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35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6月05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五０號上訴人世睦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陳麗珍 代理人楊丕銘律師被告甲○○
乙○○上列上訴人因自訴被告等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六年度重上更（一）字第二三三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自更（一）字第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被告等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世睦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上訴意旨略稱：原判決認定系爭十八紙支票非被告甲○○、乙○○所交付予上訴人，其認定顯未斟酌上訴人所提出之諸多事證，其判決違法：（一）、原判決就「何以系爭十八紙支票僅其中第一紙上有甲○○之背書」一節之認定，對上訴人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原審所提出書狀記載之內容未說明不採納之理由，即謂「上訴人就何以系爭十八紙支票僅其中第一紙上有甲○○之背書一節」，復無法作出一合理解釋，並據此質疑上訴人所提各項明確證據，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二）、原判決就「系爭第一紙 鍾國誠 支票有甲○○之背書，而鍾國誠復證稱：其交付系爭二紙支票予甲○○」之事證，何以不能證明「至少系爭第二紙鍾國誠支票亦為甲○○所交付予上訴人」之事實，未予說明理由，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三）、原判決對上訴人所提出之對帳單等資料、另自訴人（林陳麗珍等）與甲○○之對話錄音帶及譯文，未說明不予採納之理由，自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四）、原判決對上訴人所提出「由各紙支票之筆跡暨 曾先旺 、 吳光明 於錄音帶中所自承之內容綜合以觀亦可得證」之主張，未說明理由即不採納，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等語。
惟查原判決以上訴人世睦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自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乙○○二人明知甲○○之支票帳戶已列為拒絕往來戶，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八十二年間推由甲○○出面請託上訴人載運砂石，並以乙○○之支票支付運費，計自八十二年九月至十月間，甲○○持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５至所示總額共計新台幣（以下同）八百九十九萬六千四百元之人頭支票（下稱系爭支票）十八紙，向上訴人或借款或支付運費，被告等所交付予上訴人之系爭支票十八紙，如未經發票人授權簽發，被告等竟簽發該等支票，則彼二人此部分犯行應涉犯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嫌等情。係以該附表一編號５至22所示之系爭支票十八紙係被告甲○○、乙○○二人交付予上訴人，各該支票既未經發票人之允許而簽發，衡情自係被告等所偽造為主要論據，並提出系爭支票十八紙、帳冊三紙、對帳單二紙及錄音帶譯文等為證。然訊之被告等均堅決否認有此部分犯行，辯稱：除該附表一編號５之支票係甲○○所交付者外，其餘支票均非伊等所交付及系爭支票十八紙均非伊二人所簽發，伊二人並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等語。經查：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支票十八紙中，僅有編號５所示之支票經甲○○背書，其餘支票則均未經甲○○或乙○○背書，有系爭支票十八紙在卷可稽，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按諸一般商業交易慣例，收受他人交付之客票，當要求前手背書以保障票據債權，乃上訴人所持有之系爭十八紙面額共八百九十九萬六千四百元之客票中，竟僅一紙客票經甲○○背書，衡情若認其餘未經被告等背書之客票十七紙，亦係被告等所交付，已與一般商業慣例有違。或謂上訴人與甲○○生意往來長久，情誼深厚而未要求甲○○背書，或忘記要求甲○○背書，然而就編號５所示之支票為何又有甲○○之背書，上訴人復無法做一合理之解釋。況該編號５所示之支票，其發票日為八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而其餘支票之發票日則均在該日之後，上訴人於收受編號５所示之第一紙支票時，既已知悉要求甲○○背書，則其後之支票又豈有不知要求被告等背書之理，足見上訴人主張系爭編號６至22所示之支票十七紙亦係被告等所交付，尚難輕信。至於上訴人另陳稱：因甲○○與上訴人素有往來，致上訴人對其尚屬信任，而甲○○與上訴人往來時原係使用乙○○之支票，其後當甲○○持來第一紙發票人為鍾國誠之客票時，甲○○為取信上訴人而主動在該紙客票上背書，然上訴人並未翻看該紙支票背面有無甲○○之背書，即因信任甲○○而予收受，甲○○見上訴人並未要求其在客票上背書，致其在以後陸續交付之客票即樂得不予背書，而上訴人自亦不以為意，此即甲○○所以僅在其交付予上訴人之第一紙客票上背書之原由等語。要屬上訴人片面之詞，且與常情有違，自無足取。又上訴人指被告等積欠其運費二百六十六萬九千二百三十九元，借款四百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元，合計共六百八十萬三千四百十一元，惟其持有之系爭支票十八紙之總金額卻為八百九十九萬六千四百元，二者相差達二百十九萬二千九百八十九元之多，則上訴人主張係因被告等積欠其運費及借款共六百八十萬三千四百十一元，因而持有彼等所交付之系爭面額共八百九十九萬六千四百元之支票十八紙，其真實性已有可疑。再者上訴人所提之系爭支票十八紙，其發票日均集中在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二個月內，且主張此係二個月內之運費及借款。按諸上訴人既受甲○○之委任而載運砂石，衡情自應保留有甲○○或龍原砂石場員工所簽認之載運清單，以供將來結算之用，乃上訴人迄至原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止，均未提出任何運送清單或相關資料，以資證明其於上開期間確曾替甲○○載運砂石。另上訴人指稱被告等持票借款部分，亦未提出任何交付借款之證明，則上訴人主張系爭編號6至22所示之支票十七紙亦係甲○○交付予其作為借款、支付運費之用，亦乏證據足資證明。再依上訴人之陳述，即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其取得系爭支票十八紙之經過情形，其中該附表二編號９所指之四紙支票（按即系爭編號13、18、19及22所示之支票）及附表二編號15所指之三紙支票（按即系爭編號12、14及20所示之支票），均係甲○○持向上訴人調借現款之用，因上訴人並無多餘資金，致未出借現金予甲○○。果真如此，該七紙支票既係甲○○為調借現款而持交上訴人，甲○○當時應係短缺資金週轉，則其於無法向上訴人調借得款項時，按理應立即取回系爭七紙支票，始符常情，而依當時兩造關係，甲○○亦無不能索回之情形，乃竟未索回支票，亦與經驗法則有違，足見上訴人主張系爭編號13、18、
19、22、12、14、20所示之七紙支票係被告等所交付，亦難輕信。雖上訴人提出對帳單二紙（或稱對帳文件、會帳單），指稱該對帳單係由被告等當時所僱請之會計，即現為乙○○之妻 魏惠雅 所製作，並依其所載內容，指系爭編號５、７、８、９、11、13、16、18、19、22所示，分別以 陳炳全 、鍾國誠、 黃謝樹蘭 、 吳葉德 、 莊擇龍 等人為發票人之十紙支票，係被告等交付予上訴人，否則何以上開十紙支票之金額及日期均出現在魏惠雅所製作之對帳單上，且二者均相符合，證人黃謝樹蘭、 黃英勇 、 劉太耀 （現更名為 劉家瑋 ）等人，又證稱伊等係因身分證遺失而遭人盜用請領支票使用等語。上開支票顯係由被告等所偽造簽發，否則被告等何須否認各該支票係彼等所交付等語。然查：該對帳單二紙，其上所載之內容並非全部均由魏惠雅所書寫製作，其中屬於魏惠雅書寫製作部分，魏惠雅已於第一審審理時以紅色筆畫框出，其餘則非魏惠雅所書寫製作，業據魏惠雅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明確，並有其以紅色筆畫框出之屬於其書寫製作之對帳單二紙在卷可稽。觀諸該對帳單上，所出現之乙○○之名字，均位於紅色筆畫框出之外，且均誤載為黃文「祺」，衡情以魏惠雅係甲○○所僱請之會計人員，其應無將其僱主之子即乙○○之名字書寫錯誤之理。而對帳單上，經魏惠雅確認係其書寫製作部分，其內出現之「開」、「發」、「票」等字，經核與出現在其他經魏惠雅確認非其書寫製作部分之「開」、「發」、「票」等字，二者筆跡亦明顯不同，倘若對帳單上之內容均係魏惠雅所書寫製作，二者筆跡又豈有不同之理。足見魏惠雅所稱該對帳單二紙，其上所載之內容並非全部均由其所書寫製作，其中屬於伊書寫製作部分，應以紅色筆畫框出者為限，應堪採信。審酌上訴人持有之系爭編號５、７、８、９、11、13、16、18、19、22所示之十紙支票，其金額及日期雖均出現在對帳單上，但均出現在非屬魏惠雅所書寫製作之部分，則除系爭編號５所示之支票，業據甲○○坦承係其交付予上訴人者外，其餘之九紙支票，自難認係被告等所交付，上訴人認係被告等所交付，尚屬無據。至系爭編號６、10、12、14、15、17、20、21所示之八紙支票則均未出現在對帳單上，尤難認係被告等所交付。上訴人據此指系爭支票十八紙除編號５外，其餘十七紙支票亦係被告等所交付，尚嫌無據，而不足採。至於黃英勇證稱：伊之身分證在幾年前遺失後，就出現以伊名義簽發之支票，系爭編號６及10所示之支票都不是伊簽發的。劉家瑋（原名劉太耀）證稱：系爭編號17及21所示之支票都不是伊簽發的，八十一年左右在台中丟了身分證，不久即出現以伊名義簽發之支票。黃謝樹蘭證稱：伊不認識被告等，伊不識字，系爭編號18、19及22所示三紙支票，伊沒有使用過，伊以前有申請設立支票，但是沒有使用，皮包就被偷，被偷的支票一本二十五張，都完全沒有使用過。吳葉德證稱：系爭編號12、13、15所示支票不是伊簽發的，是朋友向伊借的，是何朋友已忘了，借給朋友三張支票時，支票上有填寫金額，但金額不會超過十萬元，系爭支票為何會超過十萬元，伊不知道，伊不認識被告等各等語。然查如前所述，除系爭編號５所示之支票係甲○○交付予上訴人者外，其餘系爭編號６至22所示之支票，均查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證明係被告等所交付，證人黃英勇、劉家瑋、黃謝樹蘭、吳葉德等人上開供述，亦未言及系爭支票係被告等所偽造，是縱認系爭編號６、10、12、13、15、17、18、19、21、22所示之支票係他人所偽造，亦難憑此而認係被告等所為，而令負偽造有價證券罪責。雖甲○○供稱：系爭編號５所示之支票，係伊交付予上訴人。惟查鍾國誠已證稱：票號六三八八０九號（按即系爭編號５所示之支票）及票號六三八八一二號之支票（按即系爭編號８所示之支票）均係伊所簽發的等語在卷。上訴人指該編號５及８之支票係被告等所偽造，顯屬無據。鍾國誠另證稱：伊簽發票號六三八八一二號之支票（按即系爭編號８所示之支票）後持交予甲○○等語，惟已為甲○○所堅決否認，在查無積極證據證明甲○○確有自鍾國誠處收受該支票之下，自難僅憑鍾國誠上開片面供述，遽認甲○○確有自鍾國誠處收受該編號８所示之支票，是上訴人據此主張系爭編號８所示之支票係被告等所交付等情，亦屬無據，而不足採。又鍾國誠另證稱：票號六三八八一一號之支票（按即系爭編號７所示之支票）並非伊簽發的等語。惟依前所述，系爭編號７所示之支票，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證明係被告等交付予上訴人，且依鍾國誠上開供述，縱認該編號７所示之支票係他人所偽造，亦與被告等無關，自難據此而認被告等有偽造該支票之犯行。至系爭編號９所示支票之發票人陳炳全、編號11、14、16及20所示之支票之發票人莊擇龍，二人因行方不明，經傳拘無著，致無從向其查證各該支票是否係彼等所簽發或他人所偽造，惟依前所述，系爭編號９、11、14、16及20所示之支票五紙，既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證係被告等交付予上訴人，則縱認各該支票確係他人所偽造，亦與被告等無關，自難令被告等負偽造有價證券罪責。上訴人又提出第一審之自訴人林陳麗珍與劉太耀之對話錄音譯文，林陳麗珍與莊擇龍之電話錄音譯文，以期證明劉太耀於第一審所為之證詞不實在，以及被告等有將系爭編號17、21、11、14、16、20所示之支票交付予上訴人。然原審審酌各該譯文所載內容，予以論述說明，認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等有將各該支票交付予上訴人，或偽造各該支票之犯行，自不得採為被告等不利之證據。上訴人另提出帳冊三紙，指該帳冊係魏惠雅所製作，及系爭編號６、10、11、15、16、21所示之六紙支票，雖分屬四位不同發票人之客票，但其上字跡似均出自同一人之手，而帳冊上之字跡，復與該六紙支票上之手寫字跡相同，指該六紙支票係甲○○所簽發交付等情。惟魏惠雅已證稱：該六紙支票並非伊所填寫等語明確。原審法院前審曾將魏惠雅當庭書寫之筆跡，連同上訴人提出之帳冊其中二紙及系爭編號６、10及15所示之支票原本，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筆跡是否相同，但因供參對之字樣不足而無法鑑定，有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調科貳字第０九四００一六九八一０號函一紙在卷可稽，且因無法獲得魏惠雅平日書寫之筆跡，上訴人已具狀捨棄關於魏惠雅之筆跡鑑定等情，亦有陳報狀一紙在卷可稽，上訴人主張系爭六紙支票係魏惠雅所書寫，已乏證據證明。復觀諸系爭編號10與編號15之支票，其中金額欄內「參」、「仟」、「元」及阿拉伯數字「３」、「２」等字之字跡，其筆勢、慣性均有明顯差異，且金額欄末端，一用「正」字，一用「整」字，更見書寫習慣之不同，有上開支票在卷可稽，上訴人主張該六紙支票其上字跡似均出自同一人之手，亦與事實不符。上訴人據此指被告等有交付該六紙支票及偽造該六紙支票犯行，自難採信。上訴人又提出林陳麗珍與證人魏惠雅之電話錄音譯文，以期證明魏惠雅曾為甲○○作帳。惟觀其錄音譯文所載內容，僅係林陳麗珍與魏惠雅二人在爭執何人將帳單送往欣安公司而已，與待證事項已無直接關聯。且縱認魏惠雅曾為甲○○作帳，亦不足以證明甲○○、乙○○有偽造系爭支票十八紙或有交付系爭編號６至22所示之支票予自訴人之情事，是該錄音譯文亦不足資為被告等人不利之認定。上訴人另提出林陳麗珍、 林一鵬 二人與甲○○間之電話對話錄音譯文，並依譯文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五段所記載內容，指系爭編號５、６、７所示之三紙支票係甲○○交付予上訴人等情。惟觀諸該錄音譯文第一段至第五段所載內容，甲○○於電話中固曾就支票退票問題與林陳麗珍、林一鵬二人對話，但彼等於對話中，就支票之金額、發票人或票號等內容均無隻字片語提及，上訴人主張該電話對話譯文中所指之支票即係系爭編號５、６、７所示之支票，已屬無據；且林陳麗珍於第五段譯文中所稱「月底二張，月初一張，都是四十萬或四十幾萬等共三張，一百多萬」等語，其中所謂「都是四十萬或四十幾萬等共三張」部分，亦與系爭編號６所示之支票之面額五十七萬元之情節不符。雖上訴人主張系爭編號５之支票業經甲○○背書，另編號５及７之支票，於前開對帳單上均有記載，足見譯文中所指之支票即係系爭編號５、６、７所示之支票等語，惟該編號７所示之支票雖出現在對帳單上，但並非出現在魏惠雅所書寫製作部分及該編號７所示之支票，難認係被告等交付予上訴人乙節，已如前述，另該編號５所示之支票雖經甲○○背書，惟亦難因此即謂譯文中所指之支票即係該編號５之支票，自難僅憑上訴人片面臆測之詞，即謂該譯文中所指之支票即係系爭編號５、６、７所示之支票，並遽認系爭編號６及７所示之支票亦係被告等交付予上訴人及該等支票係被告等所偽造。上訴人提出曾先旺、吳光明二人之對話錄音譯文，主張依彼二人於對話中所稱「那票都換來換去，是客票」、「他的票那麼多，不一定那一張」等語，可以證明系爭支票十八紙係甲○○交予上訴人等情。惟觀諸該譯文所載內容，曾先旺、吳光明二人於對話中均未提及任何支票之金額、發票人、日期或票號等內容，則上訴人主張依該譯文可證明系爭支票十八紙係甲○○交付予上訴人乙節，即屬無據，而不足採。又上訴人另謂：鍾國誠所領取之二十五張支票，其票號應自六三八八０一號起至六三八八二五號止，而鍾國誠既供稱僅簽發二紙支票，則其簽發之二紙支票豈有可能跳過票號六三八八０一號至六三八八０八號，而自六三八八０九號開始簽發，另其既僅向被告借款四十萬元，又何以除簽發金額四十萬元之清償支票外，竟另簽發金額亦為四十萬元之利息支票，且利息高達百分之百；另其清償支票之票號為六三八八０九號，惟利息支票之票號何以非六三八八一０號，而係六三八八一二號。另鍾國誠先則供稱領取之二十五紙支票，僅簽發二紙予被告，其餘二十三紙支票因失火而全部燒燬，嗣又供稱：伊只寫二張，借二張給甲○○而已；繼又改稱：伊不太會開支票，支票都交給合夥人開；足見鍾國誠之證詞有諸多隱瞞而刻意迴護被告之處，鍾國誠既供稱不認識上訴人，則上訴人持有上開支票若非得自於被告，又豈有可能取得系爭支票，由此益見票號六三八八一一號即系爭編號７所示之支票，應係被告交付予上訴人。鍾國誠既否認有簽發該編號７所示之支票，足見該支票應係被告以不法方法取得後冒用鍾國誠之名義所簽發等語。惟已為被告等所否認，查鍾國誠之供述固有瑕疵及令人不解之處，惟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其證言係為刻意迴護被告等，且綜觀其全部證詞，亦不足以證明被告等有涉犯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或將系爭編號７所示之支票交付予上訴人，自難因其證詞有些許瑕疵或令人不解之處，即遽認其證言係為刻意迴護被告，進而認定系爭編號７所示之支票係被告等交付予上訴人及被告以不法之方法取得該支票後冒用鍾國誠之名義所簽發。另鍾國誠雖供稱系爭編號８所示之支票亦係伊交付予被告之支票云云，惟此部分供述並不足採，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上開主張要屬個人臆測之詞，亦不足採。甲○○固承認交付系爭編號５所示之支票予上訴人，惟如前所述，尚查無證據足資證明系爭編號６至22所示之支票亦係甲○○所交付，尚難據此即推認該十七紙支票亦係甲○○所交付。上訴人憑此指該十七紙支票亦係甲○○所交付，亦無足取。另依證人陳進發於第一審之證言內容及其所提出有系爭支票十八紙之發票日及金額之當場抄錄資料一紙，均不足資為被告等有偽造系爭支票十八紙及交付除編號５以外十七紙支票予上訴人之不利依據。證人陳麗琴於第一審之證言，亦不足證明被告等有偽造及交付系爭編號12、14、20所示之支票予上訴人。上訴人執該二人之證言指被告等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亦無足採。原判決綜合上情，因認上訴人所提證據及所舉證明方法，不足證明被告等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此外又查無積極之證據證明被告等有此部分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被告等被訴偽造有價證券，諭知被告等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此部分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予說明其證據之取捨及論斷之基礎，所為論述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項規定，於自訴程序同有適用。因此，自訴人對於自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本件原判決已說明，就上訴人（即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所舉之證明方法及卷內訴訟資料，已詳加調查審酌，逐一剖析，仍無從形成被告等被訴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有罪之心證，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此部分諭知被告等無罪之判決，於法自屬有據。上訴意旨仍執原判決已調查審酌而不予採納之資料，徒憑己意，或就原判決已有調查說明之事項，或就原審證據取捨及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漫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違法，難謂係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上訴第三審理由。此部分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二、被告等詐欺及甲○○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未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又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亦為該法條所明定。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並未聲明為一部，自應視為全部上訴。惟上訴人自訴甲○○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四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嫌及被告等涉犯同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嫌部分，分別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所列之案件。依上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縱自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述被告等被訴涉犯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但其被訴涉犯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既經原審諭知被告等無罪之判決，且此部分上訴人之上訴為不合法，本院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而無從為實體上判決，對於輕罪部分之此部分，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為實體上審判。上訴人等竟復一併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五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董明霈
法官林茂雄法官張祺祥法官賴忠星法官林秀夫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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