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9年上易字第44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7月13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9年度上易字第447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選任辯護人郭憲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易字第320號中華民國99年4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212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因家族財產糾紛問題，於民國98年5月14日（起訴書誤載「12日」）12至14時間某時，在高雄巿鼓山區高雄港第4號碼頭空地，登上其胞姊 陳若穎 經營之龍吉工程有限公司所有之KATO-NK-450吊車駕駛座內查證時，見車內有司機甲○○所有之愛迪達牌黑色運動帽1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之竊取得手，嗣甲○○為阻止乙○○再次登車檢查，二人發生拉扯衝突，乙○○遂報警到場處理，過程中，經甲○○發現上開運動帽置放在乙○○所有之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參照）。
三、證據能力：
㈠、證人甲○○、 吳崇寧 於偵查中經具結之陳述，並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且亦無證據足以證明證人上開陳述有顯不可信之情況，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復未再聲請詰問證人，足可認定業已保障被告詰問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自得為證據。
㈡、後述關於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卷附書證而屬於傳聞證據等部分，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已於本院審理調查上開證據時均知係屬傳聞證據，而就此證據能力均表示無意見，即同意作為證據，且本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認定之證據，均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此等證詞有何非出於任意性，或書證有何遭變造或偽造情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得為證據。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供述，證人甲○○、吳崇寧於警詢、偵查陳述及甲○○運動帽照片、檢察官98年9月8日勘驗運動帽筆錄等情為據。
然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甲○○所有之愛迪達廠牌黑色運動帽係置於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惟否認上開被訴竊盜犯行，辯稱：當天情況混亂，我被甲○○等人毆打，因為眼鏡被打落，情急之下，以為掉在地上的帽子是我的，把帽子連同眼鏡撿拾起來，趕快跑去港警所報案等語。辯護意旨則以：當天被告並未進入甲○○之吊車，遑論從車內取走運動帽，因為被告被毆打，情急之下誤撿拾甲○○之運動帽，且當日眾目睽睽，以該運動帽之價值，被告又將運動帽放在座車之明顯處，足見被告並無行竊之意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98年5月14日12時許，在高雄巿鼓山區高雄港第4號碼頭空地，與甲○○發生拉扯、衝突，事後被告報警到場處理，此時，甲○○所有之愛迪達廠牌黑色運動帽1頂放置在被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內之事實，業據證人甲○○、吳崇寧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屬實（見警卷第1至
5、11至14頁，偵卷第16至1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報案三聯單在卷足佐（見警卷第15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然上開運動帽是否被告當日基於竊盜之犯意，在甲○○駕駛之KATO-NK-450吊車內竊得，則為本件審理之爭點：
1.證人甲○○當日係將上開運動帽放置在其所駕駛之KATO-NK-
450吊車內一節，業據證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在卷（見警卷第2頁，偵卷第17頁）。而據證人甲○○於警詢陳稱：當天我看到被告開車門，要強行爬至我駕駛的KATO-NK-
450吊車上，我當時在車下阻止，把他從車上拉下來，但他一直往車上爬，我只好一直拉他，重覆大約2至3次後，他從車上摔倒在地，我拉他下車時，他手上沒有拿東西等語（見警卷第2至3頁），復於偵查中證稱：我看到被告要進入我所工作的吊車內，當時我在地面，我以身體擋住被告進入車內，他強行要進入，因為車子有一定的高度，被告從車上摔下來等語（見偵卷第18頁）；又證人吳崇寧於警詢陳稱：
當天我有看到甲○○阻止被告爬上KATO-NK-450吊車2次，第1次是被告打開車門要爬上吊車時，甲○○右手按住車門，左手隔開被告，被告退後1、2步，隨即第2次要再爬上吊車時，腳沒踩好要爬上吊車格子，自己跌下來受傷等語（見警卷第12頁），則就證人甲○○、吳崇寧所述上情，被告當日打開該吊車車門欲爬上吊車時，即為甲○○、吳崇寧發現，而遭甲○○以身體阻擋並數次將被告拉下，被告並未實際進入吊車內，爾後被告跌落在地，手上亦未持有任何物品，自難以此遽認甲○○運動帽即係被告自該吊車內拿取。何況，縱如上述，被告當日有打開該吊車車門之舉，則原置於吊車內之甲○○運動帽，亦有可能於此開門之際，順勢掉落地面。
2.證人甲○○於警詢陳稱：我不知道也沒有看見是誰拿走我所遺失黑色愛迪達運動帽等語（見警卷第2頁），又證人吳崇寧於警詢亦稱：我沒有目擊被告於何時及如何竊取甲○○所有之黑色愛迪達運動帽等語（見警卷第13頁），是證人甲○○、吳崇寧均未親見該運動帽係何時及如何放置在被告所有之車輛上，而被告又無其他以該運動帽所有人自居之動態事實，尚無從僅因該運動帽係在被告之車輛上發現之靜態事實，遽認該運動帽必屬被告竊取而來。此外，公訴人起訴所據之甲○○運動帽照片（見警卷第28頁）及檢察官98年9月8日勘驗運動帽筆錄（見偵卷第26頁），雖可認被告提出其所有黑色運動帽與甲○○運動帽之圖案不同，但證人甲○○於偵查中業已證述：當時場面混亂，我看到被告摔倒頭碰到地面，同時看到他的眼鏡掉落在地面等語（見偵卷第26頁），可知當時被告確因跌倒而眼鏡掉落地面，參諸前述被告因與甲○○發生拉扯，被告跌倒受傷後，隨即至派出所報案，並偕同員警到場處理等情，是被告所辯：當天情況混亂，因為眼鏡被打落，情急之下，以為掉在地上的帽子是我的，把帽子連同眼鏡撿拾起來，趕快跑去港警所報案等語，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3.被告當日與甲○○發生拉扯後，因跌落在地受傷，自行前往高雄港務警察局三號碼頭派出所報案，並偕同員警回到現場處理，斯時甲○○在被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副駕駛座椅發現上開運動帽，並告知員警等情，此據證人甲○○、吳崇寧於警詢陳述明確（見警卷第11至13頁），而就該運動帽之擺放位置，係在被告所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上，為得以輕易發覺之處，此與一般行竊之人會將竊得物品隱密存放之經驗常情未合，且設若被告係有意竊取該運動帽，其既已竊取得手，理應隨即駕車駛離現場，而非前往派出所報案，並帶同員警回到現場，更將該運動帽放置車輛內之明顯位置，此舉豈非自行揭露竊盜犯行，顯與竊盜之情形有異，因此，被告是否確具竊盜之犯意，仍容合理懷疑。復觀甲○○所有之運動帽照片所示（見警卷第28頁），與市售常見之運動帽類似，並無特殊造型或極具價值之處，亦難認被告有何竊取該運動帽之動機存在。
4.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80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被告於偵、審程序中坦認「其於案發當日並未戴運動帽」等語，純屬本件事後平心靜氣下所回想案發現場之陳述，雖與其前於警詢所辯不同，但公訴人起訴所舉上開事證，既難憑以認定被告主觀上有何竊盜甲○○運動帽之不法犯意，自無從僅以被告辯解之供詞有前後不一之情，推認被告即有被訴竊盜犯行。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起訴所指被告涉犯上開竊盜犯行，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會有任何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行之真實程度，自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又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竊盜犯行。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有被訴竊盜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原審檢察官仍執起訴所據各節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美女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7月13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莊崑山
法官唐照明法官張意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99年7月13日
書記官陳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