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8年訴字第10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12月14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ОО號
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選任辯護人許巍騰
李怡卿右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七年度偵字第四九九三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五號、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亦分別著有判例。復按以被害人之陳述為認定犯罪之依據時，必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能認為有證據能力，此觀最高法院六十一年臺上字第三○九九號判例意旨自明。
三、查公訴人認被告丙○○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戊○○之指訴，及卷附 黏顯宗 及 李復興 為發票人之二紙拒絕往來之支票為據。訊據被告丙○○， 固坦 認有交付 張誠 、黏顯宗及李復興之票予告訴人，然堅決否認上開犯行，辯稱：只是幫甲○○轉交票據，並未自稱 張永祥 ，亦未委託告訴人幫其買賣股票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指稱：被告自稱張永祥，委託其下單買賣股票，並約定每賺一百萬元即
讓其吃紅百分之五，故其再託庚○○買賣，之後與被告對帳過四次，前二次對帳均賺，故給過被告三十萬元現金，及其為發票人，票號VC0000000，面額十五萬零八百一十四元之支票一張，後二次被告虧損，共計虧損四百五十萬元，故被告先給其一張發票人張誠，面額一百萬元之支票，再給其發票人黏顯宗，面額一百二十萬元及發票人為李復興，面額一百五十萬元之支票二紙，另被告尚應予其八十萬之現金，又與被告對帳時，除提出偵卷第三七、三八頁之對帳單外，並無提出其他之憑證等語。查聯電、中強等上市股之股票買賣，均需經由證券商自證券交易市場為之，是凡股票交易，證券公司均會製予交易明細，資為憑證，而股票委託集保公司保管者，證券之買賣情形，更現於證券存摺內。查被告倘委託告訴人下單買賣股票，依告訴人所提對帳單之買賣金額，每筆均達數百萬元，金額非微，是於雙方對帳時，自無不提出明細以資憑對，全賴告訴人所整理之明細作為對帳計算之標準。告訴人稱與被告對帳時，並無提供任何明細，端賴其所提之前述對帳單，其陳述顯與常情有悖，難以俱採。另告訴人指稱：自八十六年十月十日受被告委託幫其買賣股票，被告說以何價錢買賣何股票，其即依其指示，錢均由其代墊，待一段時日後再對帳，如被告有賺，即扣除告訴人應取之紅利後，將餘額交予被告，如被告虧即由被告返還其所墊之款，待被告墊錢並無任何擔保，因事後對帳時，被告虧損，故被告支付張誠等人之支票償還其代墊云云，查告訴人與被告係於八十六年九、十月間，在一聚會之場合，經由甲○○介紹而認識等情，業據告訴人陳述在卷，查告訴人於八十六年九月、十月間始初識被告，二人既為初識，交情當淺，告訴人於對被告瞭解不深之際，即不取任何擔保，為其代墊款項，依其指示買賣股票，且買股票之款項每筆均達百萬以上，其所述顯與常情不符，殊難想像。再參告訴人所提之對帳表，其所稱代被告買賣之各筆股票，幾乎多為高價買進，低價賣出，尤其是後五筆買賣，竟都以每股六十四元至六十五．五元買入聯電股票，六十元賣出，衡情買賣股票乃為賺錢，於短期內進出，應多低價買進高賣出，豈有高價買進低價賣出之理，被告至愚亦不致為此指示，且縱被告為此指示，身為代墊款項之告訴人焉會不阻止，而為此虧本買賣？是告訴人所整理之前述對帳表，顯有瑕疵，無從盡信。
㈡查告訴人稱：被告委託他後，他再委託庚○○買賣股票云云，證人庚○○於本
院調查時，則證稱：告訴人稱有位張先生，託其買股票，故其再託我買股票，並匯錢予交割，前後計匯四百多萬元等語，並有告訴人匯款予庚○○之匯款單在卷可參。然查證人庚○○於本院調查時稱：告訴人託其買股票，待要交割時，再匯款予其云云，告訴人則稱：因其錢不夠，故向庚○○借錢幫被告買股票，若同日有買及賣股票，才結算差額匯款予庚○○云云，二者第一次買股票錢，是否告訴人向庚○○借一情，所述前後不一，是告訴人有否委託庚○○買賣股票，即值啟疑。至庚○○後改口稱：第一次買股票係借款予告訴人，之後，若同日有買及賣，告訴人即匯差價云云，此乃聽到告訴人陳述後，始翻異之陳詞，後所陳前自不足採。又查告訴人陳稱：剛幫被告買賣股票時，有賺錢，扣除成本及其應得之紅利後，給過被告四十五萬元云云，而庚○○則證稱：幫告訴人買賣股票，均虧損，從沒吃過紅等語，依告訴人之說法，出買賣股票有盈餘，而庚○○則稱自始至終虧損，二者就買賣股票之盈虧情形，顯不一致，益徵二人所述有買賣股票之事與事實不符。既告訴人及庚○○所述，有上開疑點，則縱告訴人有匯款予庚○○，亦不足證明告訴人有委託庚○○買賣股票。
㈢另告訴人雖指稱第二次對帳，因買賣股票有利潤，故給被告一張其為發票人，
票號VC0000000，面額十五萬零八百一十四元之支票，然查該張支票之提示人為己○○，此有台灣省合作金庫中興支庫之函可參，該提示人非被告，自無從證明該紙支票係告訴人給予被告。
㈣證人乙○○於本院證稱：八十六年十一月，在力霸飯店巧遇告訴人、甲○○，
過去打招呼，甲○○介紹被告予我認識，並稱其為張永祥。收到法院傳票，問告訴人何事，告訴人人說在力霸飯店那位張永祥即為被告。當時被告介紹我買股票等語，丁○○則稱：八十六年十二月上旬，突接告訴人電話說要向我調現，遂至台視後面之咖啡廳，告訴人拿一百多萬之票要調現，因數目大，又非告訴人之票，故拒絕。當時告訴人有介紹被告叫張永祥。當時有看到被告在票據上簽「張永祥」。後告訴人告訴我，才知他叫丙○○。當時被告介紹我買聯電，後來被告先離開等語。經隔離訊問，二人與告訴人所述相吻合。然查乙○○及丁○○與被告素不相識，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月間，有一面之緣，嗣即無聯絡，二人竟能於時隔約一年六個月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院庭訊時，認出被告即為當日介紹之張永祥，且能清楚指出當時被告與其等對談之內容，考其等談話內容，並無特殊之處，衡情應無就細節深刻記憶之理，二人及告訴人竟能清晰記憶彷如昨日發生之事，實難令人無其等開庭前有沙盤推演之嫌。再查乙○○及丁○○，或稱接到法院傳票，問告訴人發生何事，或稱：告訴人說張永祥就是被告丙○○等語，益堪認告訴人於開庭前即已向證人乙○○及丁○○陳述上情，乙○○及丁○○已有先入為主想法，是其二人之證詞，尚難遽採。
㈤再查告訴人於告訴狀中，陳稱因被告要求告訴人先墊付股票交易款，日後以票
款償還，故交付黏顯宗、李復興為發票人，張永祥背書之支票二紙，聲稱：張永祥為股市聞人，其背書之支票絕無問題，據告訴人事後瞭解，該二紙支票背書之張永祥，非張永祥所簽，係他人偽造等語，於偵查及本院中始稱票據後「張永祥」之背書為被告所寫，前後不一。又查雖證人丁○○稱：有看見被告在支票後簽「張永祥」之名，然如前述，證人丁○○之證詞，並不足採，是難以其陳述，為被告偽造文書之證據。又經本院將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訊問中簽名之筆錄、當庭書寫之字跡，被告向玉山銀行、慶豐銀行申請開戶所書之申請書、其委任律師之委任狀，及黏顯宗及李復興為發票人支票上「張永祥」之背書，委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該局覆以待鑑定支票上之「張永祥」簽名，部分筆畫書寫欠自然流暢，恐有失真之虞，無法鑑定係否為丙○○所簽，此有該局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函可證，是並無法鑑定票據上「張永祥」署押是否被告偽造。
㈥告訴人稱被告委託其買賣股票，及其交付三十萬及前開支票予被告時，甲○○
均在場，另交付交付三十萬及前開支票予被告時，己○○亦在場等語，然經本院多次傳喚、拘提證人甲○○，及傳喚證人己○○，暨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囑託訊問，經該法院傳喚、拘提，甲○○及己○○均未到，此有送達證書、拘票及前開法院函在卷可稽。本院已盡調查之能事，仍無從傳喚該二證人到庭調查，自不再予傳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既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委託告訴人買賣股票，亦無證據證明上二紙支票上張永祥之背書，為被告所為，被告自承交付該二紙支票予告訴人，尚難認定其犯有公訴人指訴之罪。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本件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琪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法官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