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上易字第107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7月17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97年度上易字第1075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
現在臺灣臺中監獄苗栗分監執行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5305號中華民國97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67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丙○○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謂：㈠原審判決認本案欠缺被告行竊之直接證據，應成立收受贓物
罪，而不構成竊盜罪。惟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及贓物前科，理應知悉收受贓物罪之法定刑較竊盜罪輕，在委託 陳玉琪 出售贓物之事證如此明確之情形下，衡諸常情，被告自會評估上述不利之事證，對其造成何種影響後，或許坦承收受贓物之犯行，或許辯稱自第三人處收受，但不知為贓物云云，以規避較重之竊盜罪。但被告卻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未委託出售，亦與扣案之行動電話毫無關聯云云，被告自警詢、偵查乃至審理階段皆未辯解有自不詳之人收受該行動電話之情節，而起訴書亦未認定相同事實，既然被告無法交代贓物來源，法院又如何認定被告與被害人間尚有「第三人」存在，而有「收受贓物」之事實？㈡在司法實務上認定竊盜罪之成立，多非要求須直接證據，因
並非每一遭竊處所均設有監視器可攝得行為人行竊過程之畫面，且行竊過程中恰巧遭被害人或證人目擊之機率亦在少數，縱令現場採得被告之指紋，亦非得直接證明證明被告行竊之事實，故該指紋亦非屬直接證據，因此執法者所得蒐集之證據多數情況係間接證據。本案固缺乏直接證據，但綜合多數證人之證詞，應可合理研判得知被告係自被害人乙○○車上竊取行動電話後，委由陳玉琪出售牟利等事實。
三、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亦經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揭示甚明。又我國刑事舉證責任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63條條文及立法說明，檢察官對於構成要件該當性（包括客觀構成要件、主觀構成要件）、犯罪加重要件、處罰條件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至於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雖刑事訴訟法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事實有舉證責任，對於被告的舉證責任未作明確規定，被告若單純否認，當然沒有舉證責任，但被告為避免法官形成有罪心證，有實施防禦之權利，若被告進一步提出積極抗辯，被告為證明其抗辯為真實，除法律規定不需舉證的情形外（例如公眾週知、於法院已顯著或法院職務上已知的事實），原則上被告對之應負有「提出證據責任」（但不負終局的「說服責任」，即當事人一造使裁判者於證據調查後採信其主張之責任），若被告能證明至「有合理懷疑」程度，檢察官應就抗辯事由不存在負舉證責任，證明至「無合理懷疑」程度。雖「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惟以間接事實推定主要事實，仍應依理性的推論為據，實務上所謂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屬之。即甲事實存在若已被證明，乙事實則無直接證據證明，可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合理地推定乙事實存在，惟綜合各種間接證據，乙事實仍「存有合理懷疑」程度時，自不得遽以推論。舉例言之，某甲在與竊案發生時間、場所接近的時地持有贓物，若甲無法交待贓物來源，應可合理認定其竊盜。若甲持有贓物時間與竊案發生時間、場所相距較遠，其否認竊盜，又無其他證據證明其竊盜時，則不應遽予論以竊盜罪，至甲是否構成贓物或其他犯罪，應由檢察官另依全案證據加以追訴。
四、檢察官所指被告有竊取被害人乙○○所有之手機1支，既乏直接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持有並出售該贓物之行為雖有可議，然既查無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竊盜行為，則原審予以諭知無罪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非可採取，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7月17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官林榮龍
法官張惠立法官鄭永玉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凃瑞芳中華民國9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