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1年訴字第333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2年03月31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三三三七號
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乙○○右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六四二五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丙○○無罪。
理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係以：被告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九十年間，向甲○○佯稱需款孔急，欲向甲○○借款新台幣（下同）二十萬元，丙○○並交付同額支票一紙，保證屆期必定返還借款，惟支票屆其竟未兌現，丙○○藉詞一再拖延，另於九十年八月九日簽發同額之本票一紙（票號：三四００三五）換回前述支票後，再向甲○○佯稱伊因商業往來需要十五萬元週轉，此次若週轉得過，即可連同之前所借之十萬元一併還清，並提出已填寫完畢之美商花旗銀行高雄分行為付款人、帳號000000000號、票號0000000000號、發票日九十年八月十七日（公訴人誤載為九十一年三月五日）之支票一紙，發票人處蓋上丙○○之印鑑之支票一紙，交與甲○○用以借款，致甲○○陷於錯誤再借與十五萬元，詎前述支票屆期甲○○持往提示，不僅存款不足，且支票實際發票人應為被告 王曼麗 （另經公訴人為不起訴處分）而非丙○○，故因印鑑不符而遭退票，甲○○始知丙○○係用偽造之支票借款，此時始知受騙，因認被告丙○○涉犯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此有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七０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次按刑法上偽造有價證券罪，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名義為要件，若以自己名義簽發，不論空白支票來源如何，因未冒用他人名義，自無偽造有價證券可言。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亦須以該有價證券出於偽造為前提。被告既以自己名義，簽發系爭支票，自非偽造有價證券，行使該支票之被告，揆諸前開說明，亦難以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相繩。最高法院著有八十年台非字第九八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行使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甲○○之指述，支票暨退票理由單各一紙為其論據。訊據被告丙○○則堅決否認涉犯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罪嫌，辯稱：是甲○○要求其拿別人的支票蓋自己的印章來借款，支票內容也是依甲○○指定所寫的，甲○○表示不會提示等語。經查：
㈠本件發票日期為九十年八月十七日，票號0000000000號、付款人美商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發票人記載為被告並蓋用其印鑑，支票背面並有被告背書之支票一紙，係王曼麗在上開銀行以帳號000000000號之支票帳戶所申領，且該紙空白支票是經王曼麗交付被告等情，業經證人王曼麗在偵訊中證述甚明，且與被告供述內容互核相符，並有上開支票影本附卷可查。由上情觀之，被告係以自己之名義簽發上開支票交付告訴人甲○○，揆諸前述最高法院之見解，不論其空白支票來源如何，既被告係以其名義簽發支票，即與刑法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構成要件有間，從而被告將其以自己名義簽發之支票交付甲○○而行使之行為，亦無構成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之可言。被告此部分所為，尚不構成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㈡雖公訴意旨另認被告持該支票一紙向告訴人甲○○借款十五萬元，致甲○○屆期
提示不獲兌現，始發現發票人是王曼麗等所為，另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罪嫌云云。然按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六０號判例認為，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經查，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已自承，「被告係其房客，其與被告經常有金錢往來，被告向其借錢時，其有要求被告拿票過來，我沒有在記支票戶頭，不知道是王曼麗的票。之後被告因為借不到票，才開始自行向銀行申請支票，但信用不好，亦遭退票。本件支票是由其看著被告寫的，才將錢借給她」等語，由上開陳述觀之，衡諸告訴人甲○○既與被告經常有金錢往來，對於被告有無申領支票，當甚為了解，足見告訴人在被告持上開支票向其借款之時，知悉被告並無請領任何支票，且被告所持支票，必非依被告本人帳戶所領得。而告訴人又親自監督被告填載支票內容，更當知曉被告係以其本人名義簽發支票。是被告交付本件以其名義所簽發，客觀上無法兌現之支票，固有詐術之施用，然告訴人甲○○亦無因此而陷於錯誤可言。再者，證人王曼麗於偵訊中經與本件被告隔離訊問中證稱：「當時（指借用空白支票之時）是約好，被告與房東（指甲○○）談妥之後再把票拿回來給我開，並給我蓋章，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問被告，她說房東要求那張支票要蓋她（指被告）的章，．．．他（指甲○○）不會軋進去」等語，此觀之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偵訊筆錄即知，證人王曼麗所述，與被告供稱係經告訴人要求始填載自己姓名乙節相符，是被告此節所言，自非子虛。既告訴人已同意被告自行填載王曼麗出借之上開支票，亦明瞭被告該支票並無兌現可能，益徵告訴人甲○○並未因被告交付上開支票而陷於錯誤。依前述說明，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符，無從因此認為被告構成犯罪。
㈢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犯罪。綜上，被告所為並不構成犯罪，至多僅屬民事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依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七庭
法官汪怡君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李梅芬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