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96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9月22日
裁判案由：殺人未遂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九六九號
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選任辯護人林維毅右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七０三四號、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０三一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丁○○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與告訴人丙○○原係男女朋友關係，丁○○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十五時許，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丙○○，行經高雄市○○區○○○路與大順路口時，被告因借錢未果與告訴人發生口角，告訴人要求被告停車並逕自下車後，被告竟尾隨而上，明知頭部乃人體要害，若施以重擊可能致命之情形下，不顧告訴人有死亡之危險，以右手持不明鈍器自後方朝告訴人右側頭部猛擊，致告訴人受有顱骨骨折、右硬腦膜下血種、腦水腫等傷害，被告見狀心生悔意乃緊急將告訴人送醫，告訴人始倖免於難，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情。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判例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右揭犯行，係以告訴人之指訴、證人即施行急救之醫師 李昆興 之證言為據，並以告訴人所受傷害係位於頭部右側，身上亦無其他擦挫傷，若係於緩慢車速之行車中下車跌倒所致，當不至於受有如此重大之傷害，且亦應受有其他輕重不等之擦挫傷，然告訴人身上並未受有任何擦挫傷，及告訴人受傷之部位與告訴人指訴被告猛擊之過程、位置均相符合等情為憑。訊據被告丁○○堅決否認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伊與告訴人發生口角後，告訴人未待其車子停妥即急於下車，因而跌倒受傷，當時時速約二十公里左右等語。
四、經查：
（一）本件告訴人丙○○於警訊中先稱事發地點係在「高雄市○○區○○○路（國際商工學校路旁）」（見警卷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偵訊筆錄），於本院審理時改稱係在「建國路及大順路口」（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訊問筆錄），嗣又改稱「我在大順路接近憲政路口一家胎毛筆門口下車，被告就拿東西從後打我頭」（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訊問筆錄），其前後指訴顯不一致；又關於受傷後之送醫過程，告訴人於警訊中先謂：「使我頭部嚴重受傷而昏迷不醒，他才將我送至高雄市○○○路（聖功醫院）救治」（見前述警訊筆錄），偵查中續稱：「但也是他送我去醫院的」甚明（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訊問筆錄），嗣於本院審理中卻改稱：「我受傷後有一男的路人問我為何躺在地上，我請他為我叫救護車，過一會兒救護車就來了」云云（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訊問筆錄），甚亦否認曾於偵查中陳稱被告將其送醫，另由告訴人即丙○○之父乙○○飾稱：「是我說的，當時我以為是被告送的」云云（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訊問筆錄），其指訴已反覆不一；且當日係由被告護送告訴人至醫院急救，此有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急診病歷附卷可資佐證，益見告訴人之指訴具明顯瑕疵，尚難逕予採信。另證人甲○○到庭結證稱：「我是陪同丁○○一起去看丙○○」、「（問：在醫院有無聽到他們談及受傷之原因？）丙○○之父說是丁○○打的，丁○○說是丙○○跳車受傷的」、「丙○○之父說是丁○○打丙○○時，丙○○是昏迷的」等語甚詳（見同上訊問筆錄），則告訴人既尚處於昏迷狀態中，自無指訴遭被告持鈍器重擊之可能，而告訴人即丙○○之父乙○○竟已認定告訴人丙○○係遭被告重擊受傷，且事後丙○○恢復意識後之指訴，又多所修正且適與事發當時並不在場之乙○○所述情節相呼應，則丙○○所言是否未受家人影響而與真實相符，尚非無疑，不能盡信。
（二）次查，被告所辯之事發地點，其地面為平坦之柏油路面，經本院至現場勘驗屬實，並有照片一紙可參（見勘驗筆錄所附照片三），而告訴人丙○○受有前述傷害，固有驗傷診斷書一紙在卷可稽，然其頭部所受之傷害是否遭鈍物重擊所致，尚無從認定，若撞擊平坦之柏油路面亦可能導致相同或類似之傷害，此除據證人即醫師李昆興於偵查中結證：「外力造成，包括重擊或跌倒都有可能」、「（問：就本案可否看出何物？）應是鈍物，但不排除跌倒撞及所致」明確（見偵卷八十九年二月十一日訊問筆錄）外，亦經本院送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屬實，此有該院八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八九）高醫附秘字第一三八八號函在卷可證，是既無法排除跌倒撞及路面成傷之可能性，尚不能逕認告訴人之前開傷害確係遭被告持鈍器重擊所致。
（三）再查，證人即施行手術之醫師李昆興雖於偵查中結證稱：「（問：身上除了頭部外尚有何傷口？）沒有明顯傷口」、「（問：頭部及四肢有無明顯擦傷？）沒有」、「顱骨也沒有明顯性外傷，臉部病歷沒有記載任何外傷」等語（見同上訊問筆錄），然告訴人既於頭部受有上開嚴重傷害且有生命危險（參見偵卷所附病危通知單），則衡情急救醫師緊急進行手術處理時，不無專注於頭部傷害而忽略其他非明顯傷害之可能，況告訴人丙○○於偵查中陳稱：「（問：當時你身體其他處尚有無受傷？）只有二膝蓋瘀血，手沒有淤傷，醫師只幫我開頭部的刀」甚詳（見偵卷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訊問筆錄），證人甲○○亦到庭結證稱：「（問：你至醫院看丙○○時，除頭部受傷外，尚有何處受傷？）臉部有擦傷」明確（見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訊問筆錄），是告訴人除前開頭部傷害之外，尚受有二膝蓋瘀血及臉部擦傷之傷害。從而，被告所辯告訴人係於車輛未停妥前即下車因而跌倒受傷之可能性，尚不能完全排除。
（四）末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問：你坐在被告車上時，有無發現車上有可用來打你的器具？）我沒注意」等語（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訊問筆錄），則其雖指訴被告持不明鈍器自後重擊其頭部等語，然該鈍器既未扣案，告訴人於事發前後亦未見到該鈍器之存在，則該鈍器是否存在，亦非無疑。此外，本案發生時間係在下午三時許，案發地點附近均有商店、行人，已經本院勘驗明確，有勘驗筆錄及照片可稽，若被告確有持鈍器重擊告訴人之頭部，竟無人報案或出面處理，尚與常情有違，是當時被告是否真有告訴人所指持鈍器重擊其頭部之行為，仍有合理懷疑。
五、綜上所述，告訴人丙○○之指訴既有明顯瑕疵而難以盡信，其頭部所受傷害亦不能排除係因跌倒撞及地面所致，且其二膝及臉部尚分別受有瘀血及擦傷之傷害，而公訴人所指被告用以重擊告訴人之之鈍器亦難證明確實存在，就公訴人所指之犯罪事實，尚難認為已無合理之懷疑。卷存證據資料既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秋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宋明中
法官周志賢法官葉啟洲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盧雅婷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