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8年上訴字第152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2月03日
裁判案由：搶奪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8年度上訴字第1525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搶奪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743號中華民國98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46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同案被告 潘建南 ，先基於共同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8年2月1日18時20分許，在高雄縣鳳山市○○○路○○○巷內（五甲市場），由潘建南下車伸手拿走，乙○○在機車上擔任把風方式，竊取丙○所有放在攤位上內有400元之鋁製盒子1個，得手後騎車逃逸；又共同基於搶奪之犯意聯絡，於98年2月1日19時許，在高雄縣鳳山市○○路與善美路口，由潘建南下車向甲○○○佯稱要購買大腸及香腸，趁甲○○○專心做生意不及防備之際，以潘建南下車行搶，乙○○在車上擔任把風方式，搶奪甲○○○放置攤位上內有2,500元之便當盒1個，在甲○○○不及取回前，即騎車逃逸。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320條第
1項之竊盜罪嫌及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嫌。
二、證據能力部分：㈠被告乙○○雖曾爭執同案被告於98年2月3日警詢筆錄之證
據能力，惟同案被告潘建南於警詢中明確陳述其所犯98年2月1日、98年2月2日之竊盜、搶奪等案件，與其共同犯罪之人均為被告乙○○，嗣於原審審判中行交互詰問時則改稱被告乙○○僅有參與98年2月1日之竊盜、搶奪犯行，並未參與98年2月2日之竊盜犯行云云（見原審卷第173頁），本院審酌潘建南與被告乙○○為朋友關係，並無仇隙，且其不利同案被告之證述亦同時會導致自己受刑事處罰，衡情應無故為不利自己及其他同案被告陳述之動機及必要，其虛偽陳述之危險性不高。又其在警詢陳述時之時點，與案發時間接近，記憶較為鮮明，較少會受到強暴、脅迫、詐欺、利誘或收買等外力之影響，其陳述較趨於真實，況上開案件均係因被告潘建南自首而查獲，更無虛構之可能，而可信為真實，為求發現實體真實，自應採取上開證人之警詢陳述，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且上開證人於原審審判中並經被告之辯護人進行詰問，均給予被告對質之機會，是本院審酌上情，認證人潘建南上開警詢陳述，顯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復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否所不可欠缺，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所引用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各項證據，均逐
項於審理程序中詢問當事人並使其就證據能力之有無表示意見，除上開被告及其辯護人有爭執者外，均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65頁），另本院審酌前開言詞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均屬正常，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適當作為證據，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上開陳述均具有證據能力。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資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共犯之自白，性質上仍屬被告之自白，縱先後所述內容一致，或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人以被告乙○○涉犯上開竊盜、搶奪罪嫌，無非以共犯潘建南之警、偵訊之證述為其論罪之依據，訊據被告乙○○堅決否認有於98年2月1日與被告潘建南共同前往上開犯罪地點為竊盜及搶奪之犯行，並辯稱：我是98年2月2日與潘建南到五甲市場去的，2月1日我並沒有去。我只有參與水果攤及鹹酥雞的案子，我只有跟潘建南一起出去過一次等語（見原審卷第164頁）。
五、經查：㈠證人即同案被告潘建南雖於警詢中及偵查中證述：在98年2
月1日、98年2月2日與伊一同犯罪的人均為被告乙○○云云，然於原審審理中行交互詰問時，則先稱：在98年2月1日、98年2月2日與伊一同犯罪的人是不同人。98年2月1日所犯的是和乙○○，98年2月2日是姓「祝」（音譯）的約20幾歲的男生等語（見原審卷第173頁）；嗣又稱「（你在警、偵訊中具結作證時，都說98年2月1日18時20分的搶案是夥同乙○○行竊，是否實在？）我在警局時，要說另外一個人時，警察就叫我指認乙○○」、「（那一次和你共犯竊盜的人年籍為何？如何聯絡？）他都在遊樂場才找得到，他姓「祝」。」觀之證人即同案被告潘建南上開證詞，其關於被告乙○○究參與何犯罪行為，其先前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與在原審之證述並不一致，且縱同在原審審理中，亦有不一致之情形，雖其警詢證述具有證據能力，但被告乙○○是否確有參與被告潘建南98年2月1日之犯罪行為，已非無疑。
㈡再經原審傳喚證人即被害人丙○、甲○○○到庭，渠等雖均
證稱於案發當天有2人一起犯案，一個下手行竊或行搶，另一個在前面機車沒有熄火（接應），但均證稱行竊或行搶者為男性，至於騎機車之人究竟是男性或女性，渠等均無法辨識等語（見原審卷第167、169、171頁），是以由上開被害人之證述亦無法認定被告乙○○是否有參與98年2月2日之竊盜、搶奪案件。
㈢綜上，本案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上開98年2月1日之竊
盜及搶奪罪嫌，僅得提出潘建南前後指訴不一之證述，別無其他證據足以擔保該共犯不利證述之真實性，公訴人於審判中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乙○○上開犯罪事實，依上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應認被告此部分竊盜、搶奪犯行尚屬不能證明，詳如前述，依首開說明，自應就此為被告乙○○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竊盜罪及搶奪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2月3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官莊飛宗
法官陳明富法官蔡廣昇本判決竊盜部分，不得上訴。
搶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9年2月3日
書記官曾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