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易字第121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2年01月17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1年度易字第1219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明順
蘇美珍共同選任辯護人邱明政律師上列被告等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年度偵字第18
2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徐明順、蘇美珍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徐明順、蘇美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1年5月6日下午5時許，在高雄市○○區○○路○○號之楠梓高中籃球場旁，見李○○所有放置於上址籃球場旁之白色塑膠袋及其內裝之NOKI
A牌（型號5310）之黑紅色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鑰匙1串、舒跑及黑松
FIN運動飲料各1瓶，由被告徐明順徒手竊取上開物品得手後，逐項將上開物品交予被告蘇美珍。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可資參照）。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同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又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32年度上字67號判例參照）。
三、另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件尚無論敘說明證據能力之必要，合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共同涉犯前開竊盜罪嫌，無非以被告2人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楠梓高中監視器翻拍照片4張、監視器光碟1片、門號0000000000及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記錄、GOOGLE地圖4紙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2人雖坦承拿取前揭物品，然均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均辯稱：我們2人平日在楠梓高中撿拾回收物，而在該校廁所旁垃圾桶內撿到前揭物品，且只取走2個空瓶，並將手機、鑰匙放在圍牆上，另將塑膠袋放在圍牆下，絕未在籃球場竊取前揭物品等語。經查：㈠告訴人李○○所有之前揭物品，於前揭時、地遭竊，且被告
2人於同日稍後行經楠梓高中某廁所前，被告蘇美珍手持前揭物品之事實，業據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坦承在卷（見審易字卷第25至26頁，易字卷第53頁反面、第54頁正面），核與證人李○○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見警卷第8至9頁，偵卷第34頁，易字卷第45頁反面）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翻拍照片4張附卷可參（見警卷第11至12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證人李○○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日我將塑膠袋放在籃球架
旁，打球時我有注意袋子是否還在該處，直到打最後1場比賽，才發現袋子不見了；又這段期間，有不是打球的人在該處走動，且在我發現袋子不見之前，並未在籃球場見到被告
2人，我是從監視畫面看出被告蘇美珍拿著我的東西，所以認為是被告2人所偷等語（見易字卷第46頁正面、第47頁、第48頁正面）。依此，證人李○○於打籃球時，曾有非前來打球之人在該處逗留，除未見到被告2人出現在該處外，並隨時注意放在籃球架旁之物品是否遭他人拿走；且係根據監視錄影畫面顯示被告2人行經廁所時，被告蘇美珍持有該塑膠袋及手機、保特瓶、鑰匙等物，乃認為被告2人竊取該等物品，並未目擊被告2人在籃球場取走塑膠袋及其內物品等情。是尚難以證人李○○之證述，遽認被告2人確有竊盜之犯行。
㈢證人李○○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發現遭竊後，隨即在楠梓
高中籃球場四周尋找，過了約半小時才在女廁旁的圍牆上找到鑰匙，而塑膠袋則放在圍牆的角落等語（見易字卷第45頁反面、第47頁正面），核與被告蘇美珍於本院審理中供稱：
我將手機及鑰匙放在圍牆上，並把塑膠袋放在圍牆下等語（見易字卷第54頁正面）相符，可見被告2人確實於行經女廁後，將塑膠袋內之鑰匙放置在女廁旁之圍牆上，並將塑膠袋放在該處地上無誤。依此，被告2人之舉措，顯然與行竊之人為減低遭查獲之風險，除取走現金或其他有價值之物外，多會將其所認無用之物丟棄之行為不符；參以被告2人為具有通常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應無在竊得他人之物品後，刻意將部分竊得之物品擺放在明顯處，增加失主尋獲之機會，導致犯行曝光之危險。又被告2人長期在楠梓高中撿拾保特瓶之事實，除據證人李○○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會在星期六、日前楠梓高中打籃球，曾見過被告2人在校園內撿拾保特瓶等語（見易字卷第48頁反面）外，並經楠梓高中100年6月初版之「楠高青年」報導屬實（見該刊物第58頁），故被告2人於翻找校內垃圾桶時發現告訴人遭竊之塑膠袋及手機等物，非無可能。是被告2人辯稱；我們是在廁所外的垃圾桶內撿到塑膠袋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㈣被告徐明順之住所及楠梓高中之所在，分別為高雄市○○區
○○○路○○巷○號、清豐路19號，二處相距不遠，且清豐二路與高雄市○○區○○○路相交，及被告徐明順之住所與土庫一路60號之直線距離，近於楠梓高中與土庫一路直線距離之事實，有被告徐明順之年籍資料、GOOGLE地圖附卷可參（見偵卷第30、36、37頁）；又告訴人使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於遭竊前之101年5月16日16時24分許，曾與0000000000號電話（申設人為告訴人之父 李清文 ）聯繫約40秒，其通話基地台之位址始於高雄市○○區○○街○○○巷○○號4樓頂，終於高雄市○○區○○○路○○號4樓頂等情，亦有告訴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0000000000號電話申設人資料及通聯記錄、0000000000號電話申設人資料 可佐 （見警卷第20頁，偵卷第12頁，易字卷第13頁）；參以證人李○○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101年5月6日下午3點多抵達楠梓高中籃球場，一直打到下午5點多都沒有下場休息等語（見易字卷第45頁反面、第48頁正面），可見證人李○○於同日16時24分許，持用0000000000號電話與0000000000號電話使用者結束通話時，其人已在楠梓高中，且通話之基地台位在高雄市○○區○○○路○○號4樓頂無訛。據上，被告徐明順之住處距離土庫一路60號更近於楠梓高中，則在其前揭住處通話，亦經由土庫一路60號4樓頂之基地台提供服務，尚與常情相符；復參以一基地台通常涵蓋之面積可達方圓數百公尺，不同門號之電話透過同一基地台提供服務，則未必在同一地點發話或受話，是尚難以被告徐明順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於案發當日19時33分許，與告訴人遭竊之0000000000號電話於同日19時21分許使用同一基地台提供服務，遽認被告2人斯時仍持有告訴人之手機，是被告辯稱：我們沒有竊取告訴人的東西等語，尚非不可採信。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為有罪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確切之證據足資證明被告
2人有前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本諸「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對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來裕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2年1月17日
刑事第五庭法官方錦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102年1月17日
書記官陳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