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0年訴字第39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1年04月30日
裁判案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訴字第三九五號
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選任辯護人江銘栗律師右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年度偵緝字第四一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夥同綽號「明仔」之不詳姓名男子意圖販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由丙○○於民國（下同）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時許，以電話探詢乙○○是否欲買毒品，而相約在彰化縣埔心鄉「ＡＢＣ保齡球館」前交易，遂於同日下午三時五十分許，由「明仔」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 蔡旻君 所有，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卅一日下午七時許，在彰化縣○○鎮○○路○○○號前失竊，查獲時懸掛偽造之車號0000000號車牌）載丙○○至上址與乙○○會合後，改由不知情之乙○○駕駛上開贓車搭載二人， 嗣行 經彰化縣○○鎮○○路○○○巷口時，為警當場查獲，並在該車上扣得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淨重七十五公克），因認被告丙○○共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二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証據認定之，無証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証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証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証據，或証據不足以証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証據，苟積極証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証據；再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三十年上字第一八三一號判例參照）。
三、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丙○○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二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無非以證人乙○○於警偵訊中之指述，並有安非他命二大包（淨重七十五公克）扣案以及被告前後辯解不一為其主要論據。惟訊之被告丙○○則堅決否認右揭犯行，辯稱：案發當日伊人在華濟醫院照顧車禍受傷男友甲○○，又伊於偵查中與乙○○對質時之所以會改稱曾有打電話約乙○○在彰化縣埔心鄉「ＡＢＣ保齡球館」前見面，是「明仔」僅載伊過去 云云 ，是因為伊在地檢署等候開庭時，乙○○趁機告訴伊，待會開庭時叫伊順著他的話說，要伊將罪名推給「明仔」伊就不會有事，伊並不知道乙○○將伊說成毒品買賣介紹人，才順著乙○○的話回答等語。經查：⑴關於證人乙○○於警訊時及偵審中一再指證被告丙○○要介紹其男友綽號「明仔」之男子販賣海洛因給伊部分：證人乙○○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遭警方逮捕時，證稱：「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十四時左右，丙○○主動打電話給我，詢問我是否要買安非他命，並約在彰化縣埔心鄉ＡＢＣ保齡球館前」云云；隔日檢察官偵訊時，證稱：「是丙○○於昨天下午一點多，『我在ＡＢＣ保齡球館打球』，她開車來載我云云（見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偵訊筆錄）；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偵訊時則證稱：車子是他們開到ＡＢＣ保齡球館來載我，我是準備向他們買安非他命，『我是扣機找他們』，『我原先在打保齡球』，是別人載我去的」云云（見偵訊筆錄第二十一頁反面）；惟卻於本院九十年九月六日訊
問時另證稱：「（為何在保齡球館見面？）本來我在我朋友太平鄉處（與偵訊時稱：原先在打保齡球云云不符），丙○○中午十二點（與警訊中所稱之十四時不符）打行動電話給我（與偵訊時所稱：當天是我叩機給她們不符）約在保齡球館見面，因丙○○有拿他的衣服」、「（如何到保齡球館？）中午一點朋友丁○○（現人在雲林監獄）用機車載我去的，我有帶丙○○的衣服，朋友先走，因他們路不熟，才讓我開車的。」云云，是證人乙○○就當時雙方相約見面時間、聯絡方式以及當時在做何事前後供述均不一致，且本院經向雲林監獄借提證人乙○○之友人丁○○到庭訊問，其卻證稱：伊印象中確有載乙○○去埔心ＡＢＣ保齡球館，但時間是在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發生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因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地震前我們還有在一起，之後我們就沒有在一起了」等語（見本院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訊問筆錄），足見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午，丁○○根本未曾搭載乙○○前往ＡＢＣ保齡球館之事實，則證人乙○○此部份之供述亦與事實不符。此外被告丙○○之男友為甲○○，並非綽號「明仔」之男子，此不僅經甲○○到庭證實，亦經被告當庭承認，堪信為真實（見本院九十年九月六日訊問筆錄）。綜上，證人乙○○於警訊時及偵審中之證述，就當初兩方聯絡之方式，究係何人先聯絡、用扣機或是電話、約見面之時間、當時做何事、乙○○是如何去ＡＢＣ保齡球館等事項，前後均有明顯不一致，其上開指述已非毫無瑕疵可指。⑵關於扣案安非他命二大包（淨重七十五公克部分）：按警方於乙○○所駕駛之贓車內雖查獲附有丙○○藥包之衣服一袋，惟查被告丙○○曾居住於乙○○之租屋處，而有衣物未帶走，被告丙○○曾向乙○○表示將找一天前往員林向其領取所留之衣物等情，此為乙○○所不否認，則乙○○因四處遊蕩之故，為方便被告丙○○隨時領取衣物，而將丙○○之衣物放置於其所駕駛之車輛上亦有可能，是自不得僅因所查獲之贓車上置有被告之衣物，即率爾推認被告當時可能在車上，況查獲之員警張首意亦到庭證稱：查獲當時只有查獲乙○○一人，乙○○雖堅稱丙○○有在現場，但我們有到現場查訪並未發現等語（見本院九十年九月六日訊問筆錄），是依現有證據顯示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丙○○當時確有在現場；再者查獲之毒品當時均放在駕駛座之門邊置物內，並非在丙○○之衣物內，此亦為查獲之員警所證實，自難認丙○○與當時查獲之毒品有任何關聯，況當時坐駕駛作者為乙○○，若乙○○所供該贓車為綽號「明仔」之男子所有，該男子準備販毒給伊，尚未開始交易，因該男子不知道往員林的路，才由伊駕駛云云為真，惟衡諸一般交易常情，交易既尚未完成，該綽號「明仔」之男子豈有可能將毒品置於乙○○隨時可得之處之駕駛座門邊置物內？再者，該贓車內所置放之他人失竊車牌0面（Ｗ９─１５１３號），其失竊地點係在彰化縣○○鎮○○路○段○○○巷○○○號，而該贓車失竊地點為彰化縣○○鎮○○路○○○號，有失主江榮通、 蔡直強 所錄之警訊筆錄可證，顯然竊車者對員林及鹿港之路況有一定程度之瞭解，若如乙○○所供贓車為綽號「明仔」之男子所有，該男子自不可能不知道埔心往員林之路，是乙○○上開所供亦與常情不合，實難採信。⑶被告丙○○曾於偵審中部分自白，且前後供述不一，相互矛盾部分：按刑事訴訟之被告依法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若控罪所憑之積極證據，在生活經驗上尚不足以排除其他有利被告之合理推斷，致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時，仍不能因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不成立，資為無視積極證據不足之理由，通觀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三十年上字第四八二號、三十年上字第一八三一號等判例所持一貫見解，不難明瞭。是被告丙○○雖曾於偵查中自承：當日 伊確 有打電話約乙○○在ＡＢＣ保齡球館前見面，是「明仔」載伊過去過去云云，為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已表示偵訊時如此之說法，係為使乙○○能順利交保才如此說，事實並非如此，而否認前開說法之真正，辜不論被告所供何者為真，所言是否與事實相符，惟依前開最高法院判例要旨，尚難憑被告丙○○前後不一之供述，遽為被告丙○○不利之認定。綜上，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有販賣安非他命給乙○○之情事，無非以乙○○之證詞及被告於偵查中之部分自白為據，惟被告於偵審中始終否認有欲販賣安非他命給乙○○之情事，而證人乙○○之證詞不僅前後供述不一，更與證人丁○○之證詞相違，顯然不足採信。是本案公訴人所舉之證據既難謂已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不法之行為，自不能單憑證人乙○○於警偵訊正確性有可疑之證述，而令被告丙○○負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罪嫌尚屬不足，應為被告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芙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法官康弼周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法院書記官詹國立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六日