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377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上訴字第37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2年05月28日

裁判案由：偽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102年度上訴字第377號上訴人即被告 洪安娜 選任辯護人 林道啟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877號中華民國101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43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洪安娜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犯罪事實
一、洪安娜明知臺灣中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酒公司）並未於民國96年7月13日上午11時許，在中酒公司會議室召集董事會改選董事長，且亦明知證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供前或供後具結，應據實陳述，不得為匿、飾、增、減之虛偽陳述，竟為迴護其父 洪振輝 ，而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00年8月2日上午9時30分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421號洪振輝被訴偽造文書案件審理時，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15法庭，以證人身分到庭作證，經該案承審合議庭審判長告知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拒絕證言權、證人之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依法命其朗讀結文內容且在結文上簽名具結後，就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即中酒公司有無於上開時、地召集董事會改選董事長乙情，供前具結而虛偽證述：「（受命法官問：妳當天在台北所以妳沒有回來？）我有下來，我後來下來參加董事會。」、「（受命法官問：妳下來參加董事會的時候，有哪些人在現場開會？）我就只有看到我爸跟我媽。」、「（受命法官問：你們當天董事會主席、記錄各為何人？）我爸是主席，我是記錄。」、「（受命法官問：你們當天董事會內容為何？）就是選董事長。」等語，足以影響該案判決結果及正確性。
二、案經 黃百祿 、 郭文村 委由 張富慶 律師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發後，由該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不問係其他刑事案件之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或民事事件或其他訴訟程序之陳述，均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證人 詹益豐 、 詹王寶嬌 、 王惠齡 等人，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421號案件、本院100年度上訴字第2281號案件審理時，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稽其立法理由，乃謂現階段檢察官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多能遵守法律規定，無違法取供之虞，故原則上賦予其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祇於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否定其證據適格（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詹益豐、詹王寶嬌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4756號案件98年4月7日檢察官偵訊時；證人詹益豐於該署98年度偵續字第439號案件99年5月10日檢察官偵查訊時；證人郭文村於該署98年度偵續字第439號案件99年2月2日檢察官偵訊時；均以證人之身分陳述，經檢察官告以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於命證人朗讀結文後具結，其等係於負擔偽證罪之處罰心理下證述，並以具結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又無受其他不當外力干擾之情形，被告及選任辯護人亦均未指摘檢察官在為上開偵訊時，有任何不法取供之情形，是客觀上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則上開證人於各該次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三、末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項規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均係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暢進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屬於傳聞法則之一環，基本原理在於保障被告之訴訟防禦反對詰問權。是若被告對於證據之真正、確實，根本不加反對，完全認同者，即無特加保障之必要，不生所謂剝奪反對詰問權之問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審判外之其餘相關證據，固屬傳聞證據，惟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及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洪安娜，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不諱，核與證人廖來旺於原審之證述（見原審卷第244至249頁）；證人郭文村於本院100年度上訴字第2281號案件偵查中之陳述（見98偵續字第439號影卷㈠98頁）；證人王惠齡於本院100年度上訴字第2281號案件之偵查、原審及本案偵查之陳述、證述（見98偵續字第439號影卷㈠第97至103頁、100訴字第421號影卷第100至108頁）；證人詹益豐於本院100年度上訴字第2281號案件之偵查、原審及本案偵查之陳述、證述（見98偵字第4756號影卷㈠第205頁、98偵字第4756號影卷㈡第11頁、98偵續字第439號影卷㈡第12至13頁、100訴字第421號影卷第100至108頁）；證人詹王寶嬌於本院100年度上訴字第2281號案件之偵查、原審及本案偵查之陳述、證述（見98偵字第4756號影卷㈠第205頁、100訴字第421號影卷頁第100至108頁）等情節相符。復有原審100年度訴字第421號案件100年8月2日審判筆錄、證人洪安娜結文（見100年度訴字第421號影卷第105至106、第115頁）、臺灣中酒股份有限公司96年7月13日上午10時出席董事會簽名單、臺灣中酒股份有限公司
96年7月13日上午11時出席董事會簽名單、經濟部中部辦公室96年7月27日經授中字第00000000000號函、臺灣中酒股份有限公司96年8月1日中酒字第00000000號函、臺灣中酒股份有限公司96年7月13日上午10時、11時股東臨時會議事錄、96年7月13日出席董事會簽名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台中分行101年9月18日合金西台中人字第0000000000號覆函及檢附員工差勤管理要點、考勤卡鐘管理卡領用登記簿、員工公出登記簿等附於原審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2至63頁、第65至66頁、第199頁、第203至204頁、第205至206頁、第234至237頁）。
二、是以，被告既明知中酒公司未於96年7月13日上午11時，在中酒公司會議室召開之董事會，竟仍於100年8月2日原審100年度訴字第421號洪振輝被訴偽造文書案件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自堪認其有偽證之犯意及行為。則被告前開自白顯與犯罪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偽證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168條偽證罪係以證人、鑑定人、通譯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構成要件；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23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刑法上之偽證罪，為形式犯，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而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故為虛偽陳述，其犯罪即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至於其虛偽陳述，法院已否採為裁判或檢察官據為處分之基礎，或有無採為基礎之可能，皆於偽證罪之成立無影響（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8127號判例、84年度台上字第39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被告明知中酒公司並未於96年7月13日上午11時許，在中酒公司會議室召集董事會改選董事長，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原審100年度訴字第421號被告洪振輝偽造文書案件，100年8月2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後，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陳述，已足生影響該案裁判之結果，縱其所為證言未為承審法官於該案判決中所採信（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421號判決書，附於原審第84至89頁），然依前揭說明，亦不影響其偽證犯行之成立。是核被告前開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適用刑法第168條規定，並審酌被告身為證人，本應依循個人親身經歷誠實作證，竟在法庭上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於供前具結後虛偽陳述，藐視證人到庭作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妨害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影響司法裁判之公正性，無端耗費司法資源，犯罪所生危害非輕，行為殊不可取，惟念及其並無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係為迴護其父即另案被告洪振輝、犯罪手段平和及犯罪後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被告為案外人洪振輝之獨生女，其所有中酒公司股票為洪振輝陸續贈與，96年7月13日被告還在就學中。請求法院審酌被告所為係出於對父親之孝心，且尚未接受社會歷練，欠缺對事物利害判斷之能力，請免除執行其短期自由刑之宣告云云。然均與被告所犯偽證行為無涉，自難以此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是被告之上訴並無理由，自應駁回。
三、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全部犯行，尚知悔悟，諒其經此偵、審程序，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再參諸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之手段，所加之制裁，惟刑罰之積極目的，則在預防犯人之再犯，故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之目的。是以，審酌被告目前仍在國立大學就讀研究所中，此有在學證明1紙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3頁），若科以刑罰，恐致影響其學業，故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深植被告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本院認其緩刑有附加適當之緩刑條件之必要，考量被告目前仍在就學中，倘若緩刑附加條件「付保護管束」，則被告在保護管束期間，該部分之執行自有時間上之困難，且嚴重影響被告正常生活及學習，審酌上情，本院不裁量「義務勞務」或「法治教育（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方式（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執行「義務勞務」或「法治教育」，均「應付保護管束」），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斟酌本件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曾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合意，並依協商內容支付新臺幣10萬元予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嗣經原審撤銷認罪協商裁定，並駁回檢察官認罪協商之聲請等情（見原審卷第29至36頁、第44至45頁）命被告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5萬元，俾收啟新及警惕之效。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道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2年5月28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官康應龍
法官吳進發法官林三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江丞晏中華民國102年5月28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