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9年上訴字第164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6月18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9年度上訴字第1642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選任辯護人王世豪律師
張立業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1號，中華民國99年3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235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乃香港聯合快遞公司派駐臺灣地區之業務代表，負責遞送業務，而警星企業社係軍事模型玩具進口商，自89、90年起將其所進口貨物報關、配送取貨等相關事宜，委由甲○全權處理，然因甲○並非關稅法第22條所定之「報關業者」，故甲○將警星企業社進口貨物報關之相關事宜，委由「威星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星公司，當時是由 陳洧豪 向威星公司借牌代為處理報關事宜】處理，嗣甲○基於偽造私文書以行使之犯意，於92年7月30日前之某時在臺灣某地區，擅自委請某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刻「警星企業社」及「 樊紀允 」之印章各1枚後，於92年7月30日前之某時在臺灣某地區持以在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第CE/92/471/42261號、第CE/92/471/42264號、第CE/92/471/4226
5號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所附之個案委任書上用印，並交付予不知情之威星公司負責處理海關驗貨之陳洧豪，持向財政部臺北關稅局行使以供查核。嗣因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接獲財政部臺北關稅局函文，循線查獲上情。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移送偵辦，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即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即，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此分別有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分別著有判例可參。
三、被告及辯護人對後引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卷第18頁），且觀其製作取得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狀，均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述罪嫌，主要係以①被告於桃園調查站及偵訊時自承提單號碼分別為第CE/92/471/42261號、第CE/92/471/42264號及第CE/92/471/42265號之個案委任書上關於委任人、委任人統一編號及地址等資料，均為伊書寫；②證人陳洧豪於桃園調查站之證述、於臺北關稅局政風室之訪談紀錄、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③證人樊紀允於桃園調查站之證述、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等供述證據，④香港聯合快遞提單3份（號碼分別為30298號、30151號、31453號）；②財政部臺北關稅局92年10月21日北普政密字第0920200486號函暨隨函所附之進口快遞申報單影本3份【提單號碼分別為第CE/92/471/42261號、第CE/92/471/42264號及第CE/92/471/42265號】；⑤進口廠商登記申請書1紙等為據。
五、訊據被告固不諱言：上開3份個案委任書【提單號碼分別為第CE/92/471/42261號、第CE/92/471/42264號及第CE/92/471/42265號】上關於委任人、委任人統一編號及地址等資料係伊書寫等情，惟堅決否認有偽造印文、偽造文書犯行，辯稱：上開3份個案委任書上關於「警星企業社」及「樊紀允」的章都不是 伊蓋 的，應該是報關行自己蓋的，且上開3份個案委任書上的章所蓋之位置也不一樣等語（參本院卷第13頁反面至第14頁反面）。經查：
（一）有關系爭委託書上之「警星企業社」及「樊紀允」之印文，非屬真正，而委託書上文字係被告字跡等情，業據證人樊紀允證述屬實（偵卷第13頁背面），被告對此亦不爭執，並有委任書在卷可參，此部份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辯稱：是有寫系爭委任書，但其上關於「警星企業社」及「樊紀允」的章都不是伊蓋的，應該是報關行自己蓋的乙節，證人陳洧豪證稱：客戶係以傳真方式提供個案委任書，且客戶僅需填寫委任人之部分，其餘係由威星公司自行填寫等語（原審桃簡字卷第73頁背面），而觀諸系爭個案委任書原本所示：關於委任人相關欄位，係呈現黑色影印字跡，關於「威星」及提單號碼等字樣則是呈現藍筆或黑筆書寫字跡，關於警星企業社大、小章部分，係呈現紅色印文等情（同上卷第99，101，104頁），系爭委任書既係以傳真方式給證人陳洧豪之公司，果確係被告蓋上偽造之警星企業社大、小章後，再傳真給威星公司，則上開委任書上關於委任人相關欄位及警星企業社大、小章部分，均應呈現黑色影印字跡及印文，然如前所述，僅關於警星企業社大、小章部分，呈現紅色印文等情，顯見，該印文並非傳真前已存在，而係傳真後為之。則被告此部份所辯，即非無據，非不可採。
（三）被告辯稱：無偽造故意與動機，亦無與偽造者有犯意聯絡乙節，證人陳洧豪於原審證稱：伊當時向威星公司借牌，而被告是委託威星公司幫忙處理報關事宜，雖然海關有規定要出具個案委任書，但通常係於貨物檢驗有問題，才會要求補個案委任書。伊通常是於海關請伊補個案委任書後，才會請客戶補個案委任書，而依其公司的作法，客戶通常係用傳真之方式補個案委任書，除非海關要求提供個案委任書之正本時，才會請客戶用寄的。一般來說客戶於個案委任書中僅需填寫委任人之部分，其餘部分（包括日期）係由伊填寫後，再由伊將個案委任書轉交給海關查核，此外，公司內只有公司小姐與伊會接觸到個案委任書，亦即係由公司小姐請客戶補個案委任書後，將客戶傳真之個案委任書交給伊提供給海關查核。而本件提單號碼分別為第CE/92/471/42261號、第CE/92/471/42264號及第CE/92/471/42265號之3份個案委任書上之「威星」及提單號碼等字樣係伊寫的，但個案委任書上警星企業社之大、小章，係公司小姐交給伊時就有了，另上開3份個案委任書均是由小姐交給伊，伊再交由海關報關等語（同上卷第72頁反面至第75頁正面）；證人樊紀允於原審證稱：伊從89、90年間即委託被告幫忙處理報關事宜，伊與被告之合作經驗中，貨物有問題之情況很少，且因伊是負責人，故貨物有問題時，伊一定會知道，而伊之所以提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偵字第23508號卷宗第144頁所附之個案委任書給被告，係因被告告知伊報關上有需要，而因伊與被告合作已久，且伊與被告間有信任關係，故伊就提供該紙個案委任書給被告。此外，因伊與被告合作已久，是於被告要求時，伊會提供文件或公司之大、小章給被告等語（同上卷第75頁反面至第76頁正面）。據此，被告欲取得警星企業社所出具之個案委任書並無困難，且於貨物有問題時，被告僅需以傳真方式，將個案委任書傳真予威星公司，以利威星公司提供相關資料予臺北關稅局查核，是於被告已取得警星企業社之信任下，被告欲取得蓋有警星企業社大、小章之個案委任書並非難事，是被告實無偽刻警星企業社大、小章之動機及必要。且無證據足證被告與偽造者有何犯意連絡，與行為分擔。此部份所辯，不違情理，非不可採。
綜上，檢察官所提證據，尚有合理懷疑空間，不足確信被告有何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犯行。此外，查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此部分犯行，揆諸上揭規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諭知被告無罪。
六、原審同此認定，諭知被告無罪，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證人樊紀允所述，可知其未概括授權被告寫委託書，則被告書寫系爭委託書，即屬無權製作，而為偽造文書等語，然查：証人樊紀允於原審固稱：與被告往來多年，沒什麼文件，只有貨物出問題才找我們等語，似指未概括授權，惟對已蓋章之空白委託書（偵卷第144頁）交付與被告乙節，則稱：被告說有需要，因合作久了，有信任就給他等語（同上卷第74頁），若未概括授權，何以交付空白委託書並蓋章？是上訴意旨，不無誤會，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究竟是誰偽造本件文書，應由檢察官依法偵辦，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春麗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6月18日
刑事第十八庭審判長法官吳鴻章
法官汪梅芬法官周政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廖純瑜中華民國99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