢與甲○○對分，伊很醉後來就睡著了等語（見警卷第20至22頁）；嗣於檢察官偵訊時結證：伊在林永泉家喝酒，看到甲○○拿鈔票，應是千元的，拿給陳忠福，因沒攤開，伊不知道幾張，甲○○沒數錢直接交給陳忠福，伊沒看到甲○○從哪掏出來，伊看到時是看到甲○○直接把錢交給陳忠福，伊有聽到甲○○說這是假的，陳忠福說沒關係，他去買東西，後來陳忠福出去回來後有帶啤酒，伊有看到陳忠福拿出一百一百的鈔票交給甲○○等語（見偵卷第27、28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假鈔是甲○○拿出來的，伊有看到甲○○把錢交給陳忠福，陳忠福拿錢出去買酒後，找回來的錢就交給甲○○，伊在偵查中所述都實在等語（見本院卷第92至94頁）。又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忠福於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稱：當天和謝金華到林永泉家喝酒，後來甲○○來，聊天時甲○○說他那裡有假鈔，伊就說伊幫你拿去買東西換錢，甲○○就從口袋拿出4張假鈔，先給伊2張，伊先拿其中1張買檳榔，換到970元的錢拿回去與甲○○平分，伊分470元，甲○○分500元，甲○○再拿2張偽鈔給伊，伊又拿其中1張去買陽春麵及牛肉麵，另2張假鈔因為太假了，伊把它丟了，換到920元伊全部交給甲○○等語（見偵卷第34至36頁）；又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甲○○將錢交給伊，共4張，分2次，一次給2張，其中2張拿去買東西，其他2張因為太假丟掉了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上開證人就於上開時、地被告甲○○確有交付上開偽鈔於陳忠福，陳忠福並持之以購物後，將換得之真鈔與甲○○對分等情，均證述一致在卷。而陳忠福亦確實持上開偽鈔於上開時、地購買如上開金額之物品，並換得前開金額之真鈔等節，亦據證人戊○○、乙○○○、丙○○○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可佐。
（三）本件尚須審酌者，為被告甲○○是否有基於供行使之用之意圖而交付上開偽鈔與陳忠福乙節。就此，被告甲○○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提出上開辯解。惟查，被告甲○○於警詢時陳稱：當天伊人有在場，但伊不知道偽鈔之事，伊沒有拿偽鈔給陳忠福去購物，當時伊在林永泉家與他們一起喝酒，伊不知道假鈔是誰拿出來的，伊不知道陳忠福是否出門兌換偽鈔，伊當時酒醉在睡覺，伊是下午4點多離開林永泉家，對於當天偽鈔的事伊完全不清楚，事後伊聽林永泉講才知道陳忠福有用偽鈔去買東西等語（見警卷第7、8頁）；嗣於檢察官偵查時再稱：伊當天沒有拿千元假鈔給陳忠福，當天伊有跟李美玲去林永泉家向陳忠福討錢，他們都很醉，陳忠福說他沒有欠伊錢，伊就跟陳忠福發生口角鬧得不愉快，伊就說要回去拿單子，陳忠福說單子拿來伊就付錢，伊就跟李美玲回單子，後來到林永泉家，只看到林永泉醉倒在椅子上，其他人都走了，伊到林永泉家沒有跟他們一起喝酒，伊確實有在那裡喝酒，假鈔到底從哪來伊完全不知道等語（見偵卷第45、46頁）；嗣於本院準備程序又改稱：案發當天前晚作生意收到2張假鈔，案發當天在林永泉家伊與謝金華、陳忠福因債務事情而有爭執，伊生氣之下拿出假鈔丟在地上，謝金華與陳忠福各撿1張起來看，謝金華拿1張要走出去買酒，伊一手將她拉回來，一手將假鈔交給陳忠福，並有向陳忠福及在場其他人說那是假鈔不能用，伊想說有警告他了，就沒有把錢拿回來，陳忠福後來向伊借機車單獨出去，回來後拿500元給伊說要還伊，伊說不夠，就單獨騎機車回去拿帳單，回來後看到桌上有酒菜，後來陳忠福才承認將假鈔用掉等語（見本院卷第35、36頁）。綜觀被告甲○○上開供述，先於警詢時陳稱對於假鈔之事完全不清楚，嗣於檢察官偵訊時則稱其有與李美玲前往上開地點，並與李美玲回家拿單子，回來後只看到林永泉醉倒，其他人不見了，假鈔何來伊完全不知道，之後又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前情；被告甲○○所執前詞，就本件之相關重要過程，前後供述存有重大歧異。就其警詢之陳述而言，其雖稱不知情，但證人林永泉、謝金華、陳忠福均一致證稱上開偽鈔實為被告甲○○拿出；又其雖於偵查中陳述上情，但證人李美玲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證述：伊那天有與甲○○一起去林永泉家找甲○○的哥哥 尤文龍 ，叫尤文龍不要喝那麼多，講完伊與甲○○就走了，甲○○並無與何人發生口角，甲○○亦無向任何人討錢，陳忠福說要出去買酒，他還沒出去伊與甲○○就走了，因為那天很晚了，沒有再回林永泉家，伊急著要買酒開店，不可能再回去，當天是下午4時許到林永泉家，下午4點之前伊都在睡覺，不確定甲○○有無一個人出去等語（見偵卷第57至61頁），顯與被告甲○○於偵查中所述情節完全不同；再就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言，證人陳忠福與謝金華均一致否認有被告所稱各撿起來1張偽鈔乙節，且證人陳忠福亦證稱甲○○並未阻止其持偽鈔前往購物；又甲○○於本院準備程序上開陳述則未提及李美玲一同前往林永泉家，與其在偵查中陳述之情節亦不相符。另證人林永泉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謝金華、陳忠福他們在那邊搶（偽鈔），伊坐在桌子這邊，有看到甲○○與陳忠福拉拉扯扯等語（見本院卷第88、89頁），惟參諸被告甲○○所稱是謝金華要持假鈔去買酒，其將她拉回，將謝金華所持假鈔交與陳忠福，因其想已有警告陳忠福不能使用，就沒將錢拿回等情，可知甲○○並未與陳忠福發生拉扯，是就此情節，兩者供述亦未相符。綜上，被告甲○○所陳諸多情節，不惟彼此相異，何者為是，已足令人起疑，且復與上開證人之證述情節均不相符，又何堪採信。況甲○○若確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鈔之行為，何以於警詢、偵查時均隱而不言，迄至本院準備程序時始為上開供述，且其於警詢、偵訊時均委稱對偽鈔之事完全不知情，反於本院審理時詳陳上情，卻與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均難相符。實則，上開辯解乃對其有利之事項，若屬實情，其並無隱瞞之理，可見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辯解，顯為事後避重就輕、迴護己責之詞。反之，證人林永泉、謝金華、陳忠福於歷次供述均一致證稱甲○○交付上開偽鈔與陳忠福，並由陳忠福持以購物換得真鈔等情明確，而陳忠福亦證稱甲○○並未阻止其以上開偽鈔持往購物換得真鈔等語，加以甲○○亦坦承陳忠福所換得之真鈔亦有分與500元等語。綜上各情，被告甲○○確有基於供行使之用之意圖而交付上開偽鈔與陳忠福之事實，洵堪認定。
（四）被告甲○○之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甲○○係因作生意清帳時方發現有偽鈔，即使有交付之事實，亦屬收受後方知為偽造貨幣之情形，應屬刑法第196條第2項的問題等語。惟查，被告甲○○固於本院審理時方自承上開偽鈔係因作生意時不慎而收受云云，但被告甲○○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時，對於本件偽鈔來源均未曾提及一字半語，反於本院審理時始供出上情，就此對其有利之事項何以隱晦不語，實在令人不解，是以，其供述之真實性殊值懷疑。而證人李美玲於本院審理時雖具結證稱：甲○○的千元偽鈔是在店裡收到的，店裡結帳時，伊親眼看到客人將紙鈔交給甲○○，當時客人喝了3千多元，結帳打烊時看到有假鈔2張，其餘是真鈔，這差不多是在去（96）年過年後清明節左右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83、85頁），但查證人李美玲於檢察官偵查時亦對上情隻字未提；衡情，就此對甲○○有利之事項，身為甲○○同居人之李美玲若確實知悉偽鈔來源，其並無隱匿之必要，而李美玲於本院審理時雖稱：當時檢察官偵訊時未問及錢的事情云云（見本院卷第87頁），然觀證人李美玲之偵訊筆錄，檢察官於偵訊時曾經問李美玲對於陳忠福跟甲○○涉嫌拿假鈔買東西乙事是否知情，李美玲回稱是陳忠福去派出所製作筆錄1個星期後聽林永泉講的等語；另檢察官亦向李美玲提及在場證人均稱甲○○拿假鈔給陳忠福乙情，李美玲則回稱不可能，他身上的東西都是其在處理等語（見偵卷第57、59頁），可見李美玲所稱檢察官未問及錢之事宜云云，實與實情不符。且證人李美玲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會特別記得有客人拿假鈔，是因帳本來是伊要結，伊在後面洗碗，叫甲○○幫伊結，會對這位客人有印象，是因只剩下那桌客人等語（見本院卷第86頁），顯見就李美玲而言，對於上情存有頗為深刻之印象，則若甲○○確是作生意時不慎收受偽鈔，當檢察官問及證人指稱甲○○交付偽鈔陳忠福時，李美玲理應憶及上情，而將此有利甲○○之事實向檢察官提出，乃李美玲竟捨此不為，反稱甲○○不可能做出此事，因為事情都是其在處理等語，此與一般人之正常反應實背道而馳，況李美玲所稱收到偽鈔之時間亦與甲○○所稱之時間不符。再參酌李美玲於96年12月6日、97年1月4日前往臺灣臺東監獄接見另案執行之甲○○時，甲○○於接見中告知李美玲如何敘述上開偽鈔之來源等情，有其2人接見紀錄內容譯文及接見紀錄表影本各1份附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24至136頁），而李美玲於本院97年3月3日審理前之歷次供述均未曾提及本件偽鈔來源，竟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有關本件偽鈔來源，其中變易，已足啟人疑竇。被告甲○○雖辯稱：接見時只是要李美玲將實情說出來云云。惟觀上開接見內容可知，李美玲亦多次對於甲○○所稱偽鈔來源之說法表示質疑，其真意顯非提醒李美玲說出實情而已。且倘上開偽鈔確如李美玲所述係收自客人之手，李美玲理應對此事知之甚詳，又何須甲○○於接見李美玲時提點一二。綜此，益證證人李美玲上開證詞之不可信。按就行使偽造通用紙幣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於人之行為觀之，刑法第196條第2項（收受後方知為偽造、變造之通用貨幣、紙幣、銀行券而仍行使，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於人者），乃同條第1項之特別減輕規定，倘無法證明被告係「收受後方知」之情形，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第196條第1項之基本規定。本件被告甲○○查無符合刑法第196條第2項「收受後方知」之情形業如前述，自無本條項適用之問題。辯護人所執前詞，容有誤會。
（五）另被告甲○○之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證人陳忠福之證述前後不一，不可採信等語。惟查，證人陳忠福對於上開偽鈔4張係由被告甲○○於前開時、地所交付等節，迭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一致在卷，已經前述。而陳忠福對於持上開偽鈔購物後，返回林永泉家中與甲○○平分換得之真鈔等情節，雖有不一致之情，但陳忠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買東西換出來的錢，伊自己也有拿出來伊的錢，伊交給甲○○2千元，有買東西找的，一次伊給他1千元，第二次也給他1千元，共給他2千元，伊自己還不夠，沒有留，因甲○○拿出4張偽造千元紙鈔，他要分得一半即2千元，因伊將剩下的2張偽鈔丟掉了，所以甲○○一樣要分2千元，那2張應該是伊分的份，所以伊就沒有分，伊於第2次警詢時稱伊倒貼60元是因伊有買檳榔別的東西，甲○○總共拿2千元，剩下伊買的東西的錢伊要自己負擔，所以有倒貼錢，加加減減給甲○○2千元等節（見本院卷第99、1
03、111頁），亦非與常情不符，且與陳忠福於警詢時所稱：伊當天身上帶有約1千2百元等語可相互參佐，加以證人林永泉於警詢時亦證稱：甲○○分得拿回來的現金零錢共2千元新臺幣等語（見警卷第18頁），足見陳忠福於本院所陳上情，並非不可採信。況陳忠福對於分得之真鈔縱有若干細節不一致之情，亦不影響其始終證述甲○○確有交付上開偽鈔之事實。從而，要難以陳忠福對於無法確定假鈔換得之真鈔數額如何分配乙節，而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被告甲○○所執上開辯解，委不足採。此外，復有陳忠福棄置其中本案2張偽鈔之現場測繪圖1紙及照片4張、陳忠福以偽鈔購物之地點照片4張、甲○○交付上開偽鈔之地點照片2張、扣案之千元紙鈔2張影本1份，及扣案經中央印製廠鑑定結果確屬偽造之偽鈔2張可資佐證。從而，本件被告甲○○所為上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通用紙幣之事實，應堪認定。
三、按所謂通用紙幣，則係指政府發行有強制通行力之紙質幣券而言，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251號判例意旨參照，則新臺幣仟元紙鈔係屬通用之紙幣。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196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通用紙幣罪；被告陳忠福所為，係犯刑法第196條第1項之行使偽造之通用紙幣罪。被告甲○○先後2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通用紙幣與被告陳忠福，及被告陳忠福先後2次行使偽造通用紙幣，其時間、地點均甚密接，目的同一，犯罪構成要件相同，侵害同一法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屬接續犯，為實質上一罪。另起訴書固僅記載甲○○交付之其中2張偽鈔，對於陳忠福嗣後丟棄之另2張偽鈔則未敘及，惟此部分與原起訴事實本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究，附此說明。至於被告陳忠福行使偽造之通用紙幣以詐購物品，而詐得找取真實之通用紙幣及物品，本質上即含有詐欺之成分，自為行使偽造之通用紙幣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著有29年上字第1648號、42年臺上字第410號判例可資參照，不另論詐欺取財罪，併此敘明。次查，被告甲○○、陳忠福因一時心生貪念而交付及行使上開偽造之仟元紙鈔2張，所交付及行使之偽鈔數量不多，犯行尚屬輕微，對照其2人所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通用紙幣罪及之行使偽造通用紙幣罪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與其犯罪情節相較，實屬情輕法重，顯有堪資憫恕之處，本院認縱量處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均予酌減其刑。爰審酌被告2人僅因貪圖私利，交付及行使偽造通用紙幣，助長偽鈔之流通，鼓勵印製偽鈔之犯罪，紊亂社會交易秩序，對於國家金融貨幣政策及整體經濟之安定，潛在危害甚鉅，又被告甲○○前有賭博、竊盜等前科，於本案犯罪後一再飾詞卸責，態度不佳，而被告陳忠福自甲○○收受偽造通用紙幣後，主動提議行使之，並確實換得真鈔交付被告甲○○，本應重懲不貸，惟其收受偽造之通用紙幣後，僅使用2張而為警查獲，對於社會金融秩序及他人尚未造成重大危害，犯罪情節尚非嚴重，且被告陳忠福為警查獲後立即坦承犯行，並於偵查及審理中始終坦承犯行，可認其犯後已有悔意，另兼衡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被告2人所交付及行使之偽鈔數量不多，然其等之行為仍影響金融秩序等犯罪所生危害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再被告陳忠福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且家境不佳，育有4名年幼子女乙情，則有臺東縣臺東市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書1紙及戶籍謄本1份存卷可據，其因一時貪利、短於思慮，致觸法網，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尚須謀生而負擔家計，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併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扣案之偽造通用千元紙幣2張（鈔票號碼：HMI95475VJ、HMI95472VJ），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0條之規定宣告沒收之。至於被告甲○○交付與陳忠福之另外2張偽造通用千元紙幣，已經陳忠福丟棄於臺東市○○路與昆明街間之產業道路灌溉溝渠乙節，業據陳忠福陳述明確在卷，惟並無證據顯示上開偽造通用紙幣2張確已滅失，自應對此2張偽造通用貨幣一併為沒收之諭知。
四、公訴人於本院97年3月3日審判期日，以言詞追加被告甲○○涉嫌教唆偽證罪，及本件證人李美玲涉嫌偽證罪等犯行（見本院卷第106頁），均由本院另行審理，併此陳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96條第1項、第200條、第59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7年3月24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李水源
法官康文毅法官盧亨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