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2年上訴字第68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2年05月30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上訴字第六八О號
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三○一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九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一三七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八十九年間，在高雄市三民區四二一巷九號一樓「樂活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樂活公司）擔任工頭之期間，明知旗下工人並無乙○○此人，竟持工人 張志賢 所交付之乙○○身分證一枚，偽造乙○○名義之薪資支領資料，並偽造乙○○名義之印文於該文書上，據以向樂活公司支領新台幣（下同）十五萬元之薪資，致不知情之樂活公司如數發給該份工資，並使樂活公司據以向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申報乙○○名下之薪資扣繳憑單，足生損害於乙○○之所得稅負擔，及稅捐稽徵機關所得稅核課之正確性。嗣經乙○○接獲補稅通知，始知遭被告冒名申報樂活公司薪資所得情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三十二年度上字六七號判例意旨自明。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自張志賢處取得乙○○之身分證以申報薪資資料之供述、告訴人乙○○指訴：伊身分證早於八十八年間即在家中失竊，嗣因接獲國稅局補稅通知，始知遭他人冒名申報薪資所得等語、樂活公司職員 吳淑惠 表示：乙○○之薪資部分係由被告申報之電話記錄及乙○○身分證遺失之報案證明申請書、財政部高雄市三民稽徵所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財高國稅所審字第○九一○○一二二一五號函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曾持告訴人乙○○之身分證向樂活公司申報所得稅，惟堅決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辯稱：當時伊係另外僱用 蘇隆 文從事整理工地、調沙、調水泥等部分工作，而 蘇隆文 底下有好幾位工人，當時係蘇隆文將乙○○之身分證交予伊，伊不知道乙○○究有無在工地工作，嗣後因發現有問題，伊詢問蘇隆文身分證來源，蘇隆文始告知因張志賢已在別處申報，張志賢遂提出乙○○之身分證代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八十九年間，向樂活公司承包小型工程且擔任工頭之期間，曾持乙○○之
身分證一枚連同相關報表，交由不知情之樂活公司會計人員 吳淑慧 製作薪資表，表示乙○○於八十九年間受僱於樂活公司，並支領薪資十五萬元，惟乙○○從未受僱於被告或樂活公司（乙○○自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起即任職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而其身分證早於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即因家中遭竊而遺失，嗣於九十一年一月間，乙○○接獲國稅局補稅通知，始知遭他人冒名申報薪資所得等情，業據被告供承：確有持乙○○之身分證交予樂活公司報稅等語不諱，核與告訴人乙○○於偵查之指訴、及證人吳淑慧於原審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乙○○身分證遺失之報案證明申請書、財政部高雄市三民稽徵所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財高國稅所審字第○九一○○一二二一五號函、同所九十二年二月十日財高國稅三營所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樂活公司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所得人乙○○）、檢舉書、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所得稅核定通知書、乙○○在職證明書、樂活公司薪（工）資表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調查中辯稱：伊係向樂活公司承包小型工程，並另行僱用蘇隆
文從事整理工地、調沙、調水泥等工作，伊本身管理之工人有二十多人，蘇隆文底下之工人則有十多人，當初係拿十五張表格交給蘇隆文報，但工地之工人總數不止十五人，且有些屬打工、臨時工性質，來去不定，乙○○之身分證即為蘇隆文所交付等語，核與證人蘇隆文於原審、本院調查中結證稱：「（問：有無拿乙○○資料讓被告報稅？）是張志賢拿來的，張志賢說他的已經報了，他就拿乙○○的身分證來補足十五張，我不知道這麼麻煩。（問：當時有無告知被告乙○○係非樂活公司的工人？）我沒有告訴他，是張志賢一起收來的‧‧‧（問：當初被告知不知道乙○○沒有在那邊做工？）我沒有告訴他，被告是認為乙○○有在那邊做才去報。」、「（問：你曾經拿乙○○的身分證交給被告，再由被告交給樂活公司申報薪資所得？）有的。（問：乙○○身分證的來源？）我曾經在被告所承包的工地工作，向被告承包粗活，有僱用幾個工人，張志賢曾經在我那邊做了一、二天工作，我向張志賢說要申報薪資所得稅，他說他的身分證已經給別人報了，他要拿別人的身分證給我，所以張志賢就拿了乙○○的身分證給我。」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五一至五二頁、本院卷第二二至二三頁），雖證人張志賢於本院調查中堅稱：伊從未受僱於蘇隆文，亦未將乙○○身分證交予蘇隆文等語（見本院卷第二三頁），然乙○○身分證之來源為何，攸關本件究應由何人擔負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責，自難期待張志賢為不利己身之陳述，且參酌蘇隆文於原審，乃至於本院庭訊中，經與張志賢當庭對質後，仍為上開證述，此舉顯有令自己陷於法律上不利地位之虞（亦即，蘇隆文對於乙○○並未在工地工作乙節顯有所悉，而恐涉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其應無為袒護被告竟以身試法之理，是以，不論乙○○之身分證是否確由張志賢提供予蘇隆文，惟確係蘇隆文轉交予被告乙節，應無疑義。至被告於偵查中雖將張志賢誤供為『 張志輝 』，然其亦供陳：「我與他（張志賢）不認識，而是我的工人與他認識，介紹他來我那邊工作的」等語在卷（見他字第四九四二號偵查卷第二三頁）， 益徵 被告於偵查中僅未能將本案始末情節供述詳盡，其前後供述尚無顯然矛盾之出入。
㈢綜依被告與蘇隆文所述可知，其二人應屬民間承攬工程承包商與旗下小包商之關
係，即被告向樂活公司承包工程後，再將其中細部工程轉由蘇隆文承作，至該部分所僱用之工人為何，概由蘇隆文自行負責，從而，本件被告交由樂活公司據以申報乙○○領得薪資資料及身分證等，既由被告自蘇隆文處取得，衡情其主觀上尚無理由懷疑乙○○是否確屬蘇隆文所僱用之工人，準此，被告未切實深究乙○○有無實際在工地工作，充其量亦僅屬工地管理上之疏失，尚難遽認其有冒用乙○○名義，利用不知情之樂活公司會計人員據以申報乙○○不實薪資所得之犯意。又被告僅負責提供乙○○身分證及相關表格予樂活公司，然乙○○之印章並非被告偽刻，薪資表亦非被告所製作等情，業據證人吳淑惠於原審證稱：「（問：是何人製作薪資表？）是我製作，我是依照甲○○給我的資料所製作‧‧‧（問：薪資表上的乙○○印章是何來？）是公司叫我們刻的，是我蓋上去」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三五頁），是被告既無權限製作樂活公司薪資表等資料，復對於乙○○未在樂活公司工地工作乙節，並無所悉已如前述，從而此部分亦無論斷其是否有利用樂活公司不知情之人員偽造乙○○印章進而行使偽造之薪資表私文書等犯行之餘地。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將乙○○之身分證，交由樂活公司據以申報乙○○八十九年間支領薪資，然該身分證係由小包商蘇隆文轉交，被告乃誤信乙○○為蘇隆文所僱用，其主觀上，自屬欠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而與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構成要件有間。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因而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其主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李春昌
法官黃憲文法官莊飛宗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張明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