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 分院98年上更(一)字第4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7月14日
裁判案由：強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8年度上更(一)字第40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現於臺灣高雄第二監獄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 李佩娟 上訴人即被告丙○○
(現於臺灣澎湖監獄另案執行，借提寄押於選任辯護人 朱立人 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強盜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471號中華民國97年5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5274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關於甲○○、丙○○部分，均撤銷。
甲○○共同攜帶兇器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年。
丙○○幫助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事實
一、甲○○曾因竊盜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分別以91年度易字第2032號、92年度簡字1853號、91年度訴字第409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有期徒刑6月、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6月確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2月，於民國95年1月11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
二、緣丙○○（綽號 阿協 ）因委託乙○○幫忙處理信用卡債務問題，雙方遂於95年10月20日下午1時許，約定在高雄市○○區○○路與高鳳路口會面，丙○○於乙○○當日所駕駛8470-GU號自小客車內，無意間發現乙○○皮包內有鉅額現金鈔票，乙○○遂告以該現金新台幣（下同）30萬元係友人集資託購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乃邀約丙○○共同販賣以賺取差價，丙○○得悉後佯以應允負責找到上游毒品來源，再相約交易。嗣丙○○竟基於幫助之犯意，將乙○○意在購買毒品而身懷鉅款30萬元之情，告知甲○○，資為搶劫之對象。甲○○嗣則與 朱泰旭 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而攜帶其所有客觀上足以危害人之生命身體，依社會通常觀念可供兇器使用之小型西瓜刀一支，騎機車同赴高雄市○○區○○街與 旭東 街口埋伏；由丙○○以電話邀約乙○○於當天下午，在高雄市○○區○○路與高鳳路見面，於會面後，丙○○即佯稱邀請乙○○至其住處聊天吃飯，而於同日下午14時50多分之際，引導乙○○將車輛停放於附近福德宮前廣場，再帶領乙○○徒步行經高雄市○○區○○街與旭東街口，即甲○○及朱泰旭事先埋伏之地點，由甲○○自後方持其所有預藏之小型西瓜刀衝向前抵住乙○○左腰，乙○○猝遇不測嚇了一跳而與之搏鬥，至不能抗拒，乙○○雙手分身乏術，原夾於左腋下內藏鉅款之黑色手提包〔內含皮夾1個（內有身分證1枚、現金1,400元）、玉手鐲2個、行動電話2支、黃色牛皮紙袋1個（內有現金鈔票30萬元）〕離身落地，旋朱泰旭即將乙○○該手提包搶取，乙○○轉身與甲○○發生拉扯之際，朱泰旭利用此機會前往預先藏放機車之地點而駕駛機車逃離現場，甲○○則於乙○○不敵逃往附近小巷之際，持上開小型西瓜刀自後追上朱泰旭之機車，2人隨即共乘機車逃逸，另丙○○亦趁乙○○欲向警方報案而至停車場開車之隙離去，事後甲○○分得手機一具。經乙○○撥打電話邀約丙○○出面作證，丙○○亦避不見面，始悉上情。
三、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件證人即共同被告甲○○、丙○○、朱泰旭之陳述，就其他被告而言，亦屬傳聞證據，業據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是故各證人即共同被告之陳述，對於其他被告而言，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本件證人乙○○於95年10月20日警詢時證稱：「我到案發地點後，甲○○持1把西瓜刀抵住我左腰，此時朱泰旭就趁機將我夾在左腋下之手提包搶（劫）走，當時我與持刀之甲○○拉扯並倒地受傷」等語（見警卷第11頁）。嗣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原本要去被告丙○○家吃飯聊天，突然2個人出來，其中1人即被告甲○○持類似西瓜刀之類之兇器，我便將手提包丟在地上，並與被告甲○○拉扯，之後我便將手放開，並往巷子裡跑，被告甲○○（及朱泰旭）2人即騎車跑掉，事後我回到現場看時，手提包已經不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50、251頁）。是證人乙○○於警詢中及原審審理時之供述已有前後陳述不符之情形。法院審酌證人乙○○於案發後即急於找尋派出所報案等情，業據其於警詢、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處於緊張狀態，跑了好幾家派出所報案，但因沒有管轄權，所以最後才找到桂陽派出所報案」等語明確（見警卷第11頁、原審卷第261頁），乙○○警詢之陳述，係在記憶猶新之情況下所為之，可立即反應所知，不致因時隔日久而遺忘案情，亦較無暇蓄意編織掩飾，亦未權衡雙方之利害而為偏頗之陳述，又較無來自被告或其他成員同庭在場之壓力而出於虛偽不實之指證，或事後串謀而故為迴護被告之機會，且確與事後警員破獲被告各情完全相符，應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此為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乙○○之95年10月20日警詢陳述，自有證據能力。
三、證人乙○○於95年10月27日警詢時證稱：「我遭強盜之現金30萬元係友人集資請託我批貨購買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我遂邀約被告丙○○共同販賣毒品以賺取差價，並由被告丙○○尋找藥頭(毒品上源)，故丙○○知悉我身上懷有鉅款，嗣因丙○○打電話向我表示有急事，故我方折返案發現場」等語（見警卷第5-8頁）。嗣原審依法傳喚證人乙○○到庭，惟其表示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處罰而依法就此部分拒絕證言（見原審卷第253、260頁）。審酌其於原審審理中已釋明該30萬元現金係要透過被告丙○○代為購買毒品（見原審卷第253頁），經核與其警詢所為之證述相符，足認其在警詢中所為陳述，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被告甲○○等人犯罪存否所必要，依法亦得為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甲○○認罪不諱（已撤回上訴）、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丙○○則否認上揭犯行。
二、經查：㈠被告甲○○前於原審辯稱：「因乙○○積欠 石幸民 債務，故
石幸民便叫我代為尋找乙○○之下落，案發當日我碰巧遇見丙○○，正當我與丙○○閒聊時，丙○○的手機響起，我聽見丙○○稱呼對方為『天仔』，便詢以『天仔』是否為乙○○，並順便請丙○○協調乙○○與石幸民間債務糾紛之事，經丙○○同意後，並表示乙○○待會兒會前往丙○○住處，故我便與朱泰旭在丙○○家附近等候，之後我見丙○○與乙○○經過，便詢以對方是否為乙○○，請乙○○隨我前往石幸民處協商，因乙○○心虛抵抗，我便與乙○○發生拉扯，此時，乙○○夾在身上的手提包掉在地上，朱泰旭就撿起來要還給乙○○，但乙○○表示手提包拿走沒關係，我便與朱泰旭拿手提包去找石幸民，發現手提包內有皮夾、手機及一疊假鈔，石幸民便將上開東西交由我保管，隔2天後我再全部交給石幸民處理，我並未強盜」「手提包是經過乙○○同意才拿走的，沒有強盜財物」云云。
㈡被告丙○○辯稱：「乙○○因欲購買毒品而與我接洽，我回
絕時有看見乙○○手提包內有一疊假鈔，之後乙○○離開後我又遇見甲○○，2人閒聊時乙○○打電話過來，甲○○聽見我稱呼電話彼端之人為『天仔』，便向我詢問該人是否為乙○○，並告知以乙○○積欠石幸民一事，請我幫忙協商，我答應後甲○○便離去，之後我向乙○○談及此事，乙○○亦不否認，此時，甲○○在我住處附近出現，並要求乙○○去見石幸民，乙○○拒絕後2人開始發生拉扯，當時甲○○手上沒有拿東西，之後我聽見乙○○表示手提包拿走沒關係，所以甲○○等人才離去，乙○○又向我表示會跟事主講，已經沒事等語後亦離去，嗣後乙○○打電話請我前往警局作證，經我拒絕並當場訓斥乙○○後，乙○○就未再找我作證，我亦未強盜」、「本件與我無關，如果我有參與不可能選在我家附近犯案」云云。
㈢已經判決確定之證人即共同被告朱泰旭於原審辯稱：「當天
甲○○邀約我一同前往毆打乙○○，到達現場，甲○○告知乙○○係何人後，我便徒手毆打乙○○，並與乙○○發生拉扯，嗣乙○○逃走時手提包掉在地上，我將之撿起交給甲○○，請甲○○還給乙○○之後便騎車離去，事後甲○○表示手提包內放了一疊玩具鈔，我未見有人攜帶兇器，亦未強盜乙○○」等語；另於本院前審辯稱：「甲○○邀我去的時候，係要替甲○○的乾姊即石幸民處理債務，沒有要搶乙○○的意思，那天乙○○掉的手提包，我要還他，他說不要叫我拿去抵債就走了，沒有犯罪意思」云云。
㈣被告甲○○夥同證人即共同被告朱泰旭二人，攜帶其所有客
觀上足以危害人之生命身體，依社會通常觀念可供兇器使用之小型西瓜刀一支，於95年10月20日下午騎乘機車前往而埋伏在丙○○住處附近之高雄市○○區○○街與旭東街口，嗣丙○○與乙○○二人停車在福德宮廣場前下車欲回乙○○住處，而途經該埋伏處所，甲○○、朱泰旭即共同持刀強劫乙○○黑色手提包，得手後仍騎原機車離開現場。已據被告甲○○於98年4月6日本院準備程序直承不諱。並經被告丙○○暨其辯護人當庭繪製而標明「丙○○與乙○○二人相邀會面之地點」「被告甲○○與朱泰旭預先埋伏之高雄市○○區○○街與旭東街口(即案發地點)」「丙○○住處」「福德宮廣場」之相關位置圖可資參證。乃係被告丙○○除先提供乙○○意在購買毒品而身懷鉅款30萬元之資訊予甲○○，資為搶劫之對象，並告知將於某時行經其住處附近之某地，遂預先邀約證人乙○○在高雄市○○區○○路與高鳳路見面，丙○○旋即佯稱邀請乙○○至其住處聊天吃飯，嗣即引導乙○○將車輛停放於附近福德宮前廣場，再帶領乙○○徒步行經甲○○及朱泰旭事先埋伏之地點，即高雄市○○區○○街與旭東街口，利其下手行劫。證人即被害人乙○○於98年7月7日本院審理時，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證人即被害人乙○○結證稱:「被搶劫30萬元，乃千真萬確，鈔票是真鈔。
此30萬元現金，乃當天案發一、二個鐘頭前拿到的，乃由綽號『流鼻涕』之朋友介紹向外號『龍仔』出資15萬元，『 阿西 』出資12萬元，我自己出3萬元累計而成。」、「被害之際，我的皮包夾在腋下，甲○○手上拿什麼東西我不清楚(即小型西瓜刀)，他突然衝過來，我就先用右手拉他拿東西那隻手，我的左手鬆開，皮包就掉到地上。」「與被告丙○○認識之緣由，係從『義仔』那裡認識的。先前（警詢）曾稱是在監獄認識，則屬口誤。」、「95年10月20日下午與被告丙○○非巧遇，乃預先邀約。」、「案發後報案時，跑很多派出所詢問到何處報案，致延宕到晚上11點筆錄製作。」、「95年11月11日我另犯強盜案，是被你們（指在庭之丙○○及甲○○）害到無飯可吃有以致之。」、「在一審證稱：積欠『 小陳 』約20、21萬元，這是我私人問題，與本案無關。經由石幸民才認識『小陳』，石幸民未與小陳催討20多萬的債務」「案發後證件有還我，(我到車上才發現皮夾裡面有我的身分證)，而30萬元不見了。我當場沒有質問他。事後也沒有問他。因我聯絡不上他人。」、「我在警詢一時氣憤，我不確定他們手上拿何東西，我說拿刀子，我皮包是落地後被搶走，我說成他們強行拿我的皮包。」等語。
⑴被害人乙○○於高雄市○○區○○街與旭東街口，猝遇被告
甲○○自後方衝出持預藏之小型西瓜刀抵住其左腰際，被害人乙○○與之搏鬥，分身乏術而不能抗拒，左腋下之黑色手提包離身落地，證人即共同被告朱泰旭則以強暴方式強行將被害人乙○○原夾於腋下之黑色手提包搶取走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乙○○於95年10月20日警詢時證稱：「我到案發地點後，甲○○持1把西瓜刀抵住我左腰，此時朱泰旭就趁機將我夾在左腋下之手提包搶走，當時我與持刀之甲○○拉扯並倒地受傷」等語明確（見警卷第11頁）。雖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改證稱：「我原本要去被告丙○○家吃飯聊天，突然被告甲○○持類似西瓜刀之兇器出現，我便將手提包丟在地上，並與被告甲○○拉扯，之後我便將手放開，並往巷子裡跑，被告甲○○、朱泰旭2人即騎車跑掉，事後我回到現場看時，手提包已經不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50、25
1頁）。惟審酌證人乙○○於案發後即急於找尋派出所報案等情，顯見當時證人乙○○確實心急如焚，是其於警詢中之陳述，尚無時間慮及其陳述涉及毒品可能對己不利之影響，且又係於案發後不久所證述，記憶自較深刻，可立即反應其所見聞，不致因時隔日久而遺忘案情，亦無來自被告等同庭在場之壓力，為迴護被告等或淡化警詢中於己不利之供述而事後串謀之可能，即證人乙○○之95年10月20日警詢之陳述，較無暇蓄意編織掩飾，亦未權衡雙方之利害而為偏頗之陳述，且確與事後警員破獲被告各情完全相符，應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此為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是其於95年10月20日警詢時之證述，與在本院審理時經檢辯交互詰問所述各情較相符，且合情理，自較其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為可採。被告丙○○選任辯護人雖聲請本院前審函詢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查明被告丙○○是否持有該行信用卡一情，經該行消費金融總處以97年8月21日北富消金作管字第0370號函覆：「丙○○並無向該行申辦信用卡使用」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52頁），復謂「證人乙○○上開警詢稱：『丙○○說他欠卡債要我幫他向銀行協商，後來將1張富邦銀行信用卡及其身分證與遲繳證明單交給我處理』云云（見警卷第
8、10頁），顯與事實不符，足見上開警詢之陳述，均不足採」等語。惟按證人之陳述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513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乙○○雖於上開警詢就被告丙○○持有富邦銀行信用卡一節，所為之陳述與事實不符，然其遽遭強盜，驚惶失措自可想見，且因事發突然，致其對發卡銀行之記憶有誤，對其細節並無關緊要者之出入，尚難謂其證詞具有重大瑕疵，而全然不可採信。審酌其就主要事實亦即遭強盜等情之證述，尚稱前後一貫，仍應認具有憑信性，足堪採信。
⑵原審依職權勘驗案發當時監視錄影光碟，其中14時57分55秒
至14時58分01秒，被告丙○○與證人乙○○出現後，被告朱泰旭即尾隨在其2人身後。嗣於14時59分04秒至25秒，當被告甲○○與證人乙○○2人相鄰且不停移動腳步時，被告朱泰旭即駕駛機車載運證人乙○○（被劫）之黑色手提包離去，嗣證人乙○○往畫面右上方奔跑離去時，被告甲○○亦手持一把刀往被告朱泰旭離去之方向離開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0頁）。由上開勘驗結果研析:
①證人乙○○與被告甲○○拉扯搏鬥過程中，乙○○分身乏術，左腋下所夾之皮包始離身落地，旋即遭被告朱泰旭搶取走。②嗣證人乙○○不敵逃走後，被告甲○○持刀隨即跟隨被告朱泰旭後方而離去；此不僅與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見被告甲○○持類似西瓜刀之兇器出現後，就將手提包丟在地上並與之發生拉扯，之後我放手跑到旁邊巷子，被告甲○○（及朱泰旭）等2人就騎機車離開，待我回到現場發現手提包已經不在」等語（見原審卷第250、251頁）之時間先後順序不符，亦與被告甲○○所辯：「我與乙○○發生拉扯時，乙○○夾在身上的手提包掉在地上，原本朱泰旭要撿起來還給乙○○，但乙○○表示手提包拿走沒關係，之後我放手後，乙○○隨即跑走」云云（見原審卷第178、271頁）；被告朱泰旭所辯：「當天證人乙○○與甲○○拉扯後隨即跑掉，甲○○向我表示地上有一個手提包，我便將之撿起，並交由甲○○還給證人乙○○」云云（見原審卷第153、282頁）；以及被告丙○○所辯：「甲○○要求乙○○去見石幸民，乙○○拒絕後2人開始發生拉扯，當時甲○○手上沒有拿東西，乙○○則一手與甲○○拉扯，另一手則將手提包放在地上，之後我聽見乙○○表示手提包拿走沒關係，所以甲○○等人才離去」云云（見原審卷第193、288-290頁）之辯詞均不相符。從而，由證人乙○○上開警詢、原審中所證、被告甲○○等人所辯以及監視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相互勾稽比對，自應以證人乙○○於95年10月20日警詢時所證稱：「我到案發地點後，甲○○持1把西瓜刀抵住我左腰，此時朱泰旭就趁機將我夾在左腋下之手提包搶（劫）走，當時我與持刀之甲○○拉扯並倒地受傷」等語（見警卷第11頁），較符合監視錄影畫面所呈現之客觀情狀。至於被告甲○○所持之刀械究係西瓜刀或水果刀，因未扣案，故無法明確認定，而證人乙○○於警詢係指稱「西瓜刀」，惟於原審審理時則陳稱：「類似西瓜刀之兇器」，文字雖然不同，但俱屬刀器之語意並無二致；參酌被告甲○○於本院前審已自承係持小型西瓜刀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29頁），與原審勘驗之監視錄影畫面顯示之刀器，正相符合，自應以被告甲○○之供述為可採。
⑶被告甲○○於案發當時攜有小型西瓜刀1支等情，已如前述
，經核與卷附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尚稱相符（見警卷第54、60頁）。又被告甲○○持上開小型西瓜刀以強盜證人乙○○手提包等情，業據證人乙○○於95年10月20日警詢時證述明確，佐以證人乙○○與被告甲○○發生拉扯搏鬥並離去後，被告甲○○即手持1把刀器同往被告朱泰旭逃逸之方向離去等情，有原審依職權勘驗案發現場監視錄影光碟第14時59分17秒至25秒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330頁），足認被告甲○○當時顯無時間再返回草叢去拾回其所謂已丟棄之刀械，益徵被告甲○○於案發當時確手持小型西瓜刀用以強盜證人乙○○，應可確認。故被告甲○○辯稱：「乙○○出現時，我已將小型西瓜刀丟至附近草叢，我與乙○○拉扯時，手上並未持刀」云云；被告朱泰旭、丙○○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當時未見被告甲○○持有刀子」云云，核屬飾卸自身刑責及迴護被告甲○○之詞，均不足採信。
⑷綜上所述，被告甲○○自後方持預藏之小型西瓜刀抵住乙○
○左腰際，乙○○與其搏鬥拉扯至不能抗拒，另被告朱泰旭將乙○○夾於腋下搏鬥過程中不能抗拒而離身落地之黑色手提包搶取走，而入其實力支配之下，誠然信而有徵。
㈤證人乙○○遭劫之手提包內置之財物：
⑴證人乙○○遭強劫之上開黑色手提包內含皮夾1個（內有身
分證1枚、現金1,400元）、玉手鐲2個、行動電話2支、黃色牛皮紙袋1個（內有現金鈔票30萬元）等情，業據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253頁）。而上開現金30萬元係證人乙○○欲委託被告丙○○代為購買毒品以賺取差價之情，業據證人乙○○於95年10月27日警詢時證述在卷（見警卷第5、6頁），98年7月7日本院審理時，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證人即被害人乙○○結證稱:「被搶劫30萬元，乃千真萬確，鈔票是真鈔。此30萬元現金，乃由綽號『流鼻涕』之朋友介紹向外號『龍仔』出資15萬元，『阿西』出資12萬元，我自己出3萬元累計而成。」。經核與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乙○○邀約我一同合作購買毒品」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293頁）。審酌證人乙○○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均一致，且證人乙○○於遭強劫後旋急於找尋派出所報案等情，衡之常理，倘證人乙○○遭搶之物品係假鈔，其當無甘冒誣告及使用偽造貨幣之風險，並自承意圖購毒販賣之情，而於第一時間即前往警局報案之理。再參以一般毒品交易，買賣雙方為免遭人欺騙，均會待確認交易毒品及鈔票之真偽後，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銀貨兩訖，本件證人乙○○既有毒品前科，就此交易方式自知之甚詳，自無甘冒殺身之禍持此偽鈔而前往交易大量毒品之可能，故其證述遭搶之手提包內含皮夾1個（內有身分證1枚、現金1,400元）、玉手鐲2個、行動電話2支、黃色牛皮紙袋1個（內有現金鈔票30萬元）等情，應堪信為真實。
⑵被告甲○○固辯稱：「我取走乙○○之手提包內僅有乙○○
之證件、皮夾、手機及玩具假鈔，並無現金及玉手鐲」云云；被告丙○○則辯稱：「我看見乙○○之手提包內有一疊玩具假鈔，做的很假，乙○○並邀約我一同合作以假鈔購買毒品」云云。惟就該假鈔之型式，置放方式一節，被告甲○○供稱：「該假鈔均裝在牛皮紙袋內，內容係面額2,000元之玩具假鈔1本，1,000元之玩具假鈔2本，上面均有寫玩具便條紙，背面係空白，但乙○○將最後1張假鈔翻面，使人誤以為係真鈔」云云（見原審卷第272、273頁），被告丙○○則供稱：「乙○○將手提包攤開時，我很自然的就看見裡面係1疊1,000元面額之玩具假鈔，乙○○嗣後有要求與我合作一同以假鈔購買毒品，惟遭我拒絕」云云（見原審卷第292、293頁）。是被告甲○○與丙○○2人就假鈔之型式，置放方式之供述均不一致，顯難採信，且其2人之供述亦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石幸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看見之玩具鈔係放置於塑膠手提袋內，外面並無包裝，且全部放置於一起，只有1疊」等語不符（見原審卷第297-301頁）。
況苟如被告丙○○所稱：「乙○○攤開手提包時，我很自然的就看見裡面係1疊1,000元面額之玩具假鈔」，則證人乙○○持此易於分辨之假鈔前往交易毒品，豈不立即遭人拆穿而橫遭殺身之禍？是被告甲○○、丙○○上開所辯，互不相符，且與常理相悖，顯係事後飾卸之詞，不足採信。
⑶至證人即同案被告石幸民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當天被告
甲○○邀約我在超商門口見面，並取出1只服飾店之塑膠袋供我指認是否為積欠我債務之乙○○，我看見塑膠袋內有皮夾、手機及一疊玩具假鈔」等語（見原審卷第297-298頁）。惟此即與證人乙○○證稱：「我遭搶皮夾、手機、玉手鐲、現金等物係裝載於黑色手提包內等語」不符，亦與被告甲○○、丙○○所供稱假鈔之型式、態樣及置放方式等有異；縱認證人石幸民真係見到一疊假鈔，惟其於案發當時並不在現場，係事後被告甲○○打電話邀約其在某超商門口見面，是其所見是否即為證人乙○○遭搶（劫）之物品，亦非無疑，自不得僅以其事後之見聞即遽為有利於被告甲○○、丙○○等人之推論。
⑷綜上所述，證人乙○○遭搶（劫）之上開黑色手提包內含皮
夾1個（內有身分證1枚、現金1,400元）、玉手鐲2個、行動電話2支、黃色牛皮紙袋1個（內有現金鈔票30萬元）等情，應可確認無疑。
㈥被告甲○○、朱泰旭對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⑴證人即被害人乙○○身懷鉅款，邀被告丙○○共同販賣毒品
圖利，被告丙○○則將乙○○身懷鉅款之事實告知被告甲○○，資為強劫之對象，被告甲○○即邀被告朱泰旭基於意圖不法所有之犯意，並攜帶兇器，預先埋伏於赴丙○○家必經之途中，由丙○○以電話邀約乙○○於當天下午，在高雄市○○區○○路與高鳳路見面，於會面後，丙○○即佯稱邀請乙○○至其住處聊天吃飯，而引導乙○○將車輛停放於附近福德宮前廣場，再帶領乙○○徒步至高雄市○○區○○街與旭東街口，即甲○○及朱泰旭事先埋伏之地點後，突然衝出，由甲○○自後方持其所有預藏之小型西瓜刀衝出抵住乙○○之左腰際，乙○○與之搏鬥拉扯至不能抗拒，旋朱泰旭將乙○○原夾於腋下而離身落地內藏鉅款之黑色手提包搶取走，過程中，乙○○不從，轉身與甲○○發生拉扯，朱泰旭得手後乘隙逃往預先準備好藏放機車之地點而駕駛機車逃離現場，甲○○則於乙○○不敵逃往附近小巷之際，持上開小型西瓜刀自後追上朱泰旭之機車，2人共乘機車逃逸，丙○○均未下手強劫或阻撓，充其量僅係袖手旁觀，趁乙○○回停車場開車之隙離去；凡此各情，均不能證明被告丙○○有何不法所有之意圖，亦不能證明其與被告甲○○及朱泰旭事前同謀，推由甲○○及朱泰旭下手實行，事後坐地分贓，尤不能證明被告丙○○在場下手實行或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不符結夥犯之要件，亦非同謀共同正犯，但其事先提供強劫之對象，引領被害人到一定之地點，便利甲○○及朱泰旭下手強劫。核屬幫助犯。
⑵另被告丙○○因得知乙○○欲購買毒品而懷有30萬元鉅款，
佯稱有急事而將乙○○找回案發現場（即被告丙○○先邀約身懷鉅款欲購買毒品之乙○○在其住處附近之高雄市○○區○○路與高鳳路見面，而後佯稱邀請乙○○至其住處聊天吃飯，乃於下午14時50多分之際，引導乙○○將車輛停放於附近福德宮前廣場，再帶領乙○○徒步欲返住處，當行經高雄市○○區○○街與旭東街口，即甲○○及朱泰旭預先埋伏之地點），由被告甲○○、朱泰旭持刀於先前往丙○○住處之路上埋伏並下手行劫，被告丙○○並於事後趁隙離開等情，業據證人乙○○於警詢時證述在卷（見警卷第5-8頁），就此，被告丙○○於原審及本院前審辯稱：「我僅係幫忙協商被告甲○○與乙○○間之債務糾紛，並未參與強盜行為，當天我在高雄市○○區○○路與高鳳路附近巧遇甲○○，2人閒聊時剛好乙○○打電話過來，甲○○聽見我稱呼電話彼端之人為『天仔』，便向我詢問該人是否為乙○○，並告知乙○○積欠石幸民一事，請我幫忙協商，之後甲○○就突然在我住處附近出現，我有聽見乙○○向甲○○等人表示可以取走手提包」云云。惟查，被告丙○○與被告甲○○於90、91年間在監獄認識，出獄後雙方即未再連絡，被告甲○○亦不知被告丙○○住處等情，業據被告丙○○於原審供承在卷（見原審卷第294、295頁），衡之常理，綽號「天仔」之人所在多有，本件被告丙○○、甲○○2人既不熟識，且於出獄後亦未曾往來，被告甲○○當不知被告丙○○與證人乙○○認識一事，是被告甲○○如何僅從被告丙○○於電話中稱呼對方係「天仔」即聯想到該「天仔」係其所欲尋找之「乙○○」？此即與常理不合。且被告甲○○既不知被告丙○○住處，倘非被告丙○○所告知，其又何能得知證人乙○○會前往丙○○住處，而事先持小型西瓜刀在被告丙○○家附近即案發地點等候埋伏？再參以被告丙○○因證人乙○○委託其代為尋找毒品上源以利購買毒品，因而得知證人乙○○有現金30萬元等情，且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我當天與丙○○見了2次面，第一次係返還信用卡予丙○○，第二次則係請丙○○幫忙找人購買毒品」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260頁），足認被告丙○○因得知證人乙○○欲購買毒品而懷有30萬元鉅款，故提供此一資訊予被告甲○○轉邀朱泰旭強劫，被告甲○○、朱泰旭持刀先埋伏於前往丙○○住處必經之路上，被告丙○○並引領乙○○，徒步行經返家必經之上揭埋伏地點，任由被告甲○○、朱泰旭實行強劫犯行。核屬幫助犯。證人乙○○結識被告丙○○之緣由，係從「義仔」那裡認識的，證人乙○○先前曾稱是在監獄認識，則屬錯誤，業據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陳明，並經本院查明證人乙○○與被告丙○○之在監在押資料，核對二人並無同時在同一監獄執行之情無誤。
⑶被告甲○○自被告丙○○得悉乙○○身懷鉅款意在購買毒品
，即邀約朱泰旭共同強劫，二人顯有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有以共同犯意而共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有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者，有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有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推由一部分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屬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9號解釋可供參考。蓋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復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不論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合致，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均屬之；而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良以共同正犯，於合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施之必要（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522號、87年度台非字第35號、85年度台上字第4962號、88年度台上字第2230號、第2858號判決、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73年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意旨參照）。被告甲○○邀約朱泰旭並攜帶小型西瓜刀，趨車埋伏於同一地點，共同施強暴於乙○○至使不能抗拒，相互利用其行為，強劫得手後同乘原車逃逸，顯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屬共同正犯。被告朱泰旭固於原審辯稱：「當天甲○○邀約我一同前往毆打乙○○，到達現場，甲○○告知乙○○係何人後，我便徒手毆打乙○○，並與乙○○發生拉扯，嗣乙○○逃走時手提包掉在地上，我將之撿起交給甲○○，請甲○○還給乙○○之後便騎車離去，我並未參與強盜」云云。惟此不僅與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呈現：「被告朱泰旭先尾隨乙○○，嗣於被告甲○○與乙○○2人拉扯時，被告朱泰旭即騎乘機車並載運乙○○（遭劫）之黑色手提包離去，嗣乙○○往畫面右上方奔跑離去時，被告甲○○亦手持一把刀械往被告朱泰旭離去之方向離開」等情不符，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0頁），且被告朱泰旭苟僅係應被告甲○○之邀而前往毆打乙○○，則當無任由被告甲○○與乙○○拉扯之際，即取乙○○手提包逕自駕駛機車先行逃逸之理。再參以被告甲○○、朱泰旭於乙○○前往案發地點之前，早已在當地埋伏等待等情，此亦為被告甲○○所直承不諱，並有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附卷可資佐證（見原審卷第329、330頁），足認被告甲○○、朱泰旭於下手之際，即對強盜乙○○手提包內現金一事有犯意聯絡至明，故被告甲○○、朱泰旭2人方於乙○○現身之前，即早已在現場埋伏，由甲○○以所持預藏之小型西瓜刀抵住乙○○左腰際之方式，至使乙○○於搏鬥拉扯不能抗拒，同時由被告朱泰旭將乙○○原夾於腋下內藏鉅款等之黑色手提包離身落地搶取走，而共同完成強盜之目的。從而，被告朱泰旭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亦不足採。
⑷本件緣於乙○○告知被告丙○○謂友人集資30萬元請託批貨
購買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邀約被告丙○○共同販賣毒品以賺取差價，並由被告丙○○尋找藥頭，故丙○○知悉乙○○身懷鉅款，嗣因丙○○打電話向乙○○表示有急事，乙○○方折返案發現場，嗣證人乙○○於第一審就此部分拒絕證言，再依卷內資料並無其餘共同被告就丙○○有共同不法所有意圖之不利供述；則為證明乙○○不利丙○○之供述確屬事實，即尚須另有其他必要之補強證據，用以補足乙○○不利供述之證明力，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茲查無此部分之補強證據，殊難遽認被告丙○○有強盜之不法所有意圖。
⑸衡之常理，倘被告甲○○及證人即共同被告朱泰旭果係要帶
走證人乙○○以處理其與石幸民間之債務問題，被告朱泰旭實無在被告甲○○尚與證人乙○○拉扯之際，即取走證人乙○○之手提包而先行離開之理；又苟如被告甲○○所辯，其取走手提包是要交給同案被告石幸民指認，惟僅以1只手提包，如何證明該只手提包確係證人乙○○所有？且被告甲○○於取得證人乙○○手提包當下，又如何得知手提包內確含有乙○○之證件以供同案被告石幸民指認？足認被告甲○○、朱泰旭搶劫證人乙○○手提包之目的，應非將之交予同案被告石幸民之意思。再參以被告甲○○事後並未將得款30萬元交付予同案被告石幸民以抵償乙○○積欠石幸民債務，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石幸民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296-302頁），益徵被告甲○○及證人即共同被告朱泰旭
2人於強盜證人乙○○手提包之初，即有將手提包內現金30萬元據為己有之不法所有意圖至明。故被告甲○○辯稱：「因乙○○積欠石幸民債務，故石幸民便叫我代為尋找乙○○之下落，案發當日我原本係請乙○○隨我前往石幸民處協商，因乙○○心虛抵抗，2人才發生拉扯，過程中乙○○的手提包掉在地上，原本朱泰旭撿起來要還給乙○○，但乙○○表示手提包拿走沒關係，我便將手提包交給石幸民指認」云云；被告丙○○辯稱：「我僅代甲○○協商乙○○與石幸民間之債務問題」云云，均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甲○○及證人即共同被告朱泰旭之指定辯護人雖舉證人即曾查獲證人石幸民之警員丁○○於本院前審到庭證稱：「我當時查獲石幸民與另1人攜帶安非他命，因她身上有傷，我問她為何受傷？她說被人打，因她受託去買毒品，被人用冰糖將錢騙走，毒品沒買到，所以被出錢的人押去打，故要找人去談判，要回她的錢，她只說要找人，但沒有說要找何人」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60-162頁），從證人丁○○上開證言，只能證明證人石幸民曾向他陳述因購買毒品糾紛被騙錢，要去找人談判要回她的錢而已，至於要去找何人？與本件強盜案有何關聯，均無法證明，且證人石幸民堅詞否認有向證人丁○○為上開陳述，並稱「當時身上並未受傷」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62頁），是被告甲○○辯稱：確實是石幸民委託我去處理這件事情云云，即無足採。此外前指定辯護人於本院前審聲請傳訊證人戊○○欲證明其曾由被告甲○○陪同與石幸民見面，商討石幸民委託渠等去向乙○○討債之事一情。惟證人戊○○僅證稱曾與石幸民約見面，商討一些事情，當時被告甲○○有陪他去，至於談論何事？石幸民有無委託甲○○去處理糾紛等情，均陳稱不瞭解或擔心陳述會對其不利，故拒絕作證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63-164頁），因其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規定拒絕證言，自無法為被告甲○○有利之證述，且證人石幸民一再否認有委託被告甲○○去處理任何債務，亦與證人戊○○之證述一致（見本院上訴卷第164-165頁），益徵被告甲○○上開所辯，並無任何事證足佐，委難信為真實。
㈣末按強盜罪之強暴、脅迫，祇須抑壓被害人之抗拒或使被害
人身體上、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為已足，其暴力縱未與被害人身體接觸，仍不能不謂有強暴、脅迫行為。又刑法上之搶奪罪，其為奪取他人所有物雖與強盜罪無殊，但搶奪行為僅指乘人不及抗拒而為奪取者而言，如果施用強暴脅迫使人不能抗拒而為奪取，即應成立強盜之罪。至所謂強暴脅迫手段，祇須抑壓被害人之抗拒，足以喪失其意思自由為已足，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317號、20年非字第84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本件依證人乙○○證述之上開情節，於案發時，被告甲○○及證人即共同被告朱泰旭突然出現，且被告甲○○更手持小型西瓜刀突然衝出抵住證人乙○○之左腰，隨時均有可能傷害證人乙○○，是證人乙○○致生之危險即在眼前，其意思自由顯已遭到壓抑，在客觀上亦顯已致證人乙○○不能抗拒無疑。故縱令證人乙○○嗣後有反抗之行為，仍於無礙強盜罪之成立。被告甲○○既對於原審判決心服，而於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之後，表明撤回上訴訴，公設辯護人卻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告甲○○行為是無不法所有的意圖，所搶劫財物與其債務應該有所關連，被告甲○○行充其量，僅構成強制罪云云，自非可取。
三、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謂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甲○○所持之小型西瓜刀，雖未扣案，但一般西瓜刀均質地堅硬、刀鋒銳利，應足以殺傷人生命、身體，顯為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無疑。故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攜帶兇器加重強盜罪。被告甲○○與朱泰旭2人間，就上開加重強盜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丙○○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證人乙○○身懷鉅款之資訊予被告甲○○，甲○○邀朱泰旭參與本件犯行，既無從證明被告丙○○有不法所有意圖及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則為此一犯罪（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攜帶兇器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公訴人認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攜帶兇器加重強盜罪之正犯。自有未合，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相同，自得由本院變更法條審判之。又被告甲○○曾因竊盜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分別以91年度易字第2032號、92年度簡字1853號、91年度訴字第409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有期徒刑6月、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6月確定，定應執行刑2年2月，於95年1月11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於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原審為科刑之判決，固非全然無見，惟㈠被告丙○○係幫助甲○○、朱泰旭實行強盜犯罪行為者，縱朱泰旭不知幫助之情，亦同，其理由如前所敘。㈡刑法分則中所稱之結夥三人，若其中一人僅為事前幫助之從犯，自不算入結夥三人之內（最高法院23年3月19日決議）。刑法第330條規定「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之加重強盜罪，其中第
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係指實行犯罪之人確有三人以上，且均具刑事責任能力而言。被告丙○○既係幫助犯，被告甲○○、朱泰旭自不構成結夥三人犯罪。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被告丙○○、甲○○無悔悟之意，濫行上訴，原審量刑已不足以對被告產生懲儆之效，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被告丙○○仍執陳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雖無可取（另被告甲○○已經撤回上訴），但原判決此部分既有如上所述可議之處，此部分即屬無可維持，此部分應由本院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甲○○係累犯，正值青壯，不知憑一己之力謀生，攜帶兇器強取他人之財物，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及社會治安，造成社會人心之不安，犯罪情節非輕，被告丙○○提供強盜之資訊予他人實行犯罪之從犯，被告等於犯後初則否認犯行，後甲○○於更審中直承犯罪，及其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甲○○有期徒刑8年；被告丙○○有期徒刑4年，以示懲儆。被告等上開行為時，雖均在96年4月24日以前，惟所犯刑法第330條之罪，依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規定，尚不得予以減刑。至被告甲○○持以作案之小型西瓜刀1把業已滅失等情，亦據被告甲○○供承在卷（見警卷第17、52頁、本院上訴卷第129頁），爰不另予宣告沒收。
五、另被告朱泰旭及石幸民被訴部分，已經判決確定，不另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
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28條、第30條、第33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宗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8年7月14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林正雄
法官黃壽燕法官陳啟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8年7月14日
書記官彭筱瑗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加重強盜罪）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