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6年易字第199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8月17日
裁判案由：恐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易字第1998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
（現另案於臺灣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59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丁○○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可預見其交付電信門號予他人使用，他人可能以該電信門號遂行財產上犯罪之目的，竟基於幫助他人恐嚇取財之不確定犯罪故意，容認他人使用其交付之電信門號以遂行恐嚇取財之犯行，而於民國93年7月間，在國道高速公路之高雄縣路竹交流道附近，透過戊○○之介紹，以新台幣（下同）6,000元之價格向乙○○收購0000000000號等3支行動電話門號後（另2支行動電話之門號不詳），再將上開門號以不詳之代價，提供予擄鴿恐嚇取財集團成員使用（戊○○及乙○○2人涉嫌幫助恐嚇取財罪部分，業經另行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提起公訴並判刑）。嗣擄鴿恐嚇取財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門號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自94年1月22日起至同年3月24日止，以上開電話門號撥打電話向甲○○等人（詳如附表所示）恫稱：賽鴿在其手中，需匯款至 楊文清 所有之臺南玉井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號之帳戶內，如不匯款，即將賽鴿殺害或轉售等語，致附表所示之人心生畏懼，而分別匯款至上開帳戶。嗣甲○○等人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丁○○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46條第1項之幫助恐嚇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92臺上字128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丁○○涉有幫助恐嚇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證人戊○○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資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丁○○堅詞否認涉有上開犯行，辯稱：伊根本不認識戊○○、乙○○，不可能透過戊○○去向乙○○收購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且戊○○之證詞前後反覆不一，根本不足採信。伊確未曾收購、交付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予擄鴿恐嚇取財集團使用，應不為罪等語。
四、經查：
㈠、證人戊○○先於95年11月10日警詢中陳稱：「我是與乙○○一起以乙○○名義申請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事後我拿走這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我是以新台幣1000元買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我並給付乙○○新台幣6000元」、「（問：當初你與乙○○一起以乙○○名義申請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有無告知要做何用途？）乙○○有詢問我，我告知他新營朋友要使用」、「當日我將這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交給新營朋友使用」、「（問：你為何要幫新營朋友收購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因新營朋友給我新台幣7000元叫我幫其收購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云云（見警卷第11、12頁）；復於95年11月26日警詢中陳稱：「當初是我向乙○○稱新營朋友綽號『 龍哥 』男子要向其購買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乙○○以新台幣1000元先購買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後我就約新營朋友綽號『龍哥』男子在路竹交流道口見面，綽號『龍哥』男子就給乙○○新台幣7000元（內含申請3支易付卡行動電話號碼的1000元）」云云；嗣於96年1月22日偵查中則供述：「我只是介紹乙○○與『龍仔』認識，是『龍仔』跟乙○○買的，他們是自己談的，與我無關」、「（問：是否幫『龍仔』、乙○○約在路竹交流道見面？）有。我也在現場，是否有給錢我不知道」、「因為之前我有住在『龍仔』家裡，『龍仔』說一支門號7000元，看是否有人要賣，所以我才介紹乙○○，我不敢賺『龍仔』的錢」云云；又於96年3月15日偵查中改稱：「丁○○拿6000元拜託我向乙○○買的，我都沒有賺到錢，他說他不會拿去做壞事」、「（問：你是在哪裡交給他的？）臺南柳營，時間我忘了」、「是丁○○拿錢給我，他拿6000元給我，不是7000元，給我去向乙○○買易付卡」、「我在89年住他（指被告）家，何時將手機交給他我忘了」云云；再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720號刑事案件準備程序中供稱：「我那時住在丁○○家裡，他一直拜託我，要我幫他買易付卡，他說不會害我。我就幫他向被告乙○○買，丁○○給我的6000元，我全部交給乙○○」云云（見上述卷宗第35頁）、於上開案件審理時則供述：「當時丁○○拿6千元給我，要我問問看，我就問乙○○，乙○○就說好。我是和丙○○一起去問乙○○。我是向乙○○說要買易付卡，我說是別人要買的，不會害他」、「（問：你有無說明是何人要買的嗎？）沒有」、「（問：這3支門號，你有無交給丁○○？）有，我是和丙○○一起拿回丁○○的家給丁○○的，但是乙○○沒有一起去」、「（問：乙○○是否認識丁○○？）不認識」、「（問：你在警察局說你是以1千元買這3支行動電話號碼，並且付給乙○○6千元，你的朋友總共是給你7千元，為何你剛剛說是6千元？）我在警局的筆錄都是亂做的」云云（見上述卷宗第64至66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則到庭具結證述：「（問：被告拿多少錢給你買？）6千元」、「（問：你向乙○○買3張易付卡之後，何時交給丁○○？）買了當天就馬上交給被告，大約2、3年前，時間我忘記了」、「我打電話給乙○○，乙○○答應要賣我易付卡，我就去乙○○家，他家住在路竹鄉‧‧‧他就帶我到賣行動電話易付卡的店辦理，也是在路竹鄉那裡，店名我忘記了，是一家通訊行，乙○○辦了3支，他付了多少錢我忘記了，6千元是購買易付卡前或後交給乙○○的，我忘記了，當時在通訊行的人還有丙○○，他是我的朋友，去通訊行的時間是某日的下午，正確的時間忘記了，辦完之後，我與丙○○就回到被告柳營鄉八老爺的家，住址幾號忘記了」、「（問：你跟乙○○買易付卡的時候，如何跟乙○○講的？）我就問乙○○，一張易付卡向你買2千元，我跟乙○○說，不會害他，不會拿去做壞事，並沒有跟他講買易付卡的用途，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被告要買易付卡的用途為何」、「（問：你有無在高雄縣路○鄉○○道附近買賣易付卡？）沒有。我之前說錯了」、「（問：既然沒有○路○鄉○○道附近買賣過易付卡，為何當時會說，有在該處買賣過易付卡？）因為當時乙○○被查獲，乙○○向警察指認出我，乙○○叫我說謊，不要說易付卡是我用錢向他買的，要說，易付卡是乙○○辦的，要給我使用的。所以我就照著乙○○告訴我的，說是在路竹交流道我跟乙○○2個，一起把易付卡交給龍哥」、「（問：乙○○為何自己從來沒有提過龍哥？）因為乙○○根本不認識龍哥」、「（問：乙○○既然不認識龍哥，為何你剛又說，乙○○交待你說，要向警察說，你們2人一起在路竹交流道把易付卡交給龍哥？）我也不知道，反正當時乙○○就是交待我這樣說。乙○○的重點就是要我說，他不是把易付卡賣給我，是給我免費使用的」云云，從上開陳述內容，顯見證人戊○○就其究於何時居住在被告家（89年或93年）、當時被告究有無交付金錢委託其去購買易付卡、交付多少金額（7000元或6000元）、戊○○當時如何接洽乙○○欲購買易付卡、有無告知乙○○係被告龍哥欲購買易付卡、約定之買賣價格為何、其給付多少金額予乙○○、被告丁○○與乙○○究有無約定在路竹交流道交易、交易時戊○○有無在場、戊○○究在何時、何地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等情，迭於警詢、偵查及法院審理中為不同陳述，反覆不一，且前後陳述互有矛盾，其證言之憑信性顯有可疑。
㈡、復參諸證人乙○○於前揭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72
0號刑事案件審理中供稱「（問：你在93年7月、8月間，是否有申請3支行動電話包含0000000000交給戊○○或是丁○○？）我總共交3支門號給戊○○，那是分2次的，我都是拿給戊○○」等語（見上開卷宗第6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到庭具結證述：「（問：你有無見過在庭的被告？）沒有見過，只有在我高雄的案件中視訊的時候，有見過他，他當證人」、「（問：戊○○叫你幫他辦易付卡的時候，有無告訴你，易付卡要交給誰用？）他都沒有說」、「（問：戊○○有無跟你說過『龍哥』的人？沒有，是警察查獲這個案件的時候，戊○○才告訴我，到法院的時候，要說我們一起拿易付卡到交流道交給丁○○，但是我沒有這樣講。因為那不是事實」、「（問：戊○○來本院作證的時候，說是你叫他要說，你們2人一起拿易付卡到交流道交給龍哥，事實為何？）我沒有這樣跟戊○○講」等語綦詳，且證人乙○○上開證詞，核與證人戊○○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乙○○根本不認識龍哥乙情相符，應堪採信，準此，證人乙○○既未曾見過或認識被告丁○○，顯無曾於路竹交流道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之可能，亦無可能會要求證人戊○○須配合指述上開事實，足認證人戊○○所稱：在路竹交流道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等情，乃屬虛枉。又衡諸常情，茍證人戊○○確有交付前揭乙○○之易付卡予被告丁○○，就其究在何地交付易付上開易付卡乙節，當無記錯或忘記之可能，其只須據實陳述即可，何須一開始先虛構其與乙○○一同在路竹交流道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乙情？事後因乙○○不願配合其說詞，始又改稱其係在臺南柳營被告丁○○家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就此益徵證人戊○○上開證詞不足採信。
㈢、再者，證人戊○○雖又陳稱：當時是丙○○與伊一起去找乙○○買易付卡，伊和丙○○一起將該易付卡拿回被告家交給被告云云（見上述高雄地方法院卷宗第36、64、65頁），惟就此部分，業據證人丙○○於高雄地方法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問：你有和他們〈指戊○○及乙○○〉一起去辦理門號嗎？）沒有」、「（問：你有看到戊○○將門號卡交何人嗎？）沒有」等語明確，足見證人戊○○上開所述，與證人丙○○之證詞顯不一致，依此，證人戊○○為何故意虛構證人丙○○有親眼目賭其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之情，益增其上開證詞之可疑，實難採信其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之證詞為真。
㈣、另公訴人雖認證人戊○○對被告丁○○之身分、家庭及子女人數等狀況知之甚詳，而認證人戊○○所述為真云云，惟證人戊○○縱與被告不相識，而透過與被告丁○○熟識之友人而得知被告丁○○之身分、家庭及子女人數等狀況，非屬不可能，尚難以此即認證人戊○○之證述為真，且從反面推論，縱認證人戊○○與被告丁○○熟識為真，在無其他佐證下，亦不足以推論證人戊○○確有交付易付卡予被告丁○○之行為，其理至明。況證人戊○○之證詞，如上所述，既存在甚多可疑之處，且與證人乙○○、丙○○之證詞顯不相符，，足認其證詞憑信性甚有可疑，在罪疑唯輕法理下，自難遽為不利於被告丁○○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因仍存有前開多項合理之懷疑，尚難證明被告丁○○即係購買易付卡幫助恐嚇取財之行為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丁○○有何幫助恐嚇取財之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丁○○犯罪，自應為被告丁○○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96年8月17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官曾佩琦
法官楊真明法官蔡美華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書記官劉家瑜中華民國9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