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47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12月26日
裁判案由：贓物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四七二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右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０九０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其基隆市○○區○○○路○○○巷○○弄○○○號二樓之住處，明知不詳姓名者所交付之眼鏡一批二百餘副，係被害人 洪璧屯 於八十八年八、九月間，在基隆市○○街路旁所失竊之贓物，竟仍加以收受，擬伺機將之出售；遂於當日，將之轉交不知情之證人丙○○，託丙○○幫忙脫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晚間九時三十分許，在基隆市○○區○○○路○○○號之二丙○○之住處，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被害人洪璧屯指訴歷歷，核與證人丙○○所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紙在卷可稽；被告初則供稱是「周亦文」要賣眼鏡，丙○○願意代售，其才代「周亦文」送眼鏡至丙○○住處；嗣則改稱是證人丁○○說是倒店貨，託其代為出售，其才託丙○○代售云云，前後不一，自不可信；何況，被告未查明來源即予收受，未查明價格即擬低價出售，自有贓物認識云云，而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收受贓物之犯行，辯稱：八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基隆市○○街其所租住之社區，其開計程車之同事丁○○開車載眼鏡前來，說該眼鏡是朋友工廠倒閉，急於求現，故託其代為售出；其因曾向丁○○購買多隻眼鏡，故不疑有他；當時，有其友乙○○也在場；其答應後，丁○○才開車到其深澳坑之住處，交付眼鏡二百餘副；嗣因其無暇出售，才轉託丙○○代售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 陳樸生 著刑事證據法第七章第三節第五三四頁）。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何況，告訴人或被害人與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述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其主要目的；因此，縱其指述並非單一，仍不得僅以其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再者，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五、經查：本案係丙○○被查獲之物品中，有眼鏡一批二百餘支；警察依丙○○所指而向被告查證時，被告當即承認是其於前一日託丙○○出售，並稱是丁○○因友人生意倒店而託其代售等情，業據證人丙○○、乙○○二人一致證明屬實。被告所辯應非虛假已然可見；設被告知其為贓物，既在丙○○處所查獲，並非在被告住處查獲，則被告避之唯恐不及，豈會坦白承認係其交付丙○○出售？茲被告既坦白承認，足見其心坦蕩，其不知該眼鏡之為贓物，自屬可能。尤有進者，該批眼鏡原屬一車眼鏡，丁○○和 楊東宏 （竊盜部分，均未經起訴）二人乘機將該車0併開走而竊取得手，為 楊明貴 親眼所見，丁○○並將其中一部分擬託楊明貴轉售，而為楊明貴所拒等情，並經證人楊明貴到庭證明無訛。對此，證人丁○○固然全部否認，惟其在否認時竟稱「當時」楊明貴在關，如何親見其行竊云云；茲證人丁○○既否認行竊，又如何知道所謂「當時」是指何時？「此地無銀三百兩」，已然可見。再參諸被害人指稱其失竊眼鏡有二千餘支，應是一車無疑，可見被告、證人丙○○、乙○○及楊明貴所述情節與事實相符，足堪採信。至於公訴人所指被告並非自始供出丁○○姓名部分，被告或出於保護自己，或出於保護他人，均未可知，依被告在刑事訴訟法本有之緘默權以觀，既不得因被告之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犯行，自亦不得因其陳述不一而推斷其犯行。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其不知該批眼鏡之為贓物等情，並無法排除其可能性，亦即被告所辯內容，極有可能為真；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贓物之認識，自無從推定其有收受贓物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三日
書記官陸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