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訴字第301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10月30日
裁判案由：違反公司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8年度訴字第3018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列被告因違反公司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98年度偵字第11911號），本院審理後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後，判決如下：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受化名為「 陳有財 」之不詳姓名男子之託，提供其身分證等證件，於民國88年
4月23日辦理 勇丞 有限公司之設立登記，被告並登記為勇丞有限公司董事。詎被告明知勇丞有限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猶以設立登記申請書、公司章程、銀行存摺影本等文件，表明已收足股款，然實際上，被告均未出資繳納任何股款，因認被告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著有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臺上字第86號、76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證據能力：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於法官面前所為之陳述（含書面及言詞），因其陳述係在法官面前為之，故不問係其他刑事案件之準備程序、審判期日或民事事件或其他訴訟程序之陳述，均係在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因此該等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應得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證人 謝沛蓉 於本院另案97年度訴字第3484號審理時以證人地位陳述，應有證據能力。
㈡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除顯有不可信之
情況外，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定有明文。此所謂「紀錄文書」，係指就一定事實加以記載之文書（例如戶籍謄本、不動產登記簿、前科資料紀錄表、收發文件紀錄簿及出入登記簿等是）；而所謂「證明文書」，則指就一定事實之存否而為證明之文書（例如印鑑證明、繳稅證明書、公務員任職證明、選舉人名簿等均屬之）。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祇要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若其內容不涉及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5814號判決參照）。從而，公務員基於行政上所製作之「勇丞有限公司案卷」文件，均係公務員職務上對於一定事實所為之記載，並不涉及主觀判斷或意見，依上述說明，應屬於上述條款所稱「紀錄文書」之範圍。且公訴檢察官、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無何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法取證情事，作為證據，應無不當，依前開說明，自均得為證據。
㈢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
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本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96年度臺字第3527號、97年度臺上字第483、1373號判決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所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立法者係以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甚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而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乃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謂得作為證據之「法律有規定者」之一，為有關證據能力之規定，係屬於證據容許性之範疇。本件證人 林耀昇 於前案偵查時，以關係人身分傳喚到案，而林耀昇於其自己所涉案件偵查時，係以關係人身分就其自己所涉案件而為陳述（檢察官訊問前已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應告知事項），揆諸前開說明，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證人即關係人林耀昇於前案偵查中之陳述，自有證據能力。
四、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犯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偵查中之自白。㈡勇丞有限公司登記卷宗影本1宗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甲○○固坦承為勇丞有限公司之人頭負責人，堅決否認有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犯行，辯稱伊只是勇丞有限公司人頭負責人而已，伊沒有參與勇丞有限公司之事務，勇丞有限公司資金如何繳納，伊完全不知情等語。經查：
㈠證人謝沛蓉（原名 謝麗榕 ）於前案即本院97年度訴字第3484
號偽造文書案件審理時已證稱：甲○○不是勇丞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該公司實際上的負責人是一個叫陳有財的人及伊的配偶林耀昇，當初伊聽甲○○說要擔任勇丞公司的負責人，是陳有財與林耀昇跟甲○○說的，陳有財是負責該公司的財務狀況，並處理公司大小事情等語（見本院97年度訴字第3484號卷第42頁背面至44頁），核與被告所辯相符，並有勇丞有限公司案卷1宗附卷可稽。雖證人林耀昇於前案偵查中供稱：勇丞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是甲○○，該公司伊轉讓給甲○○的云云（見97年度偵字第11008號偵查卷第58至59頁），惟勇丞有限公司於88年4月26日設立登記時，即以被告為該公司負責人（董事），證人林耀昇並未登記為董事或股東，有勇丞有限公司登記案卷足憑，故證人林耀昇證述勇丞有限公司係其轉讓予被告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綜上，足認被告僅只提供證件擔任勇丞有限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尚無從證明被告有何實際參與勇丞公司經營情事，被告辯稱其係勇丞有限公司人頭負責人等語，應堪採信。
㈡按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
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虛偽表明收足者，係指投資人有入股之意思及行為，於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時，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虛偽表明收足者為限。若其本無入股之意思，即無所謂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之問題（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4949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查被告僅係出借名義供他人進行公司登記之俗稱「人頭」角色，實際上被告既無出資入股之意願，揆諸前揭說明，應無構成公司法第9條第1項罪名之可言。從而，被告上開所為即與公司法第9條第1項罪名之構成要件有間，自難以公司法第9條第1項刑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及其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使本院就被告上開公司法第9條第1項犯行，產生確信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8年10月30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官楊文廣
法官周玉蘭法官柯志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陳靖騰中華民國98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